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作业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对同时期英国社会的影响1837年6月20日，一个18岁的少女坐着金光闪闪的马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紧张之中，她悄悄地问侍从：“求求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这个紧张不安的姑娘就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她去教堂正是为了参加自己的加冕大典。在这之前，她的叔叔，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刚刚去世，王冠就这样落到了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女头上。

维多利亚，这位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从18岁到82岁，似乎命运要让她完整地见证和享有大英帝国的荣光，维多利亚伴随英国走完了十九世纪。她用一生的行动，给自己在马车上的那个疑问作了最好的回答。

维多利亚开创了至今都让英国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老师自豪地指导学生涂红日不落帝国的版图，红色粉笔从印度和非洲的辽阔区域一直涂到零星的小国。大不列颠岛则用更醒目的颜色标示出来，以炫耀一个岛国对全世界的统治。她在位的64年期间，是英国最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期，她在位期间直到她去世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描述了全球市场对英国产品的需求：“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铛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许多英国人现在还在怀念，犹如中国人永远怀念盛唐一样。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在她在位期间，多位大臣活跃在英国的政坛上。英国向来有议会与王权争斗的传统。在英国历史上有过改良、战争与革命。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詹姆斯二世被废黜流放。从威廉、玛丽、安妮到维多利亚，君主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大。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她制定法律与政策需要议会同意，而议会通过的法律则不必征求她的意见。到维多利亚时代，女王已经下降到顾问或咨询者的地位，她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过议会批准的范围，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自己喜欢的政策，也不能否定自己讨厌的意见。首相成为了实际的政府首相，他的政党成员控制了众议院的大多数席位。故此，如何处理好女王与首相之间的关系，在王室威仪与政治实权中达成平衡，便是维多利亚所必须面对的课题。英国史学家这样评价维多利亚与首相的相处之道：“她坚决要求了解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她也会从以往积累的丰富经验中找出实例来进行比较分析，如果她持反对意见，她会抗议；如果大臣坚持己见，她就停止抗争。”这种方法显然非常成功，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64年中，基本上成功地扮演了这个不易掌握火候的角色，达成了君臣关系的最佳平衡。维多利亚的重重孙女，现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她本人的声望要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建立的执政传统和习惯。

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位首相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墨尔本勋爵，现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城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维多利亚上台后，墨尔本首相已经58岁了，是一位资深的政客。他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将维多利亚视为自己的女儿。他风度儒雅，谈吐不凡，维多利亚对他十分钦佩，将他作为导师看待。每天上午女王都需要接见首相，墨尔本向她宣读议会制定的公文，并给予解释说明。此外还会谈及英国宪政、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评论出版的书籍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墨尔本就建议女王不要看查尔斯·狄更斯的书，因为他的书会有太多伤感的东西。在维

多利亚结婚前，君臣经常一起出去骑马、吃饭、高谈阔论等。两人相谈甚欢，彼此相得。可好景不长，因为牙买加问题引发了内阁危机，墨尔本首相于1839年5月不得不向女王提出辞呈。女王虽然十分不情愿，但迫于严峻的形势，也只得批准墨尔本的辞职。随后托剥党的领袖罗伯特·皮儿组成新内阁。

罗伯特一上台就给女王出了道难题，他要求换掉女王的侍从，另外安排人选。这些侍从原来都是墨尔本首相安排的，女王认为这是对她的私生活的干扰，因此坚决不同意。罗伯特也相当执拗，这样双方互不让步，引发了所谓的“寝宫危机”。女王盛怒之下，宣布罗伯特的组阁无效，继续由墨尔本勋爵接任首相。但1841年大选，墨尔本首相带领的辉格党还是未能获取大选胜利，只能继续由罗伯特组阁。此时，阿尔伯特已经与女王结婚，在他的调停下，采取折中的办法，换掉了女王宫内的一半侍从，“寝宫危机”才宣告结束。此后，女王与罗伯特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没有再发生争议，但君臣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十分疏远。

疏远倒还不可怕，敌对则只能让人紧张。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就与女王夫妇的冲突相当激烈。帕麦斯顿长期担任外交大臣，支配外交事务20年，他精力充沛，处事老道，被认为是英国人的典型代表。他与女王夫妇的矛盾始于西班牙伊莎贝拉二世的婚姻问题。由于他的疏忽失职，伊莎贝拉二世的婚姻让法国得逞，英国则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另外，帕麦斯顿在各国的革命中，总是偏袒革命的一方。而女王这一边，她与同为统治者的各国君主惺惺相惜，对他们在革命中的遭遇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并将革命视为洪水猛兽。而帕麦斯顿则希望各国的革命来得更猛烈一些，这样可以保持欧洲均势，英国顺便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也更能显示他这个外交大臣的手眼通天。立场的不同，带来观点的差异，也带来了他们更深的矛盾。1851年，法国拿破仑发动政变。帕麦斯顿继续他的一贯态度，对政变的拿破仑表示支持，而女王和首相的态度则是中立。女王再也难以忍受帕麦斯顿的嚣张狂妄，与丈夫阿尔伯特一起游说首相约翰·罗素，罢免了不受控制的帕麦斯顿，总算除掉了这个眼中钉。

女王统治的后期，也有两位著名的首相。一位是托利党（保守党）的迪斯累里，一位是辉格党（自由党）的格莱斯顿。

迪斯累里擅长阿谀奉承。女王的“仙女王”名号就是迪斯累里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让她觉得十分受用。迪斯累里态度谦卑，谈公务的时候化繁为简，徐徐到来，让女王恍如又见到了久违的墨尔本首相。迪斯累里还不经议会同意借款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半数股票，使英国控制了这一条著名海上通道，这与女王的扩张战略是一致的，深得女王赞许。1876年，迪斯累里提出了一项授予女王为“印度女皇”的议案，维多利亚于1877年1月1日加冕为印度女皇。女王因此更为倚重迪斯累里。1876年8月，女王加封迪斯累里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进入上院。一直到迪斯累里后期，几次战争失败。才不得不下台。

而格莱斯顿则让女王头痛不已。她在私人信件中总是用“那个可怕的老头”来称呼他，并抱怨说他与她讲话就好像在公共场合演讲。女王对格莱斯顿的陆军改革十分不满，对他在爱尔兰独立运动中的妥协政策也极为反感。尤其是格莱斯顿的救援不力，使女王的爱将查尔斯·戈登死亡。格莱斯顿躲避不见女王，女王以电报追之斥之。可能格莱斯顿是女王的首相中最不受欢迎的人。

无论女王对这些大臣喜好也好，厌恶也好，正是这些大臣的合力为女王开创了盛大的维多利亚时代。而维多利亚本人清楚地看到了女王头衔的真实含义，故而能够近乎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历史职责：女王是国家民族的象征，她应该超脱于所有的争执、分歧和分裂之上。在十九世纪这个欧洲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