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偏见的社会心理学分析_关注农民工群体

在农民非农化的进程中，农民工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为城市的辉煌贡献着自己的辛劳与汗水，但是至今却依然是户籍制度衍生的“城市异客”，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社会群体，处在深刻的身份焦虑之中，并承受着沉重的社会偏见［１］。

以往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多是社会学方面的探讨，本文将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农民工群体所受偏见的问题。

１．遭受社会偏见的农民工群体偏见与歧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偏见（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是指人们对群体成员的一种否定态度；歧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则包括对群体成员实施不公正的行为［２］。

我国目前通过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福利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政策，事实上的“经济吸纳、社会拒斥”，将城市民工集体排他于社会的底层之中。

许多城市居民也对农民工群体抱有成见。

调查发现［３］，在进城民工所遭受的各种歧视中，语言上的歧视、有意的回避，或者人格上的轻视等反应更为强烈。

这种植根于观念上的偏见直接导致了城市居民与民工群体之间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划分。

虽然市民与民工这两大群体生存在同一空间中，表面上发生着经济、工作和生活上的互动，但在心理意识上，城市居民完全将民工排斥在自己群体之外，与民工有着高度疏离感。

２．农民工群体所受社会偏见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人人生而平等，合法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是，农民工群体却长期受到偏见性待遇，其原因何在？我们从影响偏见的心理原因和社会原因来进行分析。

２．１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是农民工所受偏见的重要的心理原因，具体表现在归类、基本归因错误和防御性归因等三个方面［２］。

人们常常根据种族、性别、年龄、贫富、职业等对他人进行归类，将那些与己相似的人视作群体内成员，而将那些与己不相似社会偏见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关注农民工群体胡琳丽摘要：农民工是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独特而不可或缺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一直遭受着一些有形无形的社会偏见与歧视。

文章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分析进城农民工所受歧视性偏见的表现、原因与危害，并提出减少与消除对农民工群体偏见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群体社会偏见歧视作者简介：胡琳丽（１９７６－），女，山东青岛人，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博士生（杭州，３１００２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讲师（青岛２６６０７１）。

的人视作群体外成员，从而形成所谓的“自己人”和“外人”，对待自己人和外人的态度不同，简化外群体中的个体差异，出现“群体外成员的同质效应”，许多人因此而成为被归类成见所贬低的受害者。

例如“外地民工素质都较差”的观点，由此产生的群体刻板印象不容易发生改变。

为归类成见所左右的人，在评价偏见的对象时，最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即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解释成个体因素的结果而不是情境因素的结果。

比如农民工穿着脏乎乎的工装上公交车遭遇白眼，是因为他们被定位成生性脏懒差，而忽略其极度疲累、卫生条件差、工资收入低等客观原因。

而防御性归因是指观察者在尝试解释他人遭到的灾难和挫折时，有可能对原因作出内部归因。

如农民工讨薪不成爬上高高的楼顶自杀，竟被指责为“恶意讨薪”。

２．２歧视的替罪羊理论歧视的替罪羊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的挫折导致人们对弱势外围群体成员的替代性攻击，以发泄被压抑的情绪［４］。

现代人普遍生存压力较大，在城市工人大批下岗之际，有人认为农民工的到来抢了城里人的饭碗。

甚至也习惯把城市的交通混乱、治安问题等也都归因于似乎带有“原罪”的农民工。

事实上，由于地方利益的保护主义，农民工所从事的大部分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累、险、苦、毒性质的工作。

而相关调查也发现［５］，在农民工的伤害罪中，７０％是农民工自己人之间的伤害，他们在和城市人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大都是避让的态度。

农民工带来的侵害被城市夸大了。

２．３社会文化冲突现实社会中的各个群体、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和地位上的不平等。

冲突往往导致敌视，并进一步演化为对对方的否定性情感和心理［４］，从而形成对对方群体的偏见。

农民工离乡离土到城里谋生，与城市居民难免会有经济利益、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

商场里许多农民工挤在一起兴奋地观看免费电视，书店里他们只看不买，都会遭到个别服务员的歧视；甚至有市民提议在公交车上设民工专区；城市为了保持市容市貌，设置专门的部门管理游摊浮贩，甚至为了某些大型国际性活动而将农民工聚居的村落整体清除，将农民工劝返原籍。

３．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偏见的危害偏见会给社会生活的协调与和谐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特别是给受偏见者带来严重不良的心理后果。

使受偏见者自我束缚，导致自我实现预言。

偏见使人际间产生消极性情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这种疏离反过来又会强化偏见，导致受偏见的个体的人格失常，并对周围的人产生强烈的敌意感。

从偏见者来说，偏见使人对被偏见者作出不正确的评价，偏见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歧视和攻击的偏见行为［６］。

偏见与歧视不但剥夺了农民工群体的发展机会，使得他们处在一种弱势的状态，而且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他们处在绝对剥夺和相对剥夺状态［７］。

