欧战爆发后的中法关系研究——1939-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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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吴景平的《抗日战争时期急转直下的中法关系》中也将中法关系的转折点放在1940年。吴景平认为中法关系演变过程应以法国战败,被德国攻占为界,并认为前期双方关系比较融洽,之后就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杨元华在其著作 《中法关系史》中也探讨了在抗战爆发时期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种种联系。他认为在战争爆发初期,驻法大使顾维钧受重庆政府的外交训令,积极在法国开展外交活动争取中国借道印度支那运输军用物资,但对于法国来说允许中国军用物资过境势必会引起日本的不满,所以法国并没有给予中国多大的便利,也驳回了国民政府请求的军用物资过境,只是不阻止私营公司的货物运往中国。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爆发,法国更加集中兵力以对付德国,在远东殖民地也更加忌惮日本的态度,“1939年9月,欧战爆发,法国对德宣战。法国政府即宣布德国制造的商品为敌货,不准由越南通过......但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节外生枝,借口军事需要,仍然扣压德制机器不放。” 直到1940年6月巴黎陷落,主和派领袖贝当上台担任法国总理,并将政府迁至维希。而在这一阶段,法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在法西斯政权的影响下,双方逐渐走向了破裂。
既然有双政府的存在,那双方之间就会擦出更加微妙的火花。对此,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王文隆先生在他的《重庆政府与戴高乐政权的双边关系》一文中,主要研究了1941年到1943年之间,重庆政府与维希政府,以及与法国的戴高乐政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重庆政府尚未和维希政府断交之前,为了避免丧失在越南的便利,与之维持着表面的和谐关系,事实上双方却并不完全相信彼此。一是没有在各自的首都派遣使节,二是在电报通讯上双方都试图封锁各自的对外通讯电台,以免情报外泄。对于戴高乐政权,重庆政府考虑到和维希还处在官方的建交关系中,所以只暗地里通过民间的国民党作为中间人与之联系,而双方之间的合作也是建立于在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重庆方面希望可以从戴氏那边获得更多有关越南的军事情报,而戴氏则希望国民政府可以承认其合法性,并能相互达成协作。而后由于维希将在华权益让与南京伪政府,重庆正式宣布与维希断交。断交之后的国民政府也追随英美,承认戴高乐政权。国民政府在维希和戴高乐政权之间都有着联系,正是这种双边关系的存在,体现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上的灵活性。
在欧战爆发之后,法国自身也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之中,在这段时间里,法国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纷争不断,对外政策存在分歧。当1940年法国战败后,主和派领袖贝当上台所成立的维希政府站在德国和日本一边之时,戴高乐也在海外成立了“自由法国”势力,意图与德国抗争到底。十分巧合地是,中国和法国都是在二战时期同是被法西斯所侵略的两个国家,在抗战时期也同样出现了被法西斯政权所控制的“傀儡”政府——汪伪政府和维希政府。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法关系的转变节点在于1940年,关注点也并没有集中在中法外交过程中具体交涉的事件来分析总结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中法之间的关系转变与日本、德国的干涉确实脱不了干系,但是当事人法国的心路历程又如何呢?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方一直积极向欧美大国寻求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法国在抗战前期也确实给予了中国一些帮助。从中法双方具体的交涉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很大的变动性。
刘卫东在他的《论抗战前期法国对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中,重点关注中法印支运输的问题。他认为法国对华借道运输政策的变化呈现阶段,将法国的借道政策分为禁运、变通、逆转三个演化阶段。他认为在这一政策中,法国的决定实际上是其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表现。
陈晋文则在他的《法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与抗战前期中法关系》一文中,主要集中于法国派遣军事顾问团一事,把这件事看作抗战前中法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于该事件的具体分析,从法国最开始因惧怕日本的压力不愿派正式的现役军官作为军事顾问,只同意派后备军来华,到最后全部召回在华军事顾问来看,法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摇摆不定的“千秋政策”,使两国的关系变得曲折多变。 而中国在抗战时期,为了能争取国外力量的支持,重视与各国之间的友好邦交,固然法国一再改变对华态度,但国民政府仍然设法与之建立联系,这也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外交往中较为软弱的一面。
国内有限的研究著作中,一些学者将抗战时期的中法关系以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法关系论述》一文中,作者杨邓红通过对抗战以来中法关系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认为法国在战败投降以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中法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纷争。但在后一个阶段,法国迫于德国和日本的压力的情况下,在远东战场选择向日本妥协,并且牺牲中国的利益,倒向日本一边,最后导致中法断交。
]在杨元华先生的著作中,不难发现中法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外交活动是很丰富的,书中也很明显地体现了在1939年9月3号以后法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但不足的是,杨先生并没有在书中针对法国对华态度转变的原因和双方主要的利益交涉展开具体地讨论,也没有分析在这一历史时期双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以上的这些著述对我们研究认识抗战以来的中法关系能够形成一个阶段性发展的认识,但亦有其局限性。他们的研究基于对已有的历史节点来探讨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以往有关于中法关系的研究也大多将目光放在1940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一直积极在法国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得到法国的外援。驻法大使顾维钧也在这一期间努力与法国积极交涉,争取外援。在欧战爆发前中法关系是处在和平友好的合作阶段;但随着1939年9月欧战的爆发,法国政府将自己的精力放在欧洲问题上,而对于远东问题,法国政府尽管想与国民政府维持着友好关系,以确保自身在越南殖民地的利益,但随着战争爆发之后局势的变化,在日本的恐吓之下,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变得摇摆不定。在1940年法国战败之后,迫于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压力,法国开始走上亲日疏华的道路,而中法关系也最终破裂。一直以来,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便利问题和双方的军事合作是中法建立关系的基石,而之后法国对于日本的态度转变、与汪伪政权建立联系,这一桩桩一件件也成为了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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