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反智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正在中国静悄悄的崛起.我可以算这一思潮最鲜明的倡导者.十几年前,我就写了一篇<<论<渴望>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分析当时红透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对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挑战.两年多以前,我又以“反智的书生”为名开始了自己的博客,对国内主流知识界,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迄今已经获得了一千三百多万的访问量.最近,吴稼祥先生在<<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发表长文<<中国需要量“反智主义”吗?>>,系统批判我的观点.唐小兵先生则在<<南风窗>>上发表了另一篇长文<<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把我在近著<<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中表达的反智思想,看成是“民粹主义”的“野火”烧进了自由派阵营.总之,不管是反对还是拥护,人们对“反智主义”已经不能视而不见.因此,作为这一思潮的发起人,我有必要澄清一下什么是“反智主义”,为什么“反智主义”是中国社会之必需.1批判“反智主义”仿佛是精英们的所谓“使命”“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无疑是个外来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被左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广泛运用。

1960年代初，这派知识分子中的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一本书《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下子走红，获得了1964年的普利策奖，也把这一词汇的贬义成分固定化。

在中文思想界，余英时先生率先运用这一概念批判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主义”，并在海外文化界引起了辩论。

不过，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批评者，也都把“反智主义”当成一个贬义词。

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贬义词当褒义词来用。

这当然也给我的批评者提供了方便的靶子。

比如，前述的吴稼祥先生，对霍夫斯塔特的观点不作任何分析，简单化地把“反智主义”描述为1950年代“代表大企业利益的艾森豪威尔的粗鲁统治，以及麦卡锡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的结果。

唐小兵先生则把我的“反智主义”理念归纳为新左派的倾向。

可惜，这两位批评者既不了解霍夫斯塔特思想的复杂之处，更不明白这种思想在美国政治文化脉络中的地位。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位先生都属于市场派人士，都把市场经济的理念作为一个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果实来捍卫，因而批判“反智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就成了他们的使命。

他们恐怕没有意识到，在美国的思想阵营中则正好相反：那些批判“反智主义”的，多是新政以来主张大政府、用联邦的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左翼知识分子；而那些所谓的“反智主义”者，则往往是要求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的保守主义人士。

甚至像哈耶克这样的市场教祖，也可以归入“反智主义”的阵营内。

“反智主义”并不局限在美国，而且也是英国史中的重要因素。

有人甚至将“反智主义”归结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文化传统。

而恰恰是这一传统为现代西方的宪政民主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这也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

从理论上说，“反智主义”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

在这种社会中，老百姓在政治上拥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利，并作为自由的经济人在市场上进行选择。

不管你拥有的知识和财富比别人多多少，也不能僭越这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

这是我所鼓吹的“反智主义”的核心。

可是，在现实中，即使是民主的政府，手也经常可以伸得很长。

特别是政府有着比个人雄厚得多的资源和权威，并需要大量的知识服务。

当政府把那些“最”有能力的人集中起来以后，政府权力的诱惑就变得难以抵抗。

结果，不管是在政府之内还是政府之外，都有许多人会想：既然政府集中了这么多的人才，有这么多“专家”，那么这些人一定比那些没有念过什么书、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镇子的愚夫愚妇更有远见。

既然你会花钱请比你更懂经济的财经专家经营你的股票，那么为什么不多缴几个税、让政府多雇些专家，让他们包揽你的个人事务呢？自罗斯福政府以来的“新政知识分子”，就有着这种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

而罗斯福的“新政”使联邦政府迅速扩大，又使这些人在权力的核心占据了大量的位置。

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有着高超的专业知识和智慧，让他们帮助老百姓进行一些生活抉择，恐怕比老百姓自己来抉择要更明智。

有些事情，聪明的政府如果不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话，社会本身是干不成的。

这一精神，并没有随着罗斯福的去世而完结。

上世纪60年代初的肯尼迪政府，就号称是通过“精英的精英”（The Best of the Brightest）来治理的。

约翰逊“向贫困宣战”的“伟大社会”计划，也是建立在让专家更多地运用纳税人的钱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之上的。

然而，正像哈耶克所警告的，少数的精英官僚，不管多么聪明，靠他们的决策也无法有效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益。

一个社会太复杂，难以被少数人的智慧所驾驭，必须通过市场博弈、通过每个人的参与来达到健康的均衡。

一位欧洲作家曾经观察到：在美国这样的草根民主社会，小民百姓活得是如此地自尊和骄傲，乃至一个没有离开过村子的农夫，也觉得对于干他手里的活计而言，他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选，绝不会听别人指手画脚。

这样的社会，也自然有着强大的反智传统，即对少数人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大众非常警惕，对这些人运用的政府权力更是怀疑。

新政以来，联邦政府和技术官僚的权力越来越大，老百姓越来越感觉到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那些多喝了几口墨水、进入政府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代老百姓来决策了。

