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与民国初期政治发展

政治精英与民国初期政治发展

政治精英对社会的发展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一个需要进行制度移植的传统社会来说，政治精英的作用更加重要，他们主导了政治制度的移植与发展，民国初年就是如此。但是民初的民主政治发展以失败告终，这与民初政治精英存在的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从民初政治精英有关的四个方面：政治精英集团的结构、政治倾向与力量对比；政治精英对制度变革中民众作用的认知偏差；民主政治精英们对民主政治价值选择和追求的不坚定，斗争方法和策略的不适当；以及领袖人物的影响，可以窥见民初民主政治制度移植失败的原因。

标签：政治精英；制度移植；民国初期

一、政治精英涵义浅释

精英理论作为系统化的学说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二战后，精英主义发展成为当代精英主义或民主精英主义。意大利学者帕累托首先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该词。他认为精英包括所有那些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掌握最高技术的人们，精英应兼具“高度”和“素质”两方面的要义。美国学者拉斯维尔对精英概念进行了重大修正，把“高度”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指出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人们。

根据上面对精英的释义来界定民国初期政治精英的范围还有一定的困难，但可以看出他们的政治态度、言行等影响着政治发展的方向。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公共权力的争夺和运用，那些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掌握、操纵和影响这种公共权力的人就是政治精英。他们对政治活动起到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民初，辛亥革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变迁，政治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以及封建军阀旧官僚集团这三派为代表，呈现三足鼎立之势。首先，革命派在民国建立之初掌握政权，即使在袁世凯夺取革命成果后，革命派还具有一定的实力与之抗衡，他们对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居功至伟的贡献；其次，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虽失去市场，但他们通过组织政党，重新集结力量参与政权，在新形势下获得了继续占据权力一角的条件；第三，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没有打垮封建军阀和旧官僚势力，他们利用革命派的软弱夺取了革命成果。虽然这一派代表着反动与守旧，但在民国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持着政权。

一般而言，精英是指那些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增进社会的福祉，推动人类发展的人们。因此，对精英的界定应是正向的，应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初的政治精英应仅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国民主政治发展未起到积极作用的立宪派及封建买办势力则无须称之为精英。

二、政治精英与民国初期民主政治追求的失败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中国这段时期政治发展的

主要形式。制度移植的目标模式由于政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差异等因素，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崇的君主立宪制转向了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治精英起主导作用。

政治精英对民初民主政治的发展做出了很多努力，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临时约法》的颁布，议会政党的兴起等都是其不懈努力的成果，但是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在民国初年终究还是没能成功，民初政治精英存在的缺陷是重要阻滞因素。

(一)政治精英集团的结构、政治倾向与力量对比

制度移植不是自发实现的，需要精英集团的积极参与和引导。在有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大地上，移植制度有赖一个强大的领导集团。因此，精英集团是否拥有强大的实力，能否实现配置的优化关系它对政治发展的引导能力。但是民初的精英集团无论从结构、政治倾向还是力量对比看，都不能称为强势的领导角色，匆忙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派未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政治利益集团。

首先，民初的权力集团不是由单一的阶级组成的，不等于政治精英集团。南京临时政府和稍后组建的北京政府都只是一个先进与守旧势力的混合体。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军人、旧官僚实力派都在政治权力格局中发挥一定作用。对民国初年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北洋集团对政党政治、国会、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毫无兴趣。而立宪派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问其为何政府，但知有抚我者为归附”，其政治品格决定了它向北洋势力集团的倾斜。由这三派组成的政治权力集团对民初政治发展的走向有决定性作用，但他们的立场与政治品格决定了三者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不是一个合力，甚至是相反的力量。

其次，革命派的实力与北洋集团存在一定的差距。当时，革命派根本不具备与北洋军阀对抗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南北妥协可以说是这种力量对比差距的一个明证；而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则使得其缺乏与北洋集团对抗的经济保证。

一个不够强大的精英集团却要担负着维持民主政治运行之稳定与左右民初政治发展走向的重任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外源性政治发展所必须的强大的政治精英的主导力量在民国初年并不具备，这是造成民初政治发展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

(二)政治精英对制度变革中民众作用的认知偏差

民众对民主共和思想的认同，是民主制度得以在民国建立和巩固的关键。但是，民主共和制度虽在民国建立了，对这一政治理念的认同却仅停留在政治精英阶层，于民众而言，他们“不知民主制度为何物”。

首先，政治精英忽视对民众的民主启蒙。“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其结果导致“民众以为清室

退位，既天下事大定……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成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这是政治精英严重忽视启发民众的鲜明反映，从而使民主共和制度的移植失去了强有力的民众支持。第二，当时革命派对民众有着过低的价值评判。在革命党人眼中，广大民众属于“不知不觉”的类型。广大民众置身于政治之外，几乎没有话语权，甚而被视为“无政治的群氓”。就这样，革命派在行动和理念上将自己与数量庞大的普通民众隔离开来了，这使得民主政治要在民初不断壮大显得是天方夜谭。

(三)民主政治精英们对民主政治价值选择和追求的不坚定，斗争方法和策略的不适当

每个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制度之间的借鉴与融合很难导致制度的根本替换。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民主制度要在民国生根，离不开政治精英对民主政治价值的坚定选择和不断追求，离不开与守旧势力的坚决斗争，从而推动政治发展。但是民国建立后，革命派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为争得一时、表面的胜利，做出了错误的妥协和努力，遗忘了最初的梦想。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言：“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初对民主政治的移植走向了它的反面。

从民初革命派与袁世凯集团的斗争中可以窥见一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为争得清帝的退位等原因，革命派选择了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孙中山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革命派政治权力的丧失。代表反动、独裁的北洋集团掌权势必不会以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作为执政目标，让权于袁世凯显然是个“巨大的错误”。之后，革命派出于对袁世凯能否固守民主共和的怀疑，为限制其权力，在《临时约法》中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加强内阁和议会的权力，缩小总统权力，企图以此保证对政权的控制，将袁世凯置于有名无实的地位。约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事关国家基本制度，应根据国情、民意及社会发展慎重决定，而不应以一时人选的更迭而变更。这种“因人设制”、“因人易法”的做法违背了宪政法制的公正原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的政治精英们对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慎重态度。

(四)领袖人物的影响

领袖人物在精英集团内部占据着最高的地位，他的举止影响着整个集团，因此，他也就关系到他所领导的精英集团所主导的民初政治制度移植的成败。孙中山无疑就是这样一位领袖人物。卢卡奇说：“政治天才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在什么程度上使个人圈子的放射线大道社会圈子上去，伟大的政治家的生活范围和时代生活范围具有同一个圆心。”也就是说，领袖人物要善于把自己的意愿投射到他所领导和影响的社会的圈子中去。

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孙中山就对在中国将要推行的政治制度勾划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