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关于教育思想的论述

1.孔子关于教育思想的论述
（一）教育的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

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

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弟子身上。

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他的学生也颇有体会，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可见，教道和学道是孔门师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的，因为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来。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

”从理论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学而优则仕” 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

孔子对实行“学而优则仕”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

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

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

孔子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事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开明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隐退。

孔子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
“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二）树立教师的典范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敏而好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

他回答子贡的提问时说：“圣则吾不能，吾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他也曾在学生面前评价自己说：“若圣与仁，则吾其敢。

抑为（学）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也。

”他为后世的教师树立了六个方面的典范：
学而不厌。

教师要尽自己的社会职责，应重视自身的学习修养，掌握广博的知识，具有高尚的品德，这是教人的前提条件。

温故知新。

教师既要了解掌握过去的政治历史知识，又要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认识当代的社会问题，知道解决的办法。

诲人不倦。

孔子30岁左右开始办学，40多年不间断地从事教育活动，就在从政的5年间，也仍然从事传授，周游列国时，也随处讲学。

有的学生品德很差，起点
较低，或屡犯错误，他也不会嫌弃，耐心诱导，造就成才。

“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对学生的爱和高度负责，是他有诲人不倦教学态度的思想基础。

?以身作则。

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有言教，更注重身教。

通过严以责己，以身作则来感化学生。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教学相长。

孔子认识到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授，而是可以教学相长的。

他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答疑解惑，经常共同进行学问切磋。

不但教育了学生，也提高自己。

总之，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

2.《中庸》的教育思想
《中庸》是论述个人修行的一篇哲理性极强的论文。

首先，它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中庸》一开头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是继承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思想。

意思是说，上天所赐予的称作“性”,顺应和发扬这种本性称作“道”,修明和推广这个道，就称做“教”.也就是说，教育即修道，而教育的作用则在于“率性”,尽量把天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体现出来。

其实本无什么天命，所谓天命，都是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杜撰出来的，用以震慑和愚弄民众，所以这种教育本质论既是神秘主义的，又是专制主义的。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五个步骤。

“博学”就是广泛的学习，“审问”即对博学中的内容详尽设问置疑，“慎思”即对审问的内容谨慎思考，“明辨”即通过慎思而明辨真伪是非，“笃行”即将明辨的结论付诸切实的实行。

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学习和修身方法，包括了学、问、思、辨、行等几个主要环节。

对于教育途径，《中庸》认为人可以从两条途径得到完善，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这就“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意思是说，学习和教育的实现需要有人性的依据，故要尊重德性，发扬自己先天的善性。

同时，人性的完善又要依赖于学习和教育，故要注重后天的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

《中庸》认为这两条途径是相依并进，相辅相成的。

“诚”与“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教育途径论后被宋明理学家发挥，并以此为标准，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3.简述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及美德的思想
（一）“美德即知识”
伦理问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的主题，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主题。

他一生都在以伦理的要求自励并以之教人。

苏格拉底到处劝勉人们“把精力用在高尚和善良的事
上”，教育人们要“努力成为有德行的
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最重要的命题，也可以说是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行为之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有关的知识。

人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避恶。

由此，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

从“美德即知识”的观点出发，苏格拉底提出了“德行可教”的主张。

他认为，既然道德不是出自于人的天性，而是以知识或智慧为基础，那么，德行是可教的。

通过传授知识、发展智慧，就可以培养有道德的人。

因此，在他看来，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

在苏格拉底时代，提出知德统一、德行可教的主张，有重大意义。

他的这种主张不仅否定了当时盛行于希腊的道德天赋的观念，而且赋予道德以一种普遍的基础。

由于强调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肯定了知识的传授与道德教育之间直接相关。

同时，由于认识到道德的知识基础，也就为道德教育的进行找到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二）苏格拉底法
为了有效地传授知识，以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他著名的教学法——“苏格拉底法”。

所谓“苏格拉底法”，是指在与学生谈话的过程中，并不直截了当地把学生所应知道的知识告诉他，而是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方式来揭露对方认识中矛盾，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最后得出正确答案的方法。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述了苏格拉底与学生讨论有关“正义”和“非正义”的对话，在这个对话中，苏格拉底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由于，苏格拉底把教师比喻为“知识的产
婆”，因此，“苏格拉底法”也被人们称为是“产婆术”。

这是一种学生和教师共同讨论，共同寻求正确答案的方法。

它有助于激发和推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简述杜威的教育观
一）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
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生活维系起来和发展起来。

广义地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人接触、相互影响、逐步扩大和改进经验，养成道德品质和习得知识技能，就是教育。

由于改造经验必须紧密地和生活结为一体，而且改造经验能够促使个人成长，杜威便总结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为“经验改造”。

（二）教育无目的论
在杜威的心中，在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中，教育只是外力强加于受教育者的目的的。

在民主的社会中就不同了，应当奉行无目的论。

实则，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激化的年代，杜威很强调教育在改进社会方面的效用，杜威教育目的论的资产阶级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参加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

所以教师要把教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儿童活动的乐园，引导儿童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品德和获得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

（四）教学论
杜威以教育是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理论为基础，对教材和教法等课题。

作出和传统观念不同的论述。

1、在教材的选择上，杜威建议“学校科目的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

具体地讲是学校安排种种作业，把基本的人类事物引进学校里来，作为学校的教材。

2、在教学方法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他认为儿童不从活动而由听课和读书所获得的知识是虚渺的。

（五）道德教育论
杜威说：“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

”“道德过程和教育过程是统一的。

”在杜威看来，德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杜威极力强调道德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在实施方面，杜威首先主张“由活动中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其次是要求结合智育达到德育的目的。

再则，他很注重教育方法的道德教育作用。

（六）儿童中心论
杜威是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也就是说，是在“破旧”中“立新”的。

在杜威看来，在传统教育那里，“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教科书“是过去的学问和智慧的主要代表”，而“教师是使学生和教材有效地联系起来的机体，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言人”。

因而，传统教育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教学的计划实质上是来自上面的和外部的灌输。

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

差距是如此之大，所规定的教材、学习和行动的方法，对于儿童的现有能力来说，都是没有关联的。

……尽管优秀的教师想运用艺术的技巧来掩饰这种强制性，以减轻那种显然粗暴的性质，它们还是必须灌输给儿童的。

”由于传统教育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教师和教科书上面，而不是放在儿童的本能和活动中，于是，儿童只能受到“训练”、“指导和控制”以及“残暴的专制压制”。

[4]去除这种弊病的出路是使教育实现重心的转移。

“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

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5]把教育的重心从教师、教材那里转移到儿童身上，这就是杜威倡导的“新教育”（或“进步教育”），也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之一也是其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忠实信徒，并于20世纪初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