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爆发后的中法关系研究——1939-1943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一直积极在法国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得到法国的外援。驻法大使顾维钧也在这一期间努力与法国积极交涉，争取外援。在欧战爆发前中法关系是处在和平友好的合作阶段；但随着1939年9月欧战的爆发，法国政府将自己的精力放在欧洲问题上，而对于远东问题，法国政府尽管想与国民政府维持着友好关系，以确保自身在越南殖民地的利益，但随着战争爆发之后局势的变化，在日本的恐吓之下，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变得摇摆不定。在1940年法国战败之后，迫于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压力，法国开始走上亲日疏华的道路，而中法关系也最终破裂。一直以来，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便利问题和双方的军事合作是中法建立关系的基石，而之后法国对于日本的态度转变、与汪伪政权建立联系，这一桩桩一件件也成为了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国内有限的研究著作中，一些学者将抗战时期的中法关系以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法关系论述》一文中，作者杨邓红通过对抗战以来中法关系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认为法国在战败投降以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中法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纷争。但在后一个阶段，法国迫于德国和日本的压力的情况下，在远东战场选择向日本妥协，并且牺牲中国的利益，倒向日本一边，最后导致中法断交。
同样，吴景平的《抗日战争时期急转直下的中法关系》中也将中法关系的转折点放在1940年。吴景平认为中法关系演变过程应以法国战败，被德国攻占为界，并认为前期双方关系比较融洽，之后就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杨元华在其著作 《中法关系史》中也探讨了在抗战爆发时期中国与法国之间的种种联系。他认为在战争爆发初期，驻法大使顾维钧受重庆政府的外交训令，积极在法国开展外交活动争取中国借道印度支那运输军用物资，但对于法国来说允许中国军用物资过境势必会引起日本的不满，所以法国并没有给予中国多大的便利，也驳回了国民政府请求的军用物资过境，只是不阻止私营公司的货物运往中国。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爆发，法国更加集中兵力以对付德国，在远东殖民地也更加忌惮日本的态度，“1939年9月，欧战爆发，法国对德宣战。法国政府即宣布德国制造的商品为敌货，不准由越南通过......但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节外生枝，借口军事需要，仍然扣压德制机器不放。” 直到1940年6月巴黎陷落，主和派领袖贝当上台担任法国总理，并将政府迁至维希。而在这一阶段，法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在

法西斯政权的影响下，双方逐渐走向了破裂。
]在杨元华先生的著作中，不难发现中法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外交活动是很丰富的，书中也很明显地体现了在1939年9月3号以后法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但不足的是，杨先生并没有在书中针对法国对华态度转变的原因和双方主要的利益交涉展开具体地讨论，也没有分析在这一历史时期双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以上的这些著述对我们研究认识抗战以来的中法关系能够形成一个阶段性发展的认识，但亦有其局限性。他们的研究基于对已有的历史节点来探讨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以往有关于中法关系的研究也大多将目光放在1940年。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法关系的转变节点在于1940年，关注点也并没有集中在中法外交过程中具体交涉的事件来分析总结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中法之间的关系转变与日本、德国的干涉确实脱不了干系，但是当事人法国的心路历程又如何呢？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方一直积极向欧美大国寻求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法国在抗战前期也确实给予了中国一些帮助。从中法双方具体的交涉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很大的变动性。
刘卫东在他的《论抗战前期法国对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中，重点关注中法印支运输的问题。他认为法国对华借道运输政策的变化呈现阶段性，将法国的借道政策分为禁运、变通、逆转三个演化阶段。他认为在这一政策中，法国的决定实际上是其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表现。
陈晋文则在他的《法国军事顾问团来华与抗战前期中法关系》一文中，主要集中于法国派遣军事顾问团一事，把这件事看作抗战前中法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于该事件的具体分析，从法国最开始因惧怕日本的压力不愿派正式的现役军官作为军事顾问，只同意派后备军来华，到最后全部召回在华军事顾问来看，法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摇摆不定的“千秋政策”，使两国的关系变得曲折多变。 而中国在抗战时期，为了能争取国外力量的支持，重视与各国之间的友好邦交，固然法国一再改变对华态度，但国民政府仍然设法与之建立联系，这也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外交往中较为软弱的一面。
在欧战爆发之后，法国自身也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之中，在这段时间里，法国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纷争不断，对外政策存在分歧。当1940年法国战败后，主和派领袖贝当上台所成立的维希政府站在德国和日本一边之时，戴高乐也在海外成立了“自由法国”势力，意图与德国抗争到底。十分巧合地是，中国和法国都是在二战时期同是被法西斯所侵略的两个国家，在抗战时期也同样出

