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概况

今天诠释学可以说进入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更深层次
的发展阶段。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社会进行全面统治而造成人文精神相对日益衰退的时候，诠释学再次强调古希腊的那种与纯粹科学和技术相区别的“实践智慧”德行，无疑会对当代人们热衷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狂热带来一种清醒剂。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向活动和行为之外的目的的或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和行为；一类是本身即是目的的或包含完成目的的在内的活动和行为。例如生产这种活动，其目的在于产品而不是生产，它是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反之，政治或道德这类行为，如果它是真正的政治或道德行为，其本身就应当是目的即善的活动。目的是在活动之外的，活动就变成了手段，因而会造成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它之外的目的，反之，目的是在活动之内的，活动本身也就是目的，因而活动就不会超出目的而不择手段。诠释学作为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它研讨的问题就是所有那些决定人类存在和活动的问题，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极为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
诠释学由于自身的实践性、多元性和开放性，往往与后代思潮相联系。但诠释学作为后现代思潮，只能是一种积极的后现代思潮。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理性与超理性的区分，与消极的后现代思潮不同，诠释学并不把非确定性视为不可能性。按照诠释学观点，非确定性只表现为解释的相对性、意义的开放性和真理的多元性，而不表现为解释的不可能性、意义的不可能性和真理的不可能性。诠释学主张解释的相对性，但并不是主张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诠释学主张意义的多元性，但并不是否认客观真理的主观主义。相对性表明真理的开放性，多元性表明真理的创造性。无论是开放性还是创造性，都表明诠释学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正如康德并不想为现代自然科学规定它必须怎样做，以便使它经受理性的审判，而是追问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的认识条件是什么、它的界限是什么，同样哲学诠释学也不是像古老的诠释学那样仅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以便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序，哲学诠释学乃是探究人类一切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一切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找出人的世界经验，在人类的有限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很明显，这里哲学诠释学已成为一门诠释学哲学。
词源：“Hermeneutics”源自于希腊语（?ρμ?νευω），意思是“了解”。这是从希腊神赫耳墨斯（Hermes）的名字得来，赫尔默斯本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亦称“快速之神”，过去德国火车站常有他带上翅膀的鞋作为装饰，他的任务就是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注：对于诠释学在词源上来源于赫尔默斯这一看法，近年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卡尔?凯伦依曾认为诠释学一词与赫尔默斯神并没有任何语言学或语义学的关系，见他为《希腊基本概念》(苏黎世，1964)所写的诠释学词条。另外，H?E?哈索?耶格尔在其一篇论文《诠释学前史研究》(见《概念史档案》第18期，1974年)里说，把诠释学认为是从赫尔默斯而来，乃是一种无根据的虚构，按他的看法，诠释学肇始于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的《圣经诠释学或圣经文献解释方法》(1654)一书，诠释学乃是17世纪根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理论。不过，他们这种看法在德国很少有人表示赞同。) 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就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前者是把人们不熟悉的诸神的语言转换成人们自己的语言，后者则是对诸神的晦涩不明的指令进行疏解，以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熟悉的世界。正是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是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因此，诠释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转换，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
哲学诠释学这一名称不仅意味着它与以往的诠释学相比有着根本的性质改变，而且表明了它是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向，以致我们可以用诠释学哲学来标志当代西方哲学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流派。诠释学本是一门研究和解释《圣经》的学问，而以后当这种理解和解释的学问被用于法律或法典时，便产生了相应的法学诠释学。但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理论，是由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1768-1834）和狄尔泰（1833-1911）完成的。施莱尔马赫根据以往的《圣经》诠释学经验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诠释学理论，从而使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成为普遍诠释学理论的具体运用。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理论设想的基础上试图为精神科学方法论奠定诠释学基础。按照他的看法，诠释学应当成为整个精神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不过，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狄尔泰，他们的诠释学理论都没有超出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他们只属于古典的或传统的诠释学。
