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英国的原始工业化：资本与制度问题

二、商人资本与原始工业化
农村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稳步壮大需要商业资金的支撑，或者说，与商业资本的联系正是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农村工业有别于以自我消费为目的的、自古就存在的手工业生产的特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手工业者是不大可能建立起出口工业的。他们必须依靠商业的服务，商人逐渐向他们提供流动资金，在原料采办上给予信贷，在销售上预付货款。最后，如同为纺织工业所写的文献有详尽记载的那样，商人组织了生产的全部过程”[19]。13世纪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英国农村工业基本上控制在商人资本手里，其组织形式约有两种，即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和集中的工场手工业。
农村工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工商业城镇的勃兴。在英国，所有的农村工业区都出现了一些新兴工商业城镇，如曼彻斯特、伯明翰、波尔顿、哈利法克斯、利兹等。当时全国共有多少新兴城市尚不清楚，兰开夏至少有l0个，格洛斯特郡有6个，萨默塞特郡至少有5个，威尔特郡有3个，东盎哥利亚49个城市中一大半是新兴城市[18]。在中国，从明代中期开始，工商业市镇的勃兴也成为经济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江南地区形成了比较密集的市镇网络。正德《姑苏志》所载该府市镇达73个之多，万历《潮州府志》所载该府市镇也有20多个。以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例，东南至新杭市5里，东至王江泾镇6里，北至平望镇15里，西南至新城镇30里，至濮院镇50里，西至震泽镇30里，至南浔镇50里，非常密集。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作为批发商人的基地，对农村工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农村工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又为农村地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英国乡村毛纺织业的发展推动了养羊业的发展。据估计，英国17世纪末时羊只数目比14世纪初时增加了3倍多，到l741年，全国产毛羊达到1660万头[13]。除养羊外，其他的纺织工业原料的种植也开始起步，如大青、茜草等染料作物的出现，就受到了农村纺织业的刺激，属于商品化的经济作物种植业。中国东南施区与农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也很惊人。丝织业带动了桑蚕业的发展，某些地区的桑树种植面积远远超过稻米种植面积。如湖州“以蚕为田，故胜意则增饶，失意则农困”[14]。原来不懂种桑养蚕的海盐县明万历年间始兴蚕利，发展迅速，到天启时已是“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15]。棉织业的原料需求刺激了植棉业的发展，松江府、苏州府和嘉兴府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的农作物配置结构。如苏州嘉定部分地区“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16]，太仓“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17]。
与英国相比，中国农村手工业的组织形式的变化要慢一些。有人认为，l6世纪英国某些城市已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也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不过，明清时代商业资本与农村工业己建立起密切联系，是不争的事实。其时不少商人积聚起巨额资金，王稚登曾用“积金如丘山”来形容江浙丝商的富足[26]。正是这些拥资巨万的富商大贾，支撑了江南农村工业的发展。“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背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贾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27]。从上述描写中，可以清楚看出手工业者对商人的依赖。在明代，已出现了商人资本向工业资本转移的个别现象，“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28]，可见福建丝商支配着一定数量的染、织工。到清代，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不断增加，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中国与英国的农村工业化
关于原始工业化，有关学者的定义不尽一致，大体上是指仍未脱离传统组织形式、但已被纳入广阔的市场网络之中的、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工业发展。
英国的农村工业古已有之．但到l3世纪才开始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到15、16世纪，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农村工业的门类很多，最重要的当推毛纺织业。据丹尼尔?笛福说，英国毛纺织业“在城市和邻近的村庄中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几乎是难以相信的”[2]，其中尤以农村工人为多。有的学者估计，17世纪时英国有1/2的人口在农闲时从事工业[3]，其中大多数从事毛纺织业，17世纪初年英格兰从事毛纺织业的人约在百万以上[4]。中国农村工业的历史恐怕比英国还要长，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比英国发达，就是到16－17世纪，发展水平也不在英国之下。当然，由于中国疆域远比英国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农村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肯定比英国小，但就东南地区而言，以丝织业和棉织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的确十分重要，从业者很多。如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5]。湖州府、嘉兴府、松江府的部分地区棉纺织业发达，“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6]，“人以布缕为业”[7]。
中华文史网中国与英国的原始工业化：资本与制度问题