现了被法西斯政权所控制的“傀儡”政府——汪伪政府和维希政府。
既然有双政府的存在，那双方之间就会擦出更加微妙的火花。对此，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王文隆先生在他的《重庆政府与戴高乐政权的双边关系》一文中，主要研究了1941年到1943年之间，重庆政府与维希政府，以及与法国的戴高乐政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重庆政府尚未和维希政府断交之前，为了避免丧失在越南的便利，与之维持着表面的和谐关系，事实上双方却并不完全相信彼此。一是没有在各自的首都派遣使节，二是在电报通讯上双方都试图封锁各自的对外通讯电台，以免情报外泄。对于戴高乐政权，重庆政府考虑到和维希还处在官方的建交关系中，所以只暗地里通过民间的国民党作为中间人与之联系，而双方之间的合作也是建立于在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重庆方面希望可以从戴氏那边获得更多有关越南的军事情报，而戴氏则希望国民政府可以承认其合法性，并能相互达成协作。而后由于维希将在华权益让与南京伪政府，重庆正式宣布与维希断交。断交之后的国民政府也追随英美，承认戴高乐政权。国民政府在维希和戴高乐政权之间都有着联系，正是这种双边关系的存在，体现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上的灵活性。
毋庸置疑，在二战中，中法之间有着相似的遭遇。正是这种相似性引发了笔者对于欧战爆发之后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兴趣。鉴于国民政府时期留下的一手档案资料和顾维钧在驻法时期的回忆录使本文的写作成为可能。本文将分为五个部分来探讨欧战爆发之后中法关系的演变，首先从欧战爆发后法国当局在远东殖民地上和欧洲问题上的处理政策上这个入手，就与中国长期交涉的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问题的态度以及在战败之后双方政府间的关系来往进行研究论述，探讨从1939年欧战爆发到1943年中国与法国维系政权断交这一时期的中法关系。

一、欧战爆发前后法国政府在远东政策上的犹豫不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同样的，在这样的国际变局之下，也势必会意味着各国之间关系的重组和改变。
在欧洲，法国和英国对德采取绥靖政策，以避免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但是德国并不会因为英法的退让和妥协而满足，英法的态度反而助燃了德国的气焰，随着德国势力的不断增长，欧洲的局势也变得越来越紧张。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双方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消息使得英国和法国立即陷入了恐慌。在法国当局看来，苏联此举意图并非是选择中立，而是选择和德国站在同一阵营，并

