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纳维尔的人文维度——《街角社会》读后感

科纳维尔的人文维度——《街角社会》读后感

发表时间：2012-08-30T15:22:10.873Z 来源：《时代报告》2012年第6期作者：李雅楠[导读] 平常，这种义务不易察觉。只有当友谊破裂时，才能更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李雅楠（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6-0113-02

摘要：《街角社会》一书是美国社会学家怀特先生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后所做的对这一研究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街角帮的生活形式、活动方式、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书中找到细致翔实的阐述。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讲更接近于一本小说，看完之后也引发了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街角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街角社会；科纳维尔作者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做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构。在科纳维尔居住的3年多时间中，怀特借助多克（科纳维尔一个“诺顿帮”的首领）的帮助认识了通向其中各类群体的关键人物，与他们交谈，并坚持每天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这种生活充满趣味也富有压力，“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

一、帮与个人

街角帮的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的长时间的经常交往。多数帮的核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成员的少年时代。有的街角青年尽管后来搬出了科纳维尔，但家庭的地理位移却并不影响他们情感的归属，他们依然忠于最初的帮。街角青年的群体活动很少在家中进行，主要集中在街角。无论他们是否已经结婚，几乎每晚都能看到他们在街角的踪迹。多数群体在街角之外还有晚上聚会的固定场所，他们喜欢聚在自助餐厅用些咖啡点心，或者在街角附近的小酒馆喝啤酒。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成员的相互义务，这是群体内聚力的基础。这种义务意味着每个成员都必须帮助其他人。也就是说，帮助是朋友的义务。平常，这种义务不易察觉。只有当友谊破裂时，才能更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每当这时，争执的双方会抱怨曾为彼此所做的事情，这等于从反面证明，当他们朋友相待时，这些帮助都是份内之事。义务的轻重体现着等级差异。在群体中，一些地位相对低的人，当不履行义务时，位置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也成为他们对义务未必尽心的原因。而地位相对高的人，则被更多的人所期许履行义务，否则会危及到他的地位。用钱的方式也体现着等级。在群体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总是倾向于向地位较低者提供金钱，而他们自己则极少从对方那里获得接济。领袖未必比别人有钱，但他必须出手大方。领袖创造着群体的共性。“如果他不在，这个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谈论一件事。”当领袖在场时，形式就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单位组成一个大群体，大家会共同谈论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常常是统一的行动。领袖往往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群体内的情况，他是群体中信息的集散地。小伙子们愿意从领袖那里得到忠告和鼓励，结果，领袖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信任。每当成员之间发生争吵，他都会立刻知道。即使当他不想调节他们的争执时，双方都愿意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告诉他。领袖不必是最佳棒球手、保龄球手，但他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的某个方面有点本事。“他自然会提倡他所擅长的活动，不鼓励那些他不擅长的活动。”

二、保龄球与社会地位在谈到科纳维尔的一个小群体“诺顿帮”的时候，怀特注意到当诺顿帮一起去打保龄球的时候，每个成员的表现不仅与他们的技术有关，而且与其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保龄球手要打好球，就要有信心。之所以有信心，首先是因为他过去曾经打过一样好的球，并且已经对取得好成绩习以为常。其次，他的信心来自伙伴对他的评价。如果他们认为他能打好，则他更可能发挥优异。如果他们认为他不行，保龄球就“既要与他们的讽刺挖苦，又要与自己的犹疑作斗争。”所以，一个人在打保龄球时的表现，与他与伙伴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怀特如此总结：“社会地位与保龄球成绩之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成是由于打保龄球成为这个群体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它变成一个人借以保持、获得或失去威望的主要工具。”

三、议会与群体团结

科纳维尔的两个群体诺顿帮和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早期社会阶层分为三个层次，最低为街角青年，最高为大学生，其次为中间层。两个群体间没有密切接触，当街角青年和大学生群体之间的鸿沟狭窄时，中间人能够在促进交流方面发挥作用。当他们的鸿沟太宽时，就没有人愿意从中斡旋了。

诺顿帮成员在群体中的位置、义务和责任，是他们在日常活动中的行为决定的。他们无规章和制度，即使有章程也很少照办。他们是根据非正式联合形成的决议行事的，他们的会议只是认可已经达成一致的决定而已。大利人社区俱乐部成员都是大学生，他们的资格来自他们的大学文凭，座次的位置决定于其分数。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很少凑在一起，没有非正式的组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议会程序来形成决定，为人群的行为提供框架。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议会程序却摧毁了俱乐部的团结。

意大利社区俱乐部的实践说明，并非让每个人说话就是群体团结的最佳途径。如果你要求在群体内部达成共识且免于专制的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讨论之前提出一个尽可能折中多方利益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征求各方意见并加以更改、修正和完善。两个步骤恐怕都是必须的，前者保障了讨论围绕着某个核心，后者保障每个人的诉求都能有所落实和体现。在一个有着富有魅力领袖的组织中，提出方案和获得通过更为容易和便利，甚至一个人的力量就能达成。而在一个松散而缺乏情感联系的组织中，这个过程将耗费更多的精力，面临更多的摩擦。方案的提出者必须能够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的狭隘目的之上，那些服务于一己目的自私而刚愎的领袖，只能将群体引向分裂。

