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的转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郭玉蕾（１９９３—　），女，河南省新密市人，郑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１５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的转变

郭玉蕾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经历了儒者———隐士———“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的转型。郑玄儒者形象的形成在于他调和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贡献，以及备受曹魏统治者推崇的学术地位。郑玄隐士形象的形成在于曹魏、西晋时期王学的冲击，郑玄经学的权威地位遭到动摇；而且此时玄学大盛，隐逸之风盛行，本质原因在于郑玄隐居教书的行为符合汉末隐士的行为特质。郑玄“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形象的塑造则在于人们从学与行两方面看待郑玄，从而将儒者形象与处士形象结合起来。除上述形象以外，由于东汉以来谶纬迷信风气大盛，郑玄本身又具有丰富的谶纬知识，因此，在传记、文学作品中郑玄还表现出精通谶纬的形象。

关　键　词：郑玄；儒者；隐士；处士；精通谶纬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６７０（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４７－０５

郑玄学高行修，博通经典，融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为儒家典籍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唐孔颖达编《礼记正义》《毛诗正义》，贾公彦作《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均将郑学作为儒学正统纳入其中，而郑玄作为正统大儒的形象也最终定型。然而，在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是以何种形象存在于世人心目中？细绎经史，则发现郑玄的形象经历了儒者———隐士———“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的转变。

一、海内大儒

在汉末，郑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形象就是儒者，这与汉末统治阶级欲以郑学救儒学之弊有关。在此时期，郑玄是以一位“有道”“学该古今”的儒者形象出现的，这在他人的叙述与皇帝诏书中都有所体现。

植上封事谏曰：“……修礼者，应征有道之人，若郑玄之徒，陈明《洪范》，攘

服灾咎。”

［１］２１１７

公业惧，乃诡词更对曰：“……东州郑玄学该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

生所仰，群士楷式。”

［１］２２５９

己未诏曰：“顷选举失所，多非其人，儒法杂揉，学道浸微。处士荀爽、陈纪、郑

玄、韩融、李楷耽道乐古，志行高洁，清贫隐约，为众所归。其以爽等各补博士。”

皆不至。

［２］４８９

在第一则材料中，光和元年（１７８）天现日食异象，卢植上书“征有道之人”。这里的“道”指的是“陈明《洪范》”，可见这里的“道”是偏重于学术层面的。光和元年（

１７８）正是党锢之祸时，郑玄亦在被禁锢之列，而卢植上书推举“有道之人”，独推郑玄，可见卢植对郑玄学问的推崇。第二则材料中郑太强调郑玄“学该古今”。第三则材料中，汉灵帝征召郑玄，试图补救“学道浸微”之弊。可见汉末时人对郑玄的认识是儒学的一代宗师，更偏重于其学术层面。汉灵帝诏书虽然称赞郑玄等人“耽道乐古，志行高洁，清贫隐约”，似乎看重的是其道德品行，但征辟郑玄等人也是为了拯救“学道浸微”的问题，可见重视的还是郑玄的儒学水平。

东汉后期，政治混乱，宦官、外戚相互倾轧，中央政权削弱，社会危机四伏。而作为统治思想的经学，今、古文之间的对立也异常严重，“异端纷纭，

相互诡激”［１］１２１３

。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纷争不利于

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因此，实现经学的统一是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必要手段。作为东汉后期大儒的郑玄，学该古今，精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收今文经学，博采众长，“囊括

第３４卷第１期２０１９年２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９

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１］１２１３，使今古文经学得以融会贯通，结束了两汉长期的今古文之争，基本上实现了经学的统一。统治者意识到郑玄经学对于消弭纷争、维护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故而十分重视郑玄经学，希望以郑玄经学救汉末经学之弊。

曹魏时期，郑玄最重要的形象依然是儒者形象，这与曹魏统治者对郑学的重视和推崇有关。魏文帝为树立社会典范，表彰二十四位贤人，其中即包括郑玄，魏明帝还曾撰述郑玄的贤人行状。魏文帝所表彰的这二十四位贤人大都是东汉末年党锢之士，或者是隐逸之士，而郑玄则以纯儒入选。《集圣贤群辅录下》记载大司农北海郑玄字康成《状》：

玄含海岱之纯灵，体大雅之洪则。学无常师，讲求道奥，敷宣圣范，错综其数。

作五经注义，穷理尽性也。［３］５９１

魏文帝对郑玄的评价依旧是强调其“学无常师，讲求道奥，敷宣圣范”，“作五经注义，穷理尽性也”。郑玄作为一代学术典范受到统治者推崇。高贵乡公曹髦也主郑学，他曾亲临太学讲《易》《尚书》《礼记》，所用即是郑注。《三国志·高贵乡公纪》记载：

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

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

曰……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

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

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

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４］１３６

《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引裴松之注：

《魏名臣奏》载太尉华歆表曰：“臣闻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叙爵，莫美于

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复命其胤，汉

室嘉江公之德，用显其世。伏见故汉大司

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

宗。文皇帝旌录先贤，拜玄嫡孙小同以为

郎中，长假在家。”［４］１４２

华歆对郑玄的评价也是“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华歆提倡表彰郑玄的原因在于“莫美于显能”，可见郑玄因“能”而显，即郑玄因儒学才能而显。

曹魏统治者推崇郑学的目的在于恢复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汉末大乱、诸侯纷争对封建纲常伦理制度造成极大破坏，曹魏统治者为了恢复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意识到振兴儒学的必要性。魏初所立官方经学是古文经学，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古文学之立于学官，盖在黄初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日兴月盛。逮魏初复立太学博士，已无复昔人，其所以传授课试者，亦绝非囊时之学……然则魏时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文学矣。”［５］１１４郑玄作为汉末古文经学的代表必然受到推崇。这一时期，郑学大盛，朝廷讲经论义均采用郑注，儒生、学者大多悦服郑注。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６］９５可见郑玄经学在曹魏时期很受重视，其儒者的形象也备受推崇。

二、隐士形象

西晋时期，郑玄在儒者形象之外又具有了隐士形象，这主要源于魏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转变。这一时期，士人关注郑玄一生的仕、隐问题，塑造了郑玄清白自守的隐士形象。

西晋皇甫谧撰写的《高士传》，其中所标举的人物大多是品行高洁的隐逸之士，并将郑玄纳入巢父、许由等隐士序列。其中有一条记载：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汉尚书。玄少好学，长八尺余，须眉

美秀，姿容甚伟。习《孝经》《论语》……

《左氏春秋》。大将军何进辟玄，州郡迫

协，不得已而诣。进设机杖之礼以待玄，

玄以幅巾见进，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后十

余辟，并不就。［７］１１６

皇甫谧将郑玄作为潜心儒学、不参与政治的高洁之士载入《高士传》。大将军何进初开幕府征辟郑玄，然郑玄“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后多次征辟，郑玄隐居不出。在汉末混乱的政治环境中，郑玄隐居不仕，坚守清白节操，这正是其隐士品格的体现。皇甫谧对郑玄的这一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东晋时期的隐士戴逵还尝以郑玄为榜样砥砺德行，清白

·

８

４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