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

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

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

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

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

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