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乌江流域丰富别致的“背荚”文化

浅谈乌江流域丰富别致的“背荚”文化
涪陵师范学院美术学院03级美术学4班周道
重庆的“棒棒”，成都的“索索”，算是渝蜀两地独具特色的交通民俗（指帮别人搬运东西的人），形成了渝蜀地界的两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西南地区还有一种民俗工具――背篼。

由于民族不同，地理条件不同，这种交通民俗也就相应的有了一些变化。

对以背运东西为生的人，称呼也各异，在汉族称为“背二哥”，土家族称为“背不离篓”，而在乌江流域彭水一带则直呼其为“背篼”。

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一致：喇叭型背篼和丁字拐，有的还加副绳架；当货物多时，就用绳架固定在背篼顶上，累了就用丁字拐作为支撑货物的受力点，既方便又安全。

“棒棒”、“索索”和“背篼”，他们虽具有地方特色，也无法改变其“下苦力”的身份，摆脱不了“招之既来，挥之既去”的卑微命运。

然而有一种和“背篼”类似的民俗工具——背荚，在乌江流域却享受着人们对它优厚的礼遇。

背荚是用竹蔑丝或藤条编制而成，其制作相对背篼要复杂。

一是选材，选两根仅手指粗细的树条，再用韧性好的竹子（一般是兰竹）划成蔑丝或找来制好的青藤条备用；二是定型，先把两根树条分别制成大小一致的圆弧状，再把树条的两端对齐用绳子绑好，再才把两个制好的树条模型的四个端点用木棒固定并使其平行，两根木条平行的宽度不要过宽，约为圆弧状树条两端长的1/3或1/4（可根据需要定），一个上圆下方的背荚模型就做成了；三是把蔑丝或藤条编织到背荚模型上，编好后再打好“蔑签”，装上背带，一个扁扁的、小巧的“背荚”就完成了。

因为“背荚”的开口处是圆弧状，看上去像张开的夹子，故而称其为“背荚”，是郁江一带所特有的民俗工具。

郁江，是乌江最主要的干流之一。

发源于湖北省利川市，流经重庆市彭水县连湖、郁山等几个乡镇，于彭水县城汇入乌江。

《战国策`燕策》“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岷江），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至郢（江陵）。

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江，四日而至五渚（洞庭湖入口）”[1]巴是指古巴国，在乌江流域一带。

郁江因流经郁山镇而得其名。

郁山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在六朝时设县治；夏商至春秋时，郁山为廪君国地，由巴族控制，后建巴国；战国时，周显王七年，楚掠其地，郁山镇属楚黔中；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秦派司马错取楚黔中，置黔中郡；西汉建元元年，汉武帝置涪陵县，治今郁山镇；三国蜀汉章武元年，汉昭烈帝刘备设涪陵郡，治今郁山镇，军师中郎将庞统之子庞宏任涪陵郡太守，太守府遗址在今郁山中学，庞吏坝地名至今沿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设黔中道，领50州，郁山建开元寺；宋绍定元年，在伏牛山涌流天然盐泉的玉山置玉山镇，属彭水县；明景泰元年，代宗朱祁钰即皇帝位，为避钰字讳，玉山镇更名为郁山镇，沿用至今。

据盐史专家考证,远在上古时西南地区地表盐泉仅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和巫溪县宁厂镇两处盐泉；巴族尚未立国，郁山就开始开采盐泉，并有一定规模的盐业。

《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说：“从煮盐、采丹、聚集人口、开发地方产业，到疏通水道运输，便是郁山地区文化的特点”[2]。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李白当年慨叹巴蜀地区交通不便的名句。

西南地区大多是山地，道路崎岖难行，背篼则成为最主要的民俗工具；因用途不同而造型各异，有抛背、蔑背、凉背、背荚等；抛背、蔑背、凉背是农用的工具；而背荚在乌江流域的支流郁江地带，则成为一种礼仪、文化和历史受到人们的高度尊
崇。

在这一带它与木匠、文人、当地民俗及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与木匠的关系：在当地人心目中，对木匠是极为尊重的。

背荚原来只是木工用来装凿子、刨子、锯子等工具的器具。

在远古时期，人们还没有学会建筑居室，只能依靠天然的洞穴居住，人们的生活环境和身体状况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直到伏羲氏发现鸟在树上筑的巢，既暖和又舒适，还能躲避虎狼蛇兽的袭击，于是他就模仿鸟巢在树上搭建住所，从而有了最早的居住建筑；到了东周时期，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在木居建筑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还发明了许多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如碓、磨等，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打米机”。

这些工具在生活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从而奠定了木匠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式建筑中，木式建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滕王阁，及其许许多多的楼台、阁楼都属于木式建筑。