四、群体忠诚与社会流动

诺顿帮的成员留守在科尔维纳，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大学生成员有很多最终脱离了这一地区而流向更多地社会阶层。不同的流向不仅仅源于智慧和能力的差别。怀特注意到，这两个群体的人对金钱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诺顿帮的成员倾向于没钱，因为钱被用于群体的行动中，有钱的人总是与群体中缺钱的成员分享资金以参与一致的活动，密切的友谊花费不菲。而倾向于向上流动的那些青年，喜欢为未来的继续教育攒钱，更高的学历为他们走向科尔维纳以外的世界创造条件。

多克（诺顿帮头目）和奇克（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头目）是两种取向的典型代表。他们对待社会流动持有不同的态度。“奇克评价一个人是看他提高自身地位的本事；多克却是根据他的朋友的忠诚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来评价”“大学生和街角青年都想成功。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大学生或是不肯让一群亲密的朋友束缚自己，或是情愿牺牲他与那些进取得不如他快的人的友谊。而街角青年则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网将他与他的帮连在一起，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

多克明白哪些手段可以用来最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他甚至能对别人指出这些手段，但他自己不使用他们。也曾说过：“我想我的小伙子们妨碍了我的发展。”但是，如果为了自己的需要就背弃诺顿帮，多克就不是多克了。他无力改变自己。单凭意志的作用不足以改变一贯的行为模式。观念决定了选择，而选择决定了道路。

五、赌博团伙

在中产阶级看来，赌博是不体面的活动。但是在意大利，赌博则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也推销他们自己的彩票。新教徒将法律和道德等同起来，从而认为非法活动就是不道德的。天主教会则认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赌博是世俗事务，国家有权禁止它，但法律上的禁止并不意味着它不道德。

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将赌博看作一种能力的测试，除非一个人在赌博时干得很漂亮，否则他不会被视为一个出色的竞争者。街角青年经常组织自己的赌博。正式在这种氛围中，非法团体出现了，他们将赌博当作一项生意来经营。

非法团体在提供大批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数成员没有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经验和本领，另外，有迹象表明，科纳维尔的意大利人在就业时受到歧视，于是在大萧条时期，非法团体为他们提供了难以用别的方法获得的就业机会。

非法团伙还为新企业提供投资的资本。促进他们进入合法生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成为“有身份的人”。 “非法团伙活动在科纳维尔的作用就像合法企业在其他地方的作用一样。非法团伙成员使自己的活动仿照着企业家的活动模式，甚至奋力争取体面的地位，从而使他可以像在科纳维尔一样得到社会的承认。”

六、科纳维尔的问题

本书的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科纳维尔的问题并非在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无组织。事实上，尽管科纳维尔大学生群体和街角帮之间存在冲突、代际之间存在对立，但这仍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它的核心问题在于，科纳维尔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跟它周围的社会结构融为一体。

在科纳维尔要凭借智慧和能力成功地爬上社会阶梯向上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对科纳维尔青年来说，要想成功，必须进入商业和共和党政治的世界，或者进入民主党政治和非法活动团体的世界。如果他在第一个世界得到发展，他能够被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成功的人，但在科纳维尔他只会被这个地区视为一个异己分子。如果他在第二个世界发展，他就会为科纳维尔所承认，但在其他有身份者眼中则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我们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不少的当地意大利青年（男大学生和一部分街角帮领袖）正在试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是他们都陷入一种矛盾冲突之中：即往上爬，就必然会脱离科纳维尔，要留下，就不可能往上爬。作为第二代的科纳维尔人，男青年们无法摆脱自己是意大利人这一根深蒂固的认知，而这种认识增加了他们脱离科纳维尔的难度。

我们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最终脱离了科纳维尔的奇克得到的评价显然不高，而当地人对多克的看法则正面得多。这也许可以作为科纳维尔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而来自上述文化冲突的另一方——美国的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文化，虽然标榜着多元与包容，但实际上是具有相当强的排他性的。美国人对待移民的态度，直至今日都有目共睹。可以想见，一群出来乍到、语言不同的意大利人，很可能大部分都不是腰缠万贯的大款，在当时的美国是不会受到夹道欢迎，而是被排斥的。他们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只能被迫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社区，在自己的种族范围内进行交往、生活。这种排斥同样激化了第二代科纳维尔人的民族情绪。他们热爱美国，但同时深刻的记着自己的意大利血统并为此骄傲。

美国的这种态度一直留存在科纳维尔社会工作者身上，成为他们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显然没有人愿意接受来自看不起你的人的教诲，因为那在你看来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指摘。但社会工作者鼓励奇克那样的年轻人的行为显然是歪打正着：他们不可能指望奇克回到科纳维尔并对那里施加多大的影响。但如果科纳维尔有更多的奇克，美国社会对这个地区人的偏见也许就会减少，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大门才会真正对科纳维尔敞开。所以，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揭示的那样，只有放下偏见，科纳维尔问题才会有解决的可能。参考文献：《街角社会》，威廉?富特?怀特，商务印刷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