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

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

作者：景跃进

美国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研究起始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综观近四十年来的发展，此一研究领域的状况深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中国政局的变化；（2）关于中国的资讯性质及其来源；（3）美国社会科学主流的研究趋势；（4）中美关系的状态；（5）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立场。这些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学者研究和解释中国政治的方式。当然，这五大因素的影响力是有所不同的。例如，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研究主题的确定（所要解答的问题）；主流学科中的研究趋势则提供了中国政治研究中流行的基本范式；可资利用的信息来源不但规定了具体的研究技术，也深刻影响了观察中国政治的视野。美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萌发于政治温室之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自然不能不对此一领域有所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极权主义模式便与这种世界格局有很大的关系。最后，研究者个人的倾向性通过对中国事件的评价而反映出来（例如对文革的看法）。显然，在一篇短文中通涉上述诸多因素似不现实。在下面的叙说中，笔者将侧重于前面三大因素。

为方便起见，不妨将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区分为若干发展阶段。一般将60年代看作是第一个阶段，其研究主题是49年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其中，主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党和国家官僚制的结构与运作；（2）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原则及其政策意涵；（3）1949年以来经济发展策略的变化。由于冷战背景，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是一种隔河相望的远距离观察。那时，中国官方的新闻报纸是最主要的资讯来源，研究手段是克里姆林宫学和宣传分析的技术（它们分别是在研究苏联和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此外，辅以采访香港的大陆难民。此一阶段流行的研究范式是极权主义，它强调中国党和政府为了达致确立的革命目标而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的政治控制。

由于无法预测文化大革命，60年代末期美国的中国研究陷于危机之中。文革将中国党内的精英冲突和群众争斗呈现于世人面前。于是，对文革的解释便构成了第二个阶段（70年代）的研究主题。美国学者力图要回答的是下述问题：为什么出现文革？其根源和社会基础是什么？它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和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诸如此类。这一阶段的资料来源除了官方新闻报纸和对香港难民的采访之外，还有大量的红卫兵材料。资料来源的改变促成了研究方式的改进。如果说第一阶段的研究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现在则采取了一种“分解”的方法，即重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机构和组织、不同政策领域、不同历史时期等方面的差异；研究重点也从正式的制度结构转向其非正式的方面（发现了中央工作会议对全国性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此一阶段各种不同的竞争模式取代了极权主义。路线斗争分析、趋势分析、利益集团模式、派系模式、代际模式等均致力于说明中国高层精英之间的冲突。与60年代相比，此一阶段的美国学者更加积极地从社会科学中借取概念和方法。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组织理论和庇护关系等概念开始渗入对中国政治的分析之中，各种测试技术和分析量表也开始得到运用。

就象文革促成了第二代研究一样，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又刺激了第三代学术的出现。中国的改革再次转变了学者们的研究注意力。现在，改革的起源、性质、可能遇到的障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问题成为解释的主要对象。然而，由于研究经费的削减、区域研究地位的下降等诸种原因，美国学界对中国内部变化的回应似乎慢了一拍。第三代学术的实际转型发生在80年代中期以后，其著作的大批发表则已进入了90年代。

这一阶段研究资料的丰富性无疑是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的。由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研究资料方面的限制已经越来越小。一方面中国的各种资料逐渐公开化，并且其精确性大为提高（尤其是各种统计数据），另一方面，美国学者可以亲自来中国做实地访谈和调查研究。资料信息境况的改善，不但使美国学者可以近距离看中国，而且可以对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风格脉承70年代，继续保持分解、具体和深化的特征。

但在研究范式方面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两个特征值得关注：一是强调制度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70年代的美国中国政治研究深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各种研究模式虽有所不同，但都关注政治行为的变量，如政治输入、领导冲突、不同社会力量对政治利益的追求等等。80－90年代有的学者开始转而强调各种政治行动所受到的结构限制，谢淑丽（Susan Shirk）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1993年）也许可视为其中的代表作。

第二个特征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的兴起。此一范式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国家建设、市民社会、市场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等。运用此一范式从事的研究和已经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一时颇为壮观。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J. Perry）视此一范式的出现为第三代的一个象征。她认为，美国中国研究第三代兴起的标志是对第一代（基于苏联经验的）极权主义研究模式，和第二代（基于美国学术界）的各种多元主义模式的抛弃。研究者不再从苏联学和美国学术界汲取灵感，而是从欧洲传统中找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折射了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角色、中国社会内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

当然，出了上述提及的两个趋向外，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新兴研究。比如有关中国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转型”）的研究出版物的数量近年来日渐上升。大陆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热点。

应当指出，各个阶段先后出现的不同研究模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视为替代关系。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人在运用极权主义的修正模式（如邹谠的全能主义模型），对于第二阶段的各种多元主义模型，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认为它们也有各自特定的解释功能。因此，与其将它们视为科学发展史上的范式替代，不如看作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相互并立的多元研究范式。

与前两个阶段相比，第三阶段的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采取了一种较为辩证的方法。例如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内，既非强调国家对社会的高压控制，也不强调社会对国家的独立与反抗，而是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政治变迁的原因、特征及结果被解释为国家机构与社会互动之间的一种结果。又如将60 年代对形式结构/制度的重视与70年代对非正式结构/行为和政策过程的关注结合起来，强调精英/群众选择和制度结构制约之间的互动，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和政策的变化。

此一阶段，美国中国学本身经历了一个学院化的过程。主流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对区域研究提出了不可忽视的要求。在追求理论普遍性的氛围下，区域研究的特殊性以及区域研究本身的独立性都不再得到肯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动力得到了额外补充，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的进一步整合。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