在西南地区，至今还保留和修建木居，木居有干栏式楼居、栅居、吊脚楼等[3]。

这些居室都是经木匠一手建造，故而人们对木匠特别尊重。

大概是“爱屋及乌”的原因，对背荚也视为珍贵的东西，从不轻易使用和碰触。

修新房是当地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特别看重修建过程；第一步要备齐木料，就是砍下自己林地里的较粗壮的树木或购买木材作准备，土家族人称为“伐青山”；第二步是请来木匠，对这些木材进行加工处理，俗称“架大码”；第三道工序称为“排扇”，把加工好的梁和柱子接上榫头，排成“木扇列子”（每一列三根柱子）一般木居是“三列九柱”或“四列十二柱”；第四步就是“立屋竖柱”，就是把加工好的木材组合[4]；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日子，主人要挑选黄道吉日，请众乡亲帮忙；还要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在那时候一起来庆祝热闹一番。

“立屋竖柱”时还有个习俗，上梁前要祭梁，即祭祀祖先、慰告亡灵，由木匠师傅主持。

所有工序准备好后，木匠师傅还要说一段《福至辞》（就是祝福的话语）录其一段：
“……先立中堂，再立两旁，立了一扇又一扇，中间立起紫金扇，紫金扇点状元……福至——预备——起！”当“起”字说完，众人就一起用力把“木扇列子”立起。

这则《福至辞》没有故作高深的主题，就是反映立屋竖柱的过程和一些吉祥话语。

当木匠师傅说《福至辞》时，主人还要给红包，就是希望吉祥话语能说得更好一些，想以这种形式感动上苍，愿幸福在“新居落成”后能真的降临。

二、与文人的关系：当地人对背荚还有一种称谓——书背荚，是指读书人装书的工具。

我们从影视中不难发现，古时候的儒生在进京赶考，都会背负一个装书的器具——书背荚。

用“书背荚”装书，一是方便、轻巧；二是耐用、美观。

一般是用青藤条编制，较“蔑背荚”要轻，因为藤条较稀少，其价值也高得多。

现在酉阳县龚滩民间的藤编，其价格就相当的昂贵。

“书背荚”成为一种文化的代言和象征。

当人们添了“丁”（生了小孩），特别是男孩，互相道喜都会送上一句“恭喜生了个‘背书背荚’的”，意思是说有一个将来考功名的人。

自古人们就把读书与做官联系在一起。

有句谚语：“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自隋唐起，直至清朝末期，读书是取得功名利禄的主要渠道。

科考就一直是读书人的一道关卡，我们不是学过《范进中举》那篇课文吗？从那里我们应该了解到读书人对做官的追求与向往。

当地人们对有学识和能力的人是极度尊重的，可见对读书人的高度评价。

同时也反映当地人渴望幸福吉祥、早生贵子、升官发财的愿望。

相传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也曾使用过书背荚。

传说不可信，据史料记载，“黄庭坚于绍圣二年谪贬黔州，居住在郁山开元寺南侧摩围阁，与当地各族民众凿井而饮，曾在《竹枝词》中写下了‘鬼门关外莫嫌远，四海一家皆兄弟’的名句[5]。

旧《县志》载：“黄山谷谪黔时，寓凤凰山开元寺，山下石泉，水味甘甜，僧人煮敬以为清供，因题曰丹泉。

明万历二十七年，县令曹栋刻有碑记”。

郁山人民为了怀恋他在玉屏山修有“黄庭坚衣冠冢”。

还把“伏波祠”改建为“三贤祠”，与汉马援、唐长孙无忌一起祭祀[6]。

由此可见背荚与文人也曾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才会对它如此尊崇。

当然，现在的书包、文件夹等装书工具各式各样，但我觉得，背荚仍有其保留的价值和挖掘文化的潜能，毕竟它是人类的发展历史和民间文化的反映。

三、与当地民俗的关系：背荚在当地人心目中不但是神圣的，也是崇高的，而且把它作为吉祥喜庆的象征。

在乌江流域一带，杂居着汉、苗、土家等多种民族。

特别是婚嫁习俗中，更是容积了各民族的特点；汉族旧式婚礼的程序十分烦琐，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合为“六礼”。

⑦《晏子春秋》中说：“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

”⑧在乌江流域的郁江一带，“六礼”就有了一些变化：一是“相亲”，男女双方预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见面，相互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二是“踩户基”，女方在媒人的陪同下到男方，这是看家庭条件和地理位置有没有发展潜力；三是“递话”，即由媒人把双方的问题相互转告给对方，如果满意，就进行下一“礼”；四是“走回回”，得连续三次，每次男方都要按女方要求办齐聘礼。

当地人为了说明程序之烦琐，称此为“三回九转”；五是“娶同意”，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男方还得持礼物、请媒人一起去女方，问询嫁娶时间和相关事宜；六是“迎亲”，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把女方迎娶过来向众人公开，从此后他们是夫妻了。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人生中两大快事，也是人生中最开心、甜美的事情。