城市没有提供正式接收他们的渠道和组织，他们自身也没有机会将符合城市社区的行为规范转换为内在的信条。

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偏见也强化了农民工对城市的不满态度，在与城市居民的责、权、利的相互比照中，容易对城市产生对立的情绪和报复的心态。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加上群体性的严重歧视，对于由年轻人为主体组成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很容易出现失范行为，甚至违法犯罪。

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偏见直接导致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不断侵害：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不为民工参保缴费；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低于当地最低标准支付民工工资；拒不支付延长时间的工作报酬；解除合同后，不按规定给予民工经济补偿；违反规定向民工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证金、抵押金及其他不合理费用；扣押民工个人证件；随意延长民工工作时间；违反有关规定，侵害民工中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合法权益［８］。

农民工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与公司发生流血冲突甚至自残自杀的报道时见报端。

４．减少并消除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偏见的对策社会心理学问世以来，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干预偏见的方法。

其中，已经显示作用的干预方法主要有下面两种：４．１认知策略由于偏见是自动地和无意地形成的，因此人们对他人的偏见性思维有可能成为一种“无心的习惯”［２］。

日常生活中有两种认知加工方式参与人际交往的社会情境，一种是“控制加工”，也可以称为“有意加工”；一种是“自动加工”，也可以称为“无意加工”。

若将“无意加工”转向“有意加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偏见性思维，时时反省，那么这种认知策略将有助于人们减少并最终消除偏见。

比如一个人碰到一个衣着邋遢的外地农民工，第一反应可能是消极或否定的，但是，如果他认识到这种反应是错误的，意识到是偏见在作怪，那么就可能有意识地抑制这种错误想法。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以及这种偏见的错误本质。

这就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消除城市居民对民工的误解和歧视。

现代社会中，传媒在传播大众文化与塑造大众心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城市传媒对民工的负面报道较多，没有公正评价他们对城市的贡献。

这无疑助长了某些城市居民对民工的歧视与偏见。

最近几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媒体正在努力打破这种偏见性思维的束缚，各种统计数字证明了２０多年来农民工群体对国民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各种新闻报道揭示出农民工低劣的生存状态与其对新生活的渴望，让城市居民可以更真实地触摸到农民工群体的实质。

如果传媒站在公正的角度，不把农民工视为“二等公民”，明确制度造成的差异不等于人格与人权的差异，对城市居民的态度形成和转变过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就可以帮助达到逐步减少社会偏见的目的，并减弱农民工在城市的孤独感与被遗弃感。

４．２群体间接触社会心理学关于减少偏见最具研究性的技术就是群体间接触。

接触理论提出，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接触可导致更积极的社会群体间的态度。

而且，这种接触的前提首先，是群体之间必须有同样的地位，也就是两个群体的成员必须大致同样处于社会中的某种特殊情境下；其次，群体之间必须有合作行为［４］。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创造实践理论的现实可行条件。

要减少并消除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需要整个社会创造一种真正和谐的环境，打破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才可能真正实现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良性而深入地互动，最终使农民工摆脱“边际人”的尴尬处境，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这就需要国家立法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为他们的城市“生根”提供体制保障，引导他们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国家在制度层面上对农民工的政策正在不断向良性方向发展［１］，从８０年代把农村流动人口当作盲流，到９０年代的有序引导，乃至此时正在进行中的户籍制度改革，都使我们对这个群体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是，更关键的是城市各相关部门应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尊重农民工群体的平等权益，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在现有社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应积极创造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平等交流的机会，消除城市对农民工的认识误区与偏见，改善民工与城市的关系。

将农民工纳入到其居住的社区中去，有助于其与城市居民交流。

人心本善，一些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歧视是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想当然产生的。

将农民工纳入到城市社区中去，与城市居民平等地参加社区活动，在不断的交流与沟通中，城市居民可以减少并消除对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后者也可以加深对城市的了解，消除自卑感，较好完成重新社会化的过程。

在社会的大力扶持下，农民工群体也应自强自立，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从业技能，增强社会责任感。

只有自身素质提高了，才有与他人平等对话的勇气与权利。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的持续不断的“民工潮”到２００４年东南沿海开始出现的“民工荒”的转折，正是农民工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

他们用脚投票，警醒社会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与身份地位（下转第５５页）（上接第４５页）的关注。

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社会没有任何理由歧视我们的手足同胞。

虽然前进的道路还很长，但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１］沙莲香等．中国社会心理分析［Ｍ］．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１５￣２２０。

［２］李维．社会心理学新发展［Ｍ］．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２。

［３］郭星华，杨杰丽．城市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１）。

［４］金盛华．社会心理学［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３１，１３２。

［５］王太元．被城市夸大的侵害［Ｎ］．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

［６］乐国安．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进展［Ｍ］．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２９￣１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