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军事战略思想

革命派的军事战略思想

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头等大事，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此十分重视。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中，他们产生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思想，并结合斗争实践加以调整，指导着武装起义走向胜利。

（一）从一开始，革命派就面临如何进行反清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这是一个关糸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革命派对此极为重视。他们在实际中所提出的战略思想，主要是起义地点的选择，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据地思想。

革命党人在选择发难地点的问题上是煞费苦心的。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在南部沿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一种主张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

孙中山主张在南部沿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先夺取两广，待南方的“星星之火”得到全国响应，形成“燎原之势”以后，再挥师北上，长江南北的革命党人一起响应，从而一举推翻清政府。在此问题上，孙中山早就进行过探索。还在１８９７年至１８９８年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就曾同宫崎寅臧等人进行了反复地讨论，提出了起义地点的三原则：第一，要能迅速地集合一支革命的力量；第二，要便于运送军械和人员；第三，发动后要很快得到进取。因此，孙中山曾经说过：“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在他看来，广东当然是具备这几个条件最理想的发难地点。一是广东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找到起义的基本队伍，而且广东也是会党活动频繁的地区；二是广东一直是革命党人活动基地，便于加强对起义的领导；三是广东地处沿边沿海，毗邻香港和安南，利于起义后的接济。因此，考虑到这些有利因素，孙中山把重点放在广东及沿边沿海地区，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发动了八次起义。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发动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此后，又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钦廉防城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革命党人选择在南部沿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是无可非议的，在这些地区，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如果形势发生变化后，仍然坚持在南部沿海地区发动起义，那就脱离了客观实际的要求。

在中部发动起义的主张同盟会成立以前就已产生。此后，同盟会作为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会员来自全国各地，由于他们自幼生长在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省份比较熟悉，因此，他们在选择起义地点的时候，较注重本乡，难免与孙中山的主张出现分歧。其中较有影响的是黄兴和宋教仁等提出的中部革命的思想，主张以长江流域为突破口，进而扩展到全国。

黄兴参加革命的生涯不长，但武装斗争的思想却贯穿他一生。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就革命地点和方法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提出了几种方案：一种是在首都北京发动起义，“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一兴推翻清政府，建瓴于海内。但中国没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充足的条件。一是北京市民苟安无识，二是不能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因而不易推行，只能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分起之法。”各省联为一体，依形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相声援，夺取湖南。然而，单独湖南一省发动起义，他省没有响应，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不能一举推翻清政府。因此，黄兴主张发动起义后，必须与其他省份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黄兴成立华兴会后，立即组织了长沙起义，并联络其他各省响应。无疑，黄兴与孙中山在选择起义地点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差异，但在武装斗争实践中，黄兴以大局为重，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的战略路线。并且黄兴并不局限于湖南一省发动起义，当他看到湖北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时，又提出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同时响应牵制清政府，一举推翻清政府。

宋教仁也主张在中部发动起义。同盟会成立的最初几年，孙中山主张在南部沿边沿海

地区发动起义并无不妥，而且孙中山在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革命党人中有的虽然有不同的主张，都隐而未提。随着革命势力，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如果仍局限于在南方开展活动，发动武装起义，就不能适应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更不易联络全国革命力量汇成巨大的革命洪流。１９１０年２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革命党人由于专在南方边省发动起义遭到失败而感到泄气。他们“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形势要求革命党人调整自己的战略重心。这样，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的主张再次在同盟会内部提出来。

１９１０年８月，在同盟会东京的一个会议上，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略思想。“上策为中英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此策之为最善者也；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于外国领地，由据边隅，以为根据，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或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此之策之又次者也”。后经会议讨论，认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在边隅之地发动起义又屡遭失败，所以采用中策比较适当。当时，革命党人在长江流域省份的新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且长江流域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革命的影响可以向南北扩展，及时把重心转移到中部有很大的战略意义。

中部革命的战略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的认同。１９１１年７月，宋教仁、陈其美、谭仁凤等在上海成立了中部同盟会，具体实施这一战略重心的转移。他们在长江流域各省设立分部，确定１９１３年为大举时期。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在同盟会东京总部涣散的情况下，中部同盟会勇敢地肩负了实际的领导责任，及时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从而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并促进了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派武装斗争重心的转移，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这一转折也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同盟会成立的最初几年，在南部发动武装起义的客观条件要比长江流域要好得多。随着长江流域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中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和时机均已成熟，实现战略转移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在革命派选择起义地点的各种主张中，也蕴涵着一种不成熟的根据地思想。孙中山曾经设想为“欲先取中国南部数省为根据地，然后进犯北部，故猛着先鞭于粤桂滇三省。”这同他主张在南部沿边沿海地区是相符的。他在谈到１８９５年广州起义的目的时说：“欲取广州为根据地。”在惠州起义中又想以惠州之三洲田为革命根据地。以后的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孙中山都希望占领一战略要地，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以上说明，孙中山是迫切希望建立一块革命根据地，或在两广，或在云贵，然后北伐，推翻清王朝，只是孙中山确定以南部为重点以后，对其他省份照顾不够，黄兴也提出“雄据一省”，“以省为根据”的主张。由此看来，革命党人确实存在着根据地思想。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理论上对根据地问题进行了探索，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报》第３期扑满写的《发难篇》一文。该文对中外的历史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革命有三种方案：“一曰扼吭，谓复其首都，建瓴以海内；二曰负隅，谓雄据一方，进战退守；三曰蜂起，谓分举响应，使伪政府土崩瓦解，权力委地。”这三种方案中，作者最推崇雄据一方的做法，他以大量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应实行武装割据，而不能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在首都发难，中国不具备这种条件，只能采取象以往农民战争那样，实行武装割据，把根据地作为胜利的出发点，等革命的力量强大以后，各地革命团体如星罗棋布，到时同时并举，再直捣清政府的老巢。

革命派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是正确的。因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开始时总是较弱小的，不可能与统治者立即决出胜负，只有依托根据地，积蓄自己的力量，才能不断创造胜利的局面。可是，革命党人虽然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但他们却忽视根据地的建设，并无能力进行这种建设，故他们不可能象共产党人那样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