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

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以司法机关公布的案例为考察重点*沈建峰一般人格权（Allgemeines Persönlichkeitsrecht）是一个纯德国式的概念和制度，但是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所有民主和法治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保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对于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却必须的人格法益？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因此，尽管理论和实务界多认为我国私法中并不存在一般人格权制度1，但是审判实践中解决上述问题的案例却大有所在。

所以，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实践中也存在着一般人格权制度。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一般人格权制度的过程中，必须深入了解我国现有“本土资源”，也即司法机关初步创立的一般人格利益保护制度。

有鉴于此，笔者检索了由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汇编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和国家法官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汇编的《中国审判案例要览（民事审判案例卷）》等收录的案例，共发现比较典型的涉及一般人格利益（也即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案例24个。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比较分析并结合其他典型的案例，笔者希望揭示我国一般人格权保护的现状和基本规律，从而对推动我国一般人格权制度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

一、我国司法所保护的一般人格利益的类型我国司法机关作为典型案件公布出来的案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存在，其所保护的人格利益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型：（一）个人的行为自由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并没有将自由规定为一种民法应保护的具体人格权。

因此，个人的行为自由属于一般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

现有司法判决主要保护了如下几种自然人享有的行为自由：1、身体自由侵害个人身体自由的案件往往伴随着对受害人名誉等的侵害，但这并不能否认人身自由是一项独立的、应得到保护的人格利益。

在先后发生于1992年的“购*本文是德国洪堡基金会联邦德国总理奖学金支持的《一般人格权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尹田：“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4期；范家强：“一般人格权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学》1999年第8期；孔凡斌：“我国法律关于一般人格权之立法现状及其完善”，载《民主与法治》，2007年第8期。

物时遭非法盘查案”2、1999年的“留置并搜身案”3以及2002年的“强行将正常人送往精神病院案”4中虽然人民法院没有明确提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人身自由，但是受害人却都因为被非法盘查或者被不当限制在精神病院而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因此，司法机关的判决间接认可了人身自由这种人格法益。

2、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婚姻法规定的自然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本属于典型人格权的范畴。

但是由于这种权利没有被明确规定在《民法通则》中，司法机关对婚姻自由的保护也是通过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途径实现的。

在“盗用他人姓名结婚，导致他人无法结婚案”5中，法院认为冒用他人姓名结婚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姓名权”，但事实上该行为是以侵害姓名权的方法侵害了他人的结婚自由，剥夺了他人结婚的可能性。

因此，这其实是通过保护姓名权，保护婚姻自由的一个案例。

3、性自主性自主在积极方面包含自主决定性行为的时间、对象、地点以及性取向等内容；在消极方面主要是指拒绝违反当事人意志的性行为的自由。

在2001年的“同性猥亵案”6中，法院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性自主，特别是性取向的自主。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同性猥亵”行为，“损害了三原告的人格尊严，已构成对原告人身权利的侵害，也给三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伤害。

”7（二）个人信息自决个人信息自决的重点在于保护个人获取、公开、传播与其自身相关的信息并保护其不受歪曲的人格利益。

这些人格利益也部分的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确认。

1、获取个人信息的自由获取个人的信息是对自己的行为和将来做出合理规划的重要前提。

妨碍这种信息的获取，就侵害了当事人人格发展的可能，因此获取个人信息的自由是一种2“王颖、倪培璐诉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购物时被非法盘查侵害名誉权案”，载于《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合订本——民事卷（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755-758页3“钱缘诉上海屈臣氏日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名誉权案”，载于《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0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330页。

4“秦智亮诉前妻穆素英等及回龙观医院强行将自己作为精神病人送精神病院住院侵权案”，载于《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民事专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344页5“张玉丽诉张秀兰、林黎文冒用其姓名办理结婚登记侵犯姓名权案”，载于《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合订本——民事卷（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90-692页。

6“杨光军等诉刘玉光案”，载于《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2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429页。

7同上注第428页非常重要的人格利益。

人民法院在“丢失病灶标本案”8中，认定被告将原告病灶标本丢失，导致其无法进行病理分析，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引起原告心理恐慌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生命、健康知情权，……，同时侵害了被告的精神健康权。

”9从而肯定了个人获取自身信息的自由，也即知情利益。

2、公开个人信息的自由公开个人信息的自由，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也即隐私的保护是指“自然人就自己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

”10。

这类人格利益一直得到我国司法机关的积极确认，并且出现了一种从以侵害名誉权为前提保护这种人格利益到未侵害名誉权也保护这种人格利益的转变。

在“洗浴中心男保安进入女浴室，看到原告身体案”11、“职工大会上对质调戏信息案”12、“来电显示导致电话号码为他人知悉案”13中，司法机关先后认定各种未经许可获取、散布他人信息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隐私权”。

