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视角：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

一种新视角：城市复兴的文化创意策略

姚子刚

【摘要】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发展轰轰烈烈的三十年，其过程中有得有失，得的是经济和粗放，失的是文化与内涵，对“得与失”的思考正是本文研究的原动力。将研究课题锁定于“城市复兴”，不仅仅因为它是近几十年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热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城镇化在面临后工业时代背景发展下所应做出的转型选择。本文提出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城市，应以文化与创意为导向，采取“城市复兴”的发展模式，并进行新规划方法的探索，强调由点到面、有序推动整体复兴的过程。

【关键词】城市复兴；文化；创意；规划方法

城市始终经历着持续的变化，它们不曾静止、不曾停止，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我们不能以19世纪的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世界城市系统已经历了剧烈变革。新形式下城市每个层面都发生基础性的变化，往日解决问题的方法很难奏效，寻求新的战略途径成为必然。

1．后工业社会中国城市面临的三大关键转型

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城市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转型，如何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是重中之重，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的类型和功能以及城市的空间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中国城市应如何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本文认为中国城市需从发展模式上进行深入思考：

1.1 转型一：从工业城市到创意城市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传统工业城市依靠大规模、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合时宜，制造业和工业等低附加值的产业类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70年代，包括纽约、伦敦、巴黎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都失去了曾经具有的活力，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经济停滞、产业衰退、企业外撤、旧区衰落、丧失活力等问题，迫使这些大城市思考如何解决城市转型的问题。于是从80年代起，不少城市便努力升级原有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尽快推动自身的功能转型。80年代后期由Charles Landry提出的概念——创意城市，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席卷全球的

一场城市运动。1994年澳大利亚提出以“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为目标。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 CITF）的成立以及CITF的《创意产业路径文件》（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1998，2001，2004）的报告，使得创意产业逐步走向实际解决城市问题的应用领域。此后，John Howkin出版的《创意经济》（The Creative Economy）一书和Richard Florida所著的《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在全球重构的剧烈运动中大大影响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转型。

目前中国许多城市同样经历着类似的产业转型，单纯依赖投资建设或资源开发的模式已走到尽头，需要主动选择“创意城市”的产业转型战略，这与国家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中的战略导向也是相契合的。

1.2 转型二：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

纵观现代规划理论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雅典宪章》和70年代的《马丘比丘宪章》可以说是两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雅典宪章》强调城市的功能分区。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带来了单调、枯燥、缺乏人情味的城市空间副产品。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们醒悟到必须强调城市基本的文化价值。《马丘比丘宪章》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试图改变《雅典宪章》中明显的重物、重技术的倾向，在认识论上始终将人、社会和环境置于主要位置，提出人的相互作用与交往是城市存在的基本依据。它强调在城市的设计和建设中，必须尊重传统、强调城市的个性、并从城市发展的文脉中去寻求设计的依据。

从《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意味着城市规划从以功能技术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城市功能也从原先显性的居住、工业、游憩、交通转变为隐形的社区认同、城市意象等方面，这使城市生活环境同时满足了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它们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城市是城市生活的载体，城市的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归根到底城市是人类的生活空间。当城市发展越来越着眼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在塑造着城市生活。我们必须在城市规划中更加重视对“人”（使用者）的关怀，重视场所空间情感的塑造，重视邻里的空间结构。

中国也同样认识到文化对于城市的重要性。2007年6月，文化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北京宣言》。该宣言是促使中国城市实行“文化城市”转型的重要力量。《北京宣言》提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

城市和建筑的灵魂。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未来建筑环境。”

1.3 转型三：从旧城改造到城市复兴

1978年以后中国城镇化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以“速度快、密度高、高度高、规模大”为特点实现了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发展模式属于蛙跳式的快速扩张模式，但往往对城市旧区缺乏重视，大多采取的是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模式。这种旧城改造模式关注的是物质空间的表面复兴，而忽视了更新中的社会成本和文化成本。

鉴于中国正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借鉴西方发展经验，中国城市建设模式应摈弃快速蔓延的城市扩张及大规模旧区改造模式，切换到以旧区为重心的“城市复兴”模式，以实现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城市的内涵增长。“城市复兴”模式强调除物质复兴外，还需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复兴，强调以城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生活努力构建和谐城市，既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又关注城市人文环境的建设。城市复兴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增强城市的凝聚力，有助于建立一种具有良好空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模式。

2．文化·创意·城市复兴三者之间的互动研究

2.1 文化、创意与城市复兴的关系

城市复兴强调的是对城市旧区的环境、经济、活力的再生，其中文化要素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城市复兴强调对城市传统的重视，将城市传统（urban legacy）作为一种推动城市发展延续的重要资源。其次，文化创新和文化多样性是城市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城市空间活力的增加、市民活动的多样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而创意产业则往往是城市复兴的产业载体，它正日益成为旧城复兴的动力来源，是城市健康发展的新的激励因素。创意产业无需占用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仅仅依靠人才的创造力和聚集效应，就可使衰败的旧区再发生机，不仅提升了该地区的文化品位，还体现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同时发达的创意产业体现了城市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也正是城市的竞争优势所在。

2.2 文化·创意·城市复兴三者的互动模型

如果用形象的植物学视角来阐述文化、创意、城市复兴三者互动关系的话，文化（即文化资源）犹如大地土壤般为城市复兴提供最原始的营养；创意（文化创意产业）犹如植物极具生命力的根系，吸收土壤中的原始养分，并通过能量吸收和转换，将基础的文化资源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