在旧时婚俗中，背荚是迎亲队伍中必不可少的器具。

男方得专门请人来背“背荚”，称之为“押礼先生”。

请的背“背荚”的人又必须是自己家族里的人；虽看似轻松，然而却关系到“迎亲”过程顺利与否，还关系整个家族的名誉，所以要请族里有名望、有学识的人来担任。

婚嫁一共持续三天（一般指男方），挑选的黄道吉日为正婚日，俗称“正酒”，此前一天称为“投帖”或“发轿子”，后一天称为“拜亲（客）”。

到了“投帖”那一天，“押礼先生”就与主人联系，接手迎亲的所有事宜。

先是在男方主持“喊礼”，给迎亲的所有人发红包和帮忙烟；再率众去到女方，到了那里的第一件事是“摆礼”；“摆礼”就是把聘礼摆在堂屋的桌子上，让女方的人来验收。

这时候就不像“喊礼”时那么容易了事，因为女方也会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来“接礼”，双方就会有约定俗成的一番言论，叫做“说礼”。

“说礼”不是我们所见的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说讲道理，而是每人说的都得成文并押韵，俗称“四言八句”（相当于民歌形式）。

在“说礼”之前还要分主位、客位，相互推让位置，表示谦虚让对方居上位，即右手边。

一般是“押礼先生”持“红帖”（婚嫁时都用红色的表示喜庆，帖子里还写明聘礼名称和数目）居客位先说。

现录其一二则：
“初次踏进贵府门，
请你先生把礼行，
先说周公礼，
再论圣贤文。

”
“押礼先生”就把手中的红帖子转给女方“接礼”的人，对方接过答言到：“宵小少读圣贤文，
先生到来光辉增，
如有不周处，
万望能包忍。

”
说毕把帖子再转交“押礼先生”，再由“押礼先生”来对下去……
人们把“说礼”当成一种娱乐方式，会集中在堂屋围观。

现在在郁江一带还沿袭着“说礼”和哭嫁的习俗。

哭嫁是土家族的婚嫁礼仪，女儿出嫁时一定要哭，哭得动听、感人的姑娘，称之聪明伶俐的好媳妇[9]。

“说礼”中“四言八句”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却是人们日积月累的历史文化的反映。

如果双方都不认输，哪方学识不够或头脑转不快，就会言穷语尽，被对方说的无言以对，以后就会被别人嘲笑，在“背荚”前加一“秧”字，即“秧背荚”；“秧者，禾若秧穰也，从禾央声”[10]。

原本是指细小稚嫩的幼苗，在这里是说被别人羞辱了。

但人们称赞一个人时也会说“是块‘背背荚’的料”。

虽然这种民族民间文化还在，但背荚却渐渐被遗忘了……
四、与美学的关系：背荚不但具有实用价值和历史价值，还具有欣赏价值和审美价值。

背荚在造型上符合审美观点；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形体，而是由多种形体组合，才形成了“上圆下方”的艺术效果，与西方国家的“圆顶式”建筑样式相仿。

背荚的制作相当精细，这就提高了它的艺术欣赏价值。

我们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时都会从内容和深入刻画的程度来评价一件作品的优劣，内容细致、丰富的艺术作品当之无愧是佳品。

背荚虽然不是美术作品，但它属于民族民间艺术。

现在这种背荚少了，但我们却能在市场上看见或购买到这种精细的竹制、藤编手工艺品，如“笔帘”、“竹编水果盘”、“竹编花篮”等等。

正因为它们小巧精致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前面提到的酉阳县龚滩镇的藤编，现已成为游客竞相购买的艺术品，可用来装饰居室或赠送亲人、好友。

然而现在，背荚却遭到人们的冷落。

明朝大画家、文人徐渭在题《黑葡萄图》诗中写道：“半生落成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背荚虽老，但遗留的“背荚文化”还在，我们不应将之“闲掷闲抛”，应充分挖掘它的丰富内涵和历史文化。

清代名人刘墉给理发店曾写过这样一个对联：“虽是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同样，背荚虽是小小的民俗工具，却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背荚与木匠、文人、民俗及美学密不可分。

其实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许多像背荚一样细小的民俗工具，如粑锤，萝筛等等。

正是这些小小的工具与人类同步发展了历史，形成了文化，构建了中国五千年悠久的风俗文化传统。

这些曾与人类发展史密切相关的工具，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渐被遗忘。

我们遗忘的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丢掉的是证明历史的材料。

我们应保存好这些民俗文化遗产，让它们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1]林向《巴蜀考古论集》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第77页
[2]吴涛<<巴渝历史古镇>> 重庆出版社第84—85页
[3] 叶春生《区域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20页
[4]叶春生《区域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13页
[5] 傅德岷、文成英等著《重庆与名人》重庆出版社第41页
[6] 吴涛 <<巴渝历史古镇>> 重庆出版社第88页
[7]叶春生著《区域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18页
[8]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9] 叶春生著《区域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211页
[10]汉许慎《说文解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