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理论

巴赫金式--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巴赫金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同民间狂欢化文化深刻的内在联系时，特别强调民众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对这两位作家创作的影响，并且把这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什么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受主要的哲学蕴含是什么？这种世界感受对于所谓高级的思想精神领域有什么冲击？这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巴赫金文化诗学哲学层面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作为世界观的狂欢式世界感受
1．两种生活和两种世界感受。
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巴赫金在研究狂欢化文化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而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世界感受，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他把狂欢节中所产生的民众的世界感受明确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并拿它同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相对立。

巴赫金在谈到中世纪的狂欢节和狂欢化文化时，指出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大城市（如罗马、拿波里、威尼斯、巴黎、里昂、纽伦堡、科隆等），每年合计起来有大约三个月（有时更多些）的时间，过着全面的狂欢节的生活。他说：“不妨说（当然是在一定前提下这么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他特别强调，“如果不考虑这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常规的体系和狂欢的体系）的相互更替和相互排斥，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人们文化意识的特点，也不可能弄清中世纪文学的许多现象。”
他提出的“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等，是20世纪最富于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也是最富有争议性的理论命题。
而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习性、特点和他所提出来的观点类似，人们就称其为“巴赫金式”的“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狂欢化”理论。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巴赫金认为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巴赫金管它叫macro-dialogue, 另外一种则是人物自身内心的对话，叫微型对话（micro-dialogue）. 这种微型对话

有两种表现形式：1）人物自身内心矛盾的冲突，通常体现在人格分裂或者双重人格 2）把他人的意识作为内心的一个对立的话语进行对话。

巴赫金指出，对话关系具有深刻的特殊性。不可把它归于逻辑关系、语言学关系、心理学关系、机械关系或任何别的自然界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涵义关系。构成这一关系的成分只能是完整的表述，或者被视作整体或潜在的整体，而在这些完整表述背后则站着实际的或潜在主体——表述的作者。同时还应指出，对话关系又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对语之间的关系，它比实际对话中的对语的关系，“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复杂。两个表述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很远，互不知道，但只要从涵义上加以对比，便会显露出对话关系，条件是它们之间只须存在着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哪怕主题、视点等部分地相通）”。在某个学术问题的研究中，对比不同的表述、见解、观点，便会在某种涵义的“相通之处”产生着对话关系。在文学活动中存在着多种对话关系，不仅作品中的人物与人物对话，而且包含作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今天的读者与过去不同时代、民族的读者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下简称《诗学问题》）中，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精细研究，认为陀氏最大贡献在于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思维类型，一种全新的艺术模式，这就是复调型艺术思维和复调小说，由此，巴赫金大胆提出他的“复调小说”理论。
1）复调小说的对象不再是传统小说中的客体主人公，而是主人公的独立“意识／思想”，也就是巴赫金最爱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词，“人身上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复调小说的开山之作《罪与罚》本身也是一部“思想小说”，而不是所谓的惊险小说或者心理小说。
2）复调小说作者在对待这种“意识／思想”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对于任何人的“意识／思想”（哪怕是全人类的公敌）作者都不加以对和错的价值判断，而是给以其最充分的限度去表述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复调小说并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
3）复调小说作者认为这种“意识／思想”具有一种未完成性（甚至连死亡本身也无法终止其存在和发展），所以作者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都是共时性的，而绝非历时性。正是因为这种未完成性的存在，所以复调小说没有传统小说意义上的结尾。

巴赫金 “狂欢化”理论


“狂欢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

家之一巴赫金提出的一个文学理论。巴赫金首先在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了这一理论，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又作了全面阐释。“狂欢化”理论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文化。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认为，中世纪的人们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刻板的，严格遵守等级制度、宗教清规的生活，充满禁欲、严肃、崇高，另一种是狂欢节式的自由自在的疯狂的恣情的生活。狂欢节源于中世纪欧洲民间的节日宴会和游行表演等，在狂欢节的广场上，进行各种可笑的仪式和祭祀活动，小丑和傻瓜、巨人和侏儒、国王和乞丐都登台演出，充满了戏谑和发泄。狂欢节是全民的，无论平民还是统治者都可以参加。狂欢节使人摆脱一切等级、约束、禁令，采取的是非官方的、非教会的角度与立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与现实制度相隔离的第二世界，“在这里，节庆性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这种生活由于摆脱了特权、禁忌，而成为人们真正真实的存在方式。没有等级、权威、神圣和必然，人们毫不拘泥地随意交往。

巴赫金研究了自古以来直到狭义狂欢节形成为止的各种民间仪式、节庆和游行形式，从中概括出一种观察世界、人生的特殊角度，他称之为戏谑的角度，一种人生体验的特殊感觉，他称之为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这种观察角度和世界感受，渗透在各种民间节日、仪式和演出形式里，体现在各种形式的戏谑性民间语言创作中，反映在节日广场上的各种不拘形迹的言语方式上。巴赫金把所有这些活动和形式统称为“民间戏谑(笑的)文学”。

文艺复兴前夜，伴随着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这种自然、热烈、适情的狂欢式生活，不仅体现为现世生活存在的个别现象，而且升华为一种时代精神取向。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狂欢化的潮流席卷了正宗文学的一切领域，带来重要变化。“整个文学都实现了十分深刻而又几乎无所不包的狂欢化。”’ 像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 《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就抹上了深深的狂欢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