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幕友与他的“外须和戎”思想

Li Hong-Zhang's Staff and His Thought of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BAI Xue-song1, LI Qiu-sheng2
(1.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ebei College of Finance, Baoding 071051, China) Abstract: Li Hong-zhang’s shogunate in the late Qing brought together a number of advanced intellectuals. They make plans for the Li which shows a certain influence in Li’s Westernization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deas. In order to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 towards a more self-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i tend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West which shows the influences of his staff. Key words: Li Hong-zhang; staff;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作为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李鸿章曾招致 了一批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入其幕府，为其所用。这些幕友 向李鸿章提供了大量有关西方的知识， 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 议，这不仅增长了李鸿章的见识，而且对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也多有影响。李鸿章提出的“处今日时势，外须和戎，内须 “外须和戎”的许多思想动因，都 变法” 的洋务纲领中， 可以追溯到他的幕友那里。 一、李幕中的思想家 李鸿章曾长期活跃于晚清的政治舞台， 他的幕府存在时 间也跨度较长，前前后后曾经罗致过几百人。这些人的出身 和所受的教育各有不同，包括读书士子、行伍军人、行商坐 贾和归国学生；他们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也不尽一样， 有的充当谋士，有的身为将帅，也有文案、外交官和工商企 业的总办会办等。但是总体来说，他们都对保护清朝免受内 外敌人侵扰这一问题倾心关注。在李氏的幕友中，有三个人 对他看待西方的世界观和对中国自强之必要性的认识影响
第 32 卷第 3 期 Vol. 32 No. 3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2010 年 5 月 May 2010
李鸿章的幕友与他的“外须和戎”思想
白雪松 1，李秋生 2
（1.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摘 100872；2.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河北 保定 071051）
────────── 收稿日期：20010-03-22 作者简介：白雪松（1981-） ，男，河北秦皇岛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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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卷第 3 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 年5 月
薛福成（1838-1894） ，他从 1865-1872 年在曾国藩幕府 中供职。1875 年应邀入李鸿章幕府做文案，1884 年由李鸿 章推荐被任命为浙江省的一个道台。后来，他成为中国驻英 公使（1890-1894） 。在李鸿章幕府期间，他一直充当李鸿章 的谋士。 由于和西方人的接触——冯桂芬在上海， 郭嵩焘和薛福 成在欧洲——他们都接触了许多新思想， 并将这些思想传递 给了李鸿章。即使在离开李鸿章之后，他们还继续为李鸿章 出谋划策。由于冯桂芬和李鸿章订交较早，所以冯桂芬对李 鸿章的影响也最大， 而郭嵩焘和薛福成则无疑丰富了李鸿章 的西学知识，支持了他的政治见解。 二、幕友的危局认识对李氏改革意识的激发 两次鸦片战争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已成为欧美列强在 远东争夺的主要对象，而期间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使本来 已经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陷入更加危急的局面。 面对国内和国 际的危机局势， 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早已有了洋务思潮的 涌动。1861 年冬，冯桂芬著成《校邠庐抗议》 ，考察了外国 何以小而强，中国何以大而弱，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 强调 “鉴诸国” ， 吾斥之； 法苟善， 虽蛮貊吾师之” 的主张， 即借鉴外国富强之术， 还提出了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的论断。 薛福成上书曾国藩， 认为 “方 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 ”又云“取西人器数之学，以 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郭嵩焘更是承认中国在世 界舞台上落后的事实，抨击封建士大夫自“南宋以后，议论 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 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4]。他不畏人言，大声疾呼： 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 “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 “西洋之入中国， 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他认为： 诚为中国一大变局，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6] 主张只要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方能图存图发展，认为“其 强兵富国之术， 尚学兴艺之方， 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 实多可以取法” 。 此三人作为李鸿章的幕友或是密友先后 倡言学习西方，其观点有很多为李鸿章所吸收。 因此，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并没有像倭仁 等顽固派一样， 盲目自大， 抱残守缺， 而是清醒地认识到 “华 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划” 的现实。1874 年， 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危局做了较全面的论述： “东南 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 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 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 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 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8]。民族危机如此严重， 中国怎么办？李鸿章的回答是：自强御辱。他以“穷则变， 变则通” 为立论依据， 力主变法， 进行改革， 并大声疾呼： “书 生坐谈误国，可为哠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强， -80[1] [7] [5] [3] [2] [2]
