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评论

新闻评论的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民主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随之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报刊，新闻评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15年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杂志，高举起“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旗帜，发表了大量从现实生活出发、宣传民主和科学、批判孔孟之道、反对帝制和封建礼教的言论文章。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开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6卷5期编辑为马克思研究专号。1920年9月1日第8卷三号起，该刊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1919年冬从北京迁往上海）。

这时，在实际斗争中出现了以政论为中心，用来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无产阶级报刊。这些报刊大多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大创在 1918年创办的（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是一份四开四版的政治性周报，从创刊到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政府查封，共出 39期。李大别 1916年曾受聘编辑北京《晨报副刊》，并开始为（新青年）杂志写稿。先后在（治言）杂志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之世界潮流》，以及为反驳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而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在这些著名政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欢呼无产阶级的胜利。李大别的政治评论，开始完全用白话来写作，站得高，分析深刻，语言又浅近通俗，许多短评、杂感更是一针见血，表现了很大的气魄和极强的战斗力，这对形成我国新闻评论简炼、质朴而有表现力的语言风格，是有很大影响的。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把我国报刊评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阵地和论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当时发表的许多著名的评论，已成为我国报刊评论史上光辉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家除陈独秀、李大8fi外，余如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等也都是卓越的宣传家和报刊评论家。他们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从事言论写作，使报刊评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已与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报刊评论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一时期，以政论与新闻报道相结合的“述评”形式得到了普遍运用，“专论”、“代论”、“事论”等形式名目繁多，由（新青年）开创的“随感录”更成了广泛采用的形式，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杂文这一个新文种。

20年代以后，在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当中，重视报刊言论以邹韬奋最为突出。邹韬奋（189?1944），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出版家。报刊评论家。他从 1926年 10月接办（生活周刊｝，担任主编，到1944年逝世，前后十几年当中，在先后主办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等报刊中，亲自主持报刊的言论写作。他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对读者的影响十分深远。邹韬奋主张办报刊要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作人民的喉舌；他重视小言论与读者来信，“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竭思尽智，“为读者服务”。韬奋的小言论，最大的特点是“明显畅快”。他以一个朋友的姿态，平等地与人谈话，层层深入，鞭辟入里。所以，他的小言论也成了读者的好朋友，许多人都愿向他说心里话。这些对我国新闻评论尤其是小言论写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我国现代新闻评论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张季鸾和（大公报）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论战。

1926年，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了（大公报），担任总编辑，主持该报笔政15年，写了大量的新闻评论作品。张季驾十分勤奋，每天晚上“看完大样写社论”，

使（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张季驾是20年代至40年代初中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报刊评论家。张季鸾1926年接办（大公报）时，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个字①。报纸按资产阶级的办报方针来办，张季写的社评，吴鼎昌的政学系背景，胡政之的经营管理，三位一体，确实把（大公报）办得独树一帜。（大公报）曾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1941年度最佳外国报纸。

张季鸾早期的新闻评论以“骂”出名。他曾在1926年到1927年间，先后为（大公报用过三篇骂权贵的社评：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通称“三骂”。如骂蒋介石的一篇，题目叫《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12．2），痛快淋漓，脸炙人口，可以说是张季鸾早期的代表作。

（蒋介石之人生观）是评蒋介石同宋美龄的婚姻的。文章说：“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之偶见，独蒋介石事，派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惮使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张季鸾抓住了蒋介石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卑劣表演，然后分析了何谓革命，何谓美满姻缘，指出革命必然有牺牲，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前方将士英勇牺牲。达官贵人尽情行乐，古来如此。文章说：“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

早期的张季鸾既反共、又反蒋，但从1929年以后逐步地走向“帮蒋”，有时是“小骂大帮忙”。至1936年西安事变时，发表的那篇著名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肉麻地吹捧蒋介石，公开地劝说张学良、杨虎城跪下求情。文章说：“最要紧地你们要认识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大得多。”

张季臂鸾共帮蒋，但他又是爱国的、抗日的。他的新闻评论独树一帜，痛快淋漓，鞭辟入里，概括凝炼，云山雾障，有很强的感染力，这是应该肯定的。1991年9月2日，他的故乡陕西榆林各界曾集会纪念“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逝世50周年，公认张季鸾是著名爱国人士，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重要开拓人之一。

（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论战，张季鸾在世时就已发生过。如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为晋南作战事作一种呼吁》，诬蔑八路军在中条山战役中“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周恩来当即写了（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先生书》予以批驳。5月23日，张季鸾又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为自己辩护。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逝世后，（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仍一如既往，至解放战争时期，愈演愈烈。1945年11月20日，重庆版（大公报）发表社评（质中共》，把内战责任归于中国共产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根据事实驳斥了它的谬论，点出了它的“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的本质。1946年春天，正当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军队展开斗争争夺东北之时，上海版（大公报）于月16日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为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内战辩护，再次把内战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4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指出（大公报）对国民党破坏两次停战协定不加批评，反借长春之战为题归罪于共产党和人民的做法，这是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充当帮凶。

当然（大公报）也发表过大量爱国的、坚决抗日的社评，刊载过许多揭露国民党暴行的新闻通讯，也发表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好文章。（大公报）的社评，在中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