视界融合：理解的过程是在文本的作者原初视界和解释者现有视界的交织融合，达到一种既包容，又超出文本与读者原有视野的新的视界，造成了一个理解有赖于前理解，前理解又有赖于理解的循环，这就是所谓“解释学的循环”。
正当的解释学应当在理解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历史不是纯然客观的事件，也不是纯然主观的意识，而是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理解，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历史总是含着意识，不是客观的。
不过，赫尔默斯要做到翻译和解释，他必须首先要理解诸神的语言和指示，唯有他理解了诸神的语言和指示，或者更正确地说
，它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学科，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技艺学。伽达默尔说：诠释学首先代表了一种具有高度技巧的实践，它表示了一种可以补充说是“技艺”的词汇。这种艺术就是宣告、口译、阐明和翻译的艺术，当然也包括作为其基础的理解的艺术。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它是传达诸神的旨意，而这种旨意人们是必须绝对服从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作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正是这种具有规范性的职能，长久以来成为独断论诠释学(神学诠释和法学诠释学)的基础，其中应用这一要素得到普遍强调。什么叫应用呢?就是把普遍的原则、道理或观点运用于当前具体情况，或者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情况之间进行中介，伽达默尔说：“研讨某个传承物的解释者就是试图把这种传承物应用于自身……为了理解这种东西，解释者一定不能无视他自己和他自己所处的具体的诠释学境遇。如果他想根本理解的话，他必须把本文与这种境遇联系起来。”[1](P416-417)
代表思想家：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是主观的，且理解本身具有历史性，取决于观者先前的理解，有所谓的“前结构”，因此理解要以“前理解”和“前结构”为前提。迦达默尔进
一步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概念。
哲学诠释学正是在把传统诠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诠释学这种根本性转变的发动者乃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把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来把握，从而使诠释学由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哲学。按照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诠释学”，任何理解活动都基于“前理解”，理解活动就是此在的前结构向未来进行筹划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变，把诠释学进一步发展为哲学诠释学。按照他的看法，诠释学绝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人的世界经验的组成部分。他在《真理与方法》第2版序言中写道：“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借用康德的话来说，我们是在探究：理解怎样得以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一切理解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先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论及其规范和规则的问题。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次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真理与方法》中的诠
从诠释学这种词源学意义出发，伽达默尔曾把诠释学解释为语言的一种普遍的中介活动，是“一切思想的使节”。所谓使节，就是指两国进行交往的使者。伽达默尔曾把诠释学与法国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孔德所说的法国经纪人事务加以比较，他说“它涉及的是最广义上的一种通译工作和中介工作，但这种通译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技术语言的翻译，也并不限于对含糊不清的东西的阐明，而是表现一种包含一切的理解手段，它能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并说这与柏拉图《伊庇诺米篇》把诠释学理解为一种从符号象征中猜出神意和未来的占卜术完全一样，“涉及的是一种普遍的中介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存在于科学的联系之中，而且更存在于实际生活过程中”。
强调艺术真理的本体论地位，审美理解就是对艺术真理的理解，以就是对世界本体存在的理解，艺术作品作为审美理解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存在的敞开，一方面艺术最直接地对我们说话，同我们有一种神秘的亲近，使我们觉得同艺术融合为一体，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断从艺术品中看到自身的存在，仿佛同自己照面。
艺术品本体意义的发现是无止境的，审美理解实质上就是艺术品和解释者、观赏者间不断的对话，是存在意义的不断揭示。
诠释学在当代
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在以前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可是在20世纪，由于解释问题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且也在自然科学领域，甚至像卡尔?波普这样的认识论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库恩这样的科学史家，也主张科学理论总是解释，观察对象具有理论负载，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限制于描述事实，而是必须组织它们、概念化它们，换言之，它必须解释它们——诠释学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当代哲学诠释学抛弃了那种把自身限制于更基本层次的规范的和技术的计划，它不再教导我们如何解释，而是告诉我们在解释中什么东西发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1](P4)
迦达默尔从本体论的角度把“游戏”从主体论的传统中跳脱出来，把它看作是艺术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就是游戏。游戏总是有一种来回重复的运动，具有“自我同一性”，它无目的又含目的，具有“无目的的理性”这个重要特质，艺术品的欣赏者，亦即“同戏者”始终主动以真实的经验在理解著艺术品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