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落的原因

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封建王朝下的经商是一种不怎么稳定的职业，并且官压商。国家遭遇危难时，大多数的战争经费还是由经商的人来凑齐，或是被国家征调。至于物流方面，与总体的国情有关，交通的不发达造成了各地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因而货物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快速有效的到达。

就明清而言，交通的不便利是阻碍商品运输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清末，火车的流行也未能带来一定的变化。主要还是思想的根深蒂固造成，认为洋人的东西是不保险的，所以对于火车没有进行有效的利用。

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第三，清末民初自然灾害、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使晋商失去了安全的经商环境。

晋商衰败的内在原因有四点：

第一依附封建政治势力，使晋商走到了死胡同。

第二，由于晋商本身仅只是一种封建体系下的变种，所以具有许多与生俱来的封建性、保守性、落后性的东西，从而无法适应近代剧变，最终走向衰落.

第三，晋商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失误是造成晋商整体衰落的又一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

第四，晋商晚期所滋生的“奢为贵”思想进而挥霍无度也为晋商衰落埋下了伏笔。

晋商衰落原因探析

晋商曾在明清商界驰骋长达5个多世纪，足迹不仅遍布中国大陆,而且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甚至垄断了对

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经营项目广泛，尤以金融业名震海

内外，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汇兑，山西票号被称为“汇通天下”，

山西票商被誉为“第一商人”。

然而，由于晋商本身寄生于封建社会的衰弱病体上，加之自身的软弱性、保守性、落后性等特征，在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压榨，

西方工商业者的不平等竞争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暴动的冲

击下，清末民初晋商最终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剧变，整体性地衰落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代谢肇制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其富甚于新安。”[1]据史载，明嘉靖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藩曾为当时天下富豪排名，资产在白银50万以上的17家中，除12家皇亲、贵戚、权臣外，平民出身的5家商贾中，晋商占了3家，徽商占了2家。[2]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了。有清一代，晋商臻于顶峰，足迹不仅踏遍中国大陆，还远涉俄罗斯、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地。《康熙南巡秘记》中载：“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燕、赵诸大市，执商市之牛耳者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

《五台新志》载：“有麻雀之处即有山西商人”。晋商不仅活动地域广阔，而且经营业务也非常广泛，并且在许多行业居垄断地位。何秋涛《朔方备乘》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清人衷斡《崇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晋商)经营”。

清初皇商介休范氏垄断了对日铜货贸易，占当时洋铜进口的一半左右，每年采办量达130万斤左右。山西的“大盛魁”、“复盛公”等曾垄断了对蒙贸易。素有“第一商人”之称的山西票商在鼎盛时，票号遍布全国，并在日、朝等国家设立分号，进行跨国经营。庚子事变后票号存放汇兑业务激增，光绪三十二年，汇兑总额达三四亿两，[3]称雄中国金融界，被誉为“汇通天下”。

晋商活跃时期之长，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影响之大，

在中外商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然而到清末民初之际，曾经在明清商界纵横驰骋，叱咤风云达5个多世纪的地域性大商帮——晋商却步入了整体性的衰败之路，给世人留下无尽的慨叹、教训。

晋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一)

首先我们从外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三点：

第一，清政府对晋商的肆意压榨，使晋商不堪重负。

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秩序和小农经济结构基础，往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衰落，政府对商业控制虽相对减弱，但对商人的压榨却愈加苛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追求奢豪生活的欲望使得统治者加大了对商人的剥夺。上至皇帝公卿贵戚下至普通官吏往往生活奢豪腐化。皇帝出巡，所经之处，“各商预输苏杭间彩锻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旁极眩彩。店铺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4]

再如，慈禧六十岁生日时，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一戏台，令人眩目。而这些奢侈生活的维系，大多是通过巧立名目，增加税赋，强迫商人捐献报效等方式而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腐败统治，内外矛盾激化，镇压起义和对外战争都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而

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伴随而来的都是巨额的战争赔偿，而政府财政匮乏，于是便将赔偿的重负转嫁给整个社会。商人首当其冲，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晋商更是深受其害，往往承担沉重的苛税、捐输、摊派。

史载，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在山西大量设置厘卡，使每年厘金收入从白银9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税、票税、盐价加斤等杂税每年增加多达20万两。[5]如果说，商税的滥征、重征仅仅使商贸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竞争能力减弱的话，那么捐输摊派的掠夺则使晋商流动资金减少，给晋商发展带来很大困难，伤了元气。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鸦片战争赔款，清政府向晋商摊派捐输金额达白银200余万两。[6]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王朝为了筹集巨额军费，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至次年正月，晋商捐银1,599,300余两，占全国新捐银37.65%，[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清人徐继畲（山西人）曾云：“吾省前后捐输已达五六次，数逾千万”，至使出现“富民膏血已罄竭”的严重局面。

第二，清王朝腐败无能，使晋商在同外商竞争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

以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例，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恰克图市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为双方计价便利，条约规定双方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用茶叶），晋商瞅准时机，迅速占领市场。恰克图茶叶出口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垄断。平等的商贸给双方都带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