3、个人信息不被扭曲个人信息不被扭曲和名誉权的区别在于被扭曲的信息丝毫没有贬低当事人，只不过侵害人通过一定手段强加给被害人的信息与被害人本身不符。

我国司法机关在前述“强行将正常人送往精神病院案”中对被害人的保护，等于间接的确认了对这种利益。

因为将正常人送往精神病院，首先侵害了该人的人身自由利益，但同时使得社会得出原告得了精神病这样一种和本人真实信息不一致的信息。

（三）和亡故之人有关的利益保护和亡故之人有关的利益的案例在我国实践中大量出现，并已经形成了围绕亡故之人遗体（骨灰）、遗物、坟墓和已故之人信息保护的案例群。

具体来看，和已故之人有关的人格利益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8“耿翠萍诉北京酒仙桥医院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4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332页。

9同上注第32910王利明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11“陶岚诉上海黄金海岸玉兰俱乐部有限公司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2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480页。

12“姜凤兰诉时逢等侵犯隐私权纠纷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3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348页。

13“王卫宁诉云南省电信昆明分公司隐私权纠纷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5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413页。

1、对遗体的处理和维护在上述案件中“将他人亡父遗骨的棺匣从祖坟中挖出案”14、“盗掘坟墓毁损尸体案”15、“骨灰盒遗失案”16、“殡仪馆错焚遗体案”17等都表明了司法机关维护死者亲属对死者遗体及其转化物的人格利益的基本态度。

在这些案件中，司法机关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保护死者遗体及其转化物的必要性：其一，侵害遗体等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德。

18其二，侵害遗体等的行为给死者在世亲属的人格尊严造成了损害。

19其三，遗体等作为具有特定人格象征意义的物质载体，蕴含着亲人精神寄托、情感抚慰等特殊意义。

202、墓地的维护人们基于亲属墓地产生的人格和情感利益经常和基于亲属遗体产生的人格和情感利益相关联，但是二者却不同一。

所以有必要将基于墓地产生的利益和基于遗体等产生的利益相区分。

在“偷迁坟墓案”21中，司法机关正确地将基于墓地产生的利益作为一种值得保护的特别利益看待，认为，“被告单独搬迁（坟墓）的行为，侵犯了死者亲属（即原告）对该坟享有的管理权。

”22；“上诉人有保护坟墓完整，不受他人非法利用、侮辱、盗窃行为侵犯，受到他人擅自挪动处置的权利。

”233、已故之人信息的标表对已故之人的信息，包括姓名、其原有的社会关系、社会评价、德行及其他死者与亲属愿意或者不愿意泄露的信息进行正确的标表，对死者的亲属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格利益。

我国司法机关已做出了保护这种利益的尝试。

在“同父异母合葬墓墓碑上未写原告母亲姓名案”24中，法院认为被告在同父异母合葬墓墓14参见“荆龙海诉荆秦超、郝松艳将盛有其父遗骨棺匣从祖坟中挖出要求恢复原状、赔偿精神损害案”，《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52页。

15参见“李贤蔺诉刘青川等撬掘坟墓、毁损尸骨赔偿案”，《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合订本——民事卷（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64-869页。

16参见“杨昌润等诉宣威羊场煤矿骨灰盒遗失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5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87-392页。

17参见“李兆平诉安阳市殡仪馆错烧尸体侵权名誉案”，《最新经济、民事审判案例及司法解释总揽》，工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0-1252页。

18同上注14。

19同上注15。

20同上注16。

21“余珍等诉蔺春华等案”，载于《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1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461页。

22同上注第459页。

23同上注第460页。

24“于云鹏诉于海滨等四人祭奠方式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碑上未写原告母亲名字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祭奠权。

应该认为将被告的行为归结为侵害了“祭奠”权的行为，其妥当性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祭奠不一定要在该墓碑处进行，更何况在本案中，合葬墓中仅仅埋有原告之母的遗物，而原告之母葬在它处，祭奠完全可以在它处进行。

所以被告侵害的应不是“祭奠权”，而是原告正确标表已故亲人信息的利益。

4、基于已故之人的遗物而产生的人格利益已故之人的遗物承载着普通物所不具备的情感价值，在侵害遗物的情况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就不仅仅是所有权损失，还有人格利益损失。

我国司法机关正确的区分了这两种利益，对基于已故之人的遗留物而产生的人格利益予以积极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