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时代，正是这种反对大政府的保守主义开始的时代。

虽然肯尼迪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尼克松当选了总统，使新政精神得以继续，但这种保守主义，还是随着里根时代而达到了高潮，并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主流。

在一个民主社会，精英们的自负迟早会撞南墙霍夫斯塔特对于“反智主义”的“民主面向”有着相当充分的认识。

他明确指出：“反智主义是建立在这个国家（即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平等的情操的基础之上的。

……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陷于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努力之中：他们相信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但又要抵抗这种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之痞俗。

……当公众拒绝知识分子的政治和文化诉求时，他们就感到受了伤害或者震惊……”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总有着作“社会良心”的怀抱，认为自己是为了公众利益而生的。

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他们的自负迟早会撞南墙：公众既用不着他们代表，甚至还可能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的敌人。

应该说，对“反智主义”的社会渊源，霍夫斯塔特是个明白人。

可惜，他自己却陷入他所描述的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矛盾中难以自拔。

他试图对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智识”（intellect）和专家或者一般人所具有的“智力”(intelligence)进行区别。

在他看来，“智力”运用的对象是可以预见的、有明确的甚至狭窄的界定的、实际的、切身的。

“智识”则是大脑中批判性的、创造性的、冥想式的功能。

“智力”是对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事物进行把握和估价；“智识”则是对这种估价的估价，是对整个宏观环境的评判。

用我们比较浅近的语言来说，“智力”是大脑在具体领域中的认知职能，比如科学家研究干细胞，其研究对象有着具体的界定和范围，并必须把这一范围外的事务排除。

再如消费者买车，“智力”所考虑的就是价格、质量等实际因素。

“智识”则跳出这些具体领域之上，比如要考虑干细胞研究是否道德，是对生命的尊重还是不尊重；买车的社会后果是什么，是否在能源和环境上对人类的生存负责等等。

问题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在可以具体界定的“智力”领域，人们不仅非常尊重专家，也愿意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专家。

比如干细胞研究，纳税人很清楚这种事情只能让科学家们来作。

但是，在超出了“智力”领域的难以具体界定的范围，比如干细胞研究道德不道德、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这种研究，老百姓则常常不会让渡自己的权利，一定要通过投票来决定。

这时，他们的意志就往往和一些科学家相冲突。

当科学家发现自己只能听这些对干细胞连基本的科普知识也不具备的愚夫愚妇之时，就会悲叹民不可教。

霍夫斯塔特著作，在某种意义也是这样一本抱怨之书。

不过，霍夫斯塔特在抱怨的同时也指出，美国虽然有着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但自1930年代的二战前夜开始，人们就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实际上才是知识分子的乐园。

当时大量受纳粹迫害的知识分子发现，只有美国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让他们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

新政之后，知识分子也被政府极其礼遇。

即使是在“反智主义”大盛的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也频频出入政府，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力。

知识阶层内部的危机不是自己受到政府的冷落和社会的放逐，而是太被权力和公众所抬举，乃至知识阶层频频自问：自己是否已经被主流社会所收买？知识分子固有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原创性是否已经丧失？从中国主流知识阶层对“反智主义”的消化看，他们既没有意识到霍夫斯塔特的左翼思想背景，也没有霍夫斯塔特思想本身所蕴涵的那种复杂性。

霍夫斯塔特自己就明确地说：他之所以起来批判“反智主义”，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了危险的世界，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过分尊重智识、把智识变成一种超越的价值来代替其他合理的价值的危险是实在不足虑的”。

也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草根民主社会，知识的权力根本不可能践踏老百姓的民主权利。

在中国则恰恰相反。

中国的传统中的价值系统不被宗教所界定，知识很容易被尊重为一种超越一切的价值，知识的权力也很容易践踏民主的权利。

甚至这种知识权力凌驾于个人权利的现实，在传统中已经被制度化了。

比如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在税收、刑法等等方面，都享受着普通人没有的特权。

三十多年前恢复高考后，考进大学的人身份自动变成了“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分开。

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这种制度化的特权之中，基本不受公众的制约和监督。

中国知识分子习惯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占据道德高地“反智主义”的目标，就是取消这种制度化的特权，使老百姓和知识分子都能在一人一票的平等架构中参与市场经济的博弈。

而也正是在这方面，“反智主义”会遇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最顽强的抵抗。

这一点，我在《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中对此已经作了具体分析。

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把知识看作是价值源泉，并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占据道德高地。

比如在《韩非子〃和氏》中，所谓“法术之士”就被描述成屡次因为要奉献璞玉而被砍掉双脚的忠贞之士。

而“群臣士民”则全都嫉恨这种忠贞之士，使之不敢发言。

贤明的君主，则应该摆脱“群臣士民”的影响，任用法术之士，珍惜他们所奉献的璞玉。

这一故事，也成了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统治者要在少数有能力的人的帮助下，建立对大多数“群臣士民”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