且旨在促成西线的战事。
在苏德达成协议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敏锐地意识到苏德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意味着欧洲局势的改变。英法对于苏联的猜忌，以及对于德国的绥靖主义政策势必会动摇英法两国的对外政策，而中国身处与抗日战争的内忧之下，更需要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才能适应国际时局的变化。
而事实证明，法国方面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的确有要改变对日政策和远东政策的想法。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书中写到“我担心欧洲局势的一系列发展，可能会对远东局势发生冲击作用。26日上午，法国外交部吉尔贝先生来访，更加剧了我的不安情绪。他通知大使馆，法国要改变其对日本和远东的政策”。
法国调整远东政策是必然的，作为一个西欧国家，他的目光首先会放在自己所身处的这片欧洲大陆，其次才会考虑到自己在亚洲的利益。法国对于苏联的不信任，直接影响到了他在远东政策上的决断。如果苏联与德国站在一起，法国就失去了制约德国的力量；而在远东殖民地，顾忌到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法国并没有底气在欧洲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再多树立一个实力强大且对其远东殖民地虎视眈眈的敌人。所以法国几乎将全部的兵力和精力投注在欧洲，在远东政策上法国也希望能在不触怒日本为前提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友好的关系。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波兰边界发起进攻，并开始全面轰炸。9月3日，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面对欧洲的严峻局势，法国政府认为需要全力以赴地进行这场战争，不论法国还是英国，都不能象以前那样援助中国，他们需要集中全部的人力、物力和资源，以确保在欧洲赢得胜利，甚至不惜放弃在远东的利益。大战爆发之后，英、法两国都忙于自己的战争，在远东问题上更是力不从心，所以两国希望日本能够保持中立，这样至少能够保证自己在远东殖民地的利益，也能集中兵力来应付欧洲的战局。
苏德协议的签订和欧战的爆发让法国越发质疑苏联的意图是挑起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在法国人看来苏联已经不值得被信任，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将日本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出于这种考虑，法国政府企图搞好与日本的关系，尽可能地安抚日本，不让德国再拥有一个得力的盟友。法国根据当下的局势，接近日本，并设法博得日本的好感。
法国的对日态度正是国民政府最为担心的地方，尽管法国对于中国的援助与美国和苏联相比较起来，为数不多。一直以来，它虽在中日战争中对中国表示同情，并对华提供若干物资援助，对日本侵华有所批评，但在总体上却追随英国奉行

对日绥靖政策。在远东战场上，法国的态度仅仅是一种中立态度，他并没有支持中国而向日本宣战，只是出于道义和国际上的舆论给予中国一部分的援助。
若法国和英国因为欧洲时局的变化，又迫于日本的压力，放弃对中国的支持，那中国在抗战事业上势必会遇到更大的阻碍，因为英法任何对日本讨好的意图，都将在中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导致国内抗日斗争的士气受到打击，并且严重影响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法国在对欧洲和远东局势的态度，已经发生的和当时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宣布之时开始的，尽管法国一再地向中国政府保证不会因为时局的变化改变对华政策，更不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达到讨好日本的目的，实际上，法国在远东殖民地印度支那上的政策犹豫不决的态度，召回在华军事顾问等现象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法国的亲日倾向。
二、欧战后中法有关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便利的交涉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以武力抵抗的同时，也对外寻求国际援助，希望欧美列强助中国一臂之力。中国由于自身军工上的薄弱，抗战所需的武器、军用物资绝大部分依靠海外的力量。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日本凭借了强大的海上实力封锁了我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意欲切断我国的军事外援，达到加快灭亡中国的目的。在这种局势下，中国从外进口的物资主要依靠西北和西南路线运输，西北路线是中苏之间的交通要道，西南主要是中国云南与英国控制下的缅甸之间的滇缅公路，还有是与法国控制下的越南相关联的滇越公路。这三条要道在中国已经失去海上运输便利的情况之下，对于中国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滇越铁路是最便捷的交通运输线，运输量也相对较大，因此，设法让法国政府同意中国物资假道越南运输成为一个必须力争的问题。 从1937年7月30日开始，中国政府就印支过境运输权这一问题积极开展与法方的交涉，而法国方面因为害怕引起日本的不满，所以对于中国提出假道的请求，法国态度显得摇摆不定。经过反复的交涉，在1939年，中国再次派遣驻苏联大使杨杰亲自赴法国与其商交涉，法国这才同意中国货物过境运输。
可是好景不长，在欧战爆发以后，法国没有精力东顾，对日态度也更加妥协，在越南过境运输上的态度再起变化
1939年9月8日顾维钧在会见法国殖民部部长孟戴尔和布吕尔将军时，向他们求证一份来自重庆外交部的情报，情报上说日本知道有几批运往中国的重要物资正在运往海防的途中，企图夺取此项物资，并攻占海防，以此迫使法国改变其对华政策。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