要：李鸿章的幕府中汇聚了晚清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纷纷替李鸿章出谋划策，对李鸿章洋务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给变法自强争取一个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李鸿章较多地倾向于与西方妥 协，与其幕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李鸿章；幕友；外须和戎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9115(2010)03-0079-03
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 “数千年之 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 ”[1]此后，他又一再指出： “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 大变局，识时局者当知所变计耳”[1]， “今 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1]，并沉重地说： 当及早变法，勿令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 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 死矣，与为终古已矣。 ”[1]表明李鸿章以“变法”即推行“自 强新政”为己任，他说：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 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 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途以守法为兢， 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1]面对 各国变法而强，中国变法而弱的现状，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 识。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和他的幕友们有着群体的危 机意识，他们能够放眼世界，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处于 严重的危机之中。李鸿章的大局观正与郭嵩焘相一致；而他 脑海中中国亟需变法自强，向西方学习的意识更是和三位幕 友一样。所不同的，是李鸿章的认识还停留在只学习西方的 坚船利炮之上，而对冯桂芬、郭嵩焘所主张学习的西方富强 之术，不甚知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断言，李鸿章主张 变革的思想认识与其幕友的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幕主与幕友倡言与西方妥协 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变法图强， 就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改 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因此李鸿章提出了“外须和戎”的洋 务思想，即主张与西方讲和。 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 源于他对中外力量对比和列强本 性的看法。首先，他正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 “彼之 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 ，一旦打起仗来，中国“用旗、 绿营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断不足于制洋人”[8]。其次，他 认为列强志在通商， “所用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 地也”[8]，无意从根本上危及清朝统治。因此，他断言中国 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确定了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以“羁 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 所谓“羁縻”就是拿通商权益来笼络洋人，以求得中外 相安的局面。当然， “羁縻”并不是予取予求，任人宰割， “洋务派所讲的和戎，是建立在讲求实力的基础上的，是一 种实力求和”[9]。李鸿章就是想以“羁縻”之策争取并利用 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借法自强”预修武备，以期“确有可以 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8]。 在此，我们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西方妥 协，讲求实力求和，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集中力量进 行变法图强，确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李鸿章的这种认识， 源自于当时幕中有识之士的思想共识。 在李鸿章的诸多幕友中，最敢于直言主张与西方讲和， 对李鸿章避战主和思想影响最大的，便是郭嵩焘。郭嵩焘实 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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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 是郭嵩焘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 家带来重大灾难的诸多事件后提出的。对于这一主张，郭嵩 焘曾声明： “凡吾所言，非示弱也，道也。以道御之，以言 “处极弱之势，无可 折之，而固可不战也。 ”[11]他反对的是： 据之理，又于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延 夷祸于无穷。 ”[6]郭嵩焘还具体分析了如若不顾国情与西方 列强开战，中国必是国敝民困、穷于应付，指出与西方列强 开战有四害： “戕害人民，其害一。……徒自毁伤其仅有之 轮船与制造机器， 以供言者 （指主战者） 之一快， 其害二。 …… 百姓相与转徙流离，……商贾受累犹甚，是直自为忧也，其 害三。……耀军于无可施之地，求战于不相应之乱，沿海数 千里，处处设防，徒以自敝其力，而无复有终极，其害四。 ” 认为清政府“守且不能，曷云战乎？”[4]因此，他得出的结 论就只能是言和避战了。 同郭嵩焘相比，其他力主向西方学习的人士的态度，大 体上也是相同的。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对西方各国应持以和 为主、尽量缓和与化解双方在交往中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方 针。比如在冯桂芬看来， “鉴诸国”与“一于和”[2]是处理 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的原则。 他们对李鸿章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夷务上： 第一，以和为主，以理相待。海外诸夷“势力相高，而 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2]。要真正实现彼此平 等相处，中国不受欺凌，最重要的是要自强，令双方的强弱 不会相差太远。薛福成即对李鸿章讲到“和议既成，骤难无 故而变约”[3]，冯桂芬也说“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