高寿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视，农村工业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家的关注。1972年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提出“原始工业化”概念[1]，引起很大反响，并为许多学者作为研究区域经济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加以运用。中国和英国在前近代时期经济发展都已达到了原始工业化阶段，但二者的出路却很不相同：英国成为西方国家中唯一自发地完成了由原始工业化向工厂工业化过渡的国家，而中国的农村工业却长期在家庭生产的组织形式中徘徊而未能出现向工厂工业的过渡（至于近代以来中国某些地区出现的工厂工业较大规模的发展，乃是由于西方影响所致，属于另一问题）。因此，将英国与中国这两个独立发展而又结局迥异的国家的原始工业化作一比较，是有一定意义的。
分散的工场手工业被称为“家内制（domestic
system）”。这种形式的初级形态是商人资本向独立的农村毛纺工人赊卖原料和购买产品，但不参与生产过程，当然商人由于垄断了农村毛纺工人原本所具有的商业职能，因而取得了对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部分控制权。“家内制”的典型形态是商人定期向乡村手工业者发放原料，收回成品。笛福描述说：“毛纺业的纺纱工作主要由村庄和农舍中的贫穷人们完成。呢绒制造商老板一般都居住在大城镇里，每周由仆役带着马匹将羊毛送到纺工们的家中，同时把他们纺出并适合在当时织机上完成的毛纱带回去”[20]。这种形式促进了农村工业的发展。正如雪尔维娅?L.恩拉普所说：“英格兰的工业，在城镇中进进出出，游动不定，随着地方商人资本组织包工制，把原料分发给村民，工业变得更加农业化。”[21]直到工业革命前夕，这种形式仍居主要地位[22]。
此时英国和中国的农村工业都已超越了只为地方市场提供产品的阶段，而为区间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生产。英国商人在开拓国外市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在16、l7世纪，由于毛纺织业的发展，呢绒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据统计，1503－1507年间，英国全国平均每年出口呢绒75000匹，1533－1537年间平均每年出口102000匹，l543－l547年间平均每年出口l26000匹[8]。到l7世纪晚期，英国毛纺织品的1/2都是为国外市场生产的[9]。中国东南地区的纺织品也并非在本地消费，而被纳入广阔的市场体系。苏州吴江“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10]。江宁盛产绸缎纱绢等，“商贾载之遍天下”，“北趋京师，东并高旬骊、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11]。上海“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标布，“富商巨贾操重赀磺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12]。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也有着广阔的国际市场。据估计，在17世纪初期，由各种商人每年从中国运到西方的生丝达1500至2000担。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走的丝织品达数千匹，进口到印度尼西亚的数量为1至2万匹。
二是商人设立集中的手工工场。他们通过包购农户或手工业者的产品，设立工场加工制成产品。如在苏州，有棉布商人开设“字号”，向织户收购棉布，进行漂洗加工工作。苏州的踹布工场也很多，有“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32]。此外，商人们还直接投资于采矿、冶炼、制盐、制烟、造纸、木材等部门，将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总的来说，这种形式发展缓慢，且主要是在需要集中一批人力进行规模经营的部门中出现，像英国那样的集中的纺织手工工场似很少见，对其性质不宜估计过高。
因此，尽管中国和英国都已发展到了原始工业化阶段，原始工业化的出路却迥然有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移的数量和速度的不同当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直接原因。“工业化前经济的大部分储蓄潜力都进入了非生产性的资本投资。对于成长中的工业经济来说，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资本从非生产性向生产性用途的转移”[36]。英国顺利实现了这种转移，商人资本成为工业资本的重要部分，“利润的再投资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都是绝大多数英国投资的资金来源，这些投资叉反馈到那些创造利润的工业部门”[37]。技术革新是提高利润的最有效的手段，因而“生意兴隆的商人抱着极大的兴趣赞助制造业的技术革新”[38]。工业，特别是那些实行技术革新、使生产成本不断下降的工业部门和企业，能源源不断地得到资金支持，必然会使经济发展后劲十足，充满生机。反观中国。商业利润除一部分作为追加商业资本用于扩大流通规模外，大部分从流通流域游离出来，但游离出来的利润只有极小一部分进入手工业等生产性领域，绝大部分进入非生产性领域，而农村工业的从业者由于利润微薄，负担沉重，也很难积累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使其缺乏向工厂工业化阶段迈进的基础和动力。
但是，仅停留在“家内制”上是不行的，因为这种形式“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23]，不但商人资本家对变革生产方式兴趣不大，就是农村工人也不大具备提高和改进生产技术的手段。不过，由于“家内制”很难包揽全部工序，为集中的手工工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正如克拉潘所指出的，家庭手工业者“很少能自己进行成品处理或整理这最后一道工序。这项业务都集中在城镇上，由商人进行，或者为商人而进行。第一批拥有纺织工厂的‘商人制造家’，大抵就是出身于这类匹头整理商的”[24]。。商人资本家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手段的提高，以及“家内制”工人生产资料的丧失和贫困化，也为集中的手工工场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如l539年萨福克和埃赛克斯郡的织工抱怨说，由于呢绒制造商们达成协议，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织工织的呢布，致使他们昼夜苦干仍不能养家糊口，于是许多人沦为制造商的雇工[25]。当时有些手工工场的规模很大，达千人以上。
一是包买制，即商人向手工业者供给原料，收买成品，这种分散的工场手工业与英国的“家内制”相似。雍正时有人说过：“商人积丝不解织，放与农家预定值；盘盘龙凤腾向梭，九日辛勤织一匹。”[29]苏州道光二年一个碑文上写道：“查民间各户，将经丝交织机匠工织。”这里所谓机户，就是放料收货的绸缎铺号，他们把经丝、纬丝等原料以及一些工具交给机匠织造，回收成品，机匠们“计工受值”[30]。后来，机户、铺号发展成为“账房”，“凡贾人自置经纬，发交机户领织，谓之账房”[31]
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或者说商业与手工业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认为，“生产物会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有机体中表现为商品”[33]。也就是说，生产物的商品形态在很早的时代即已出现，倘若商业资本的职能只限于流通领域（马克思称之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则不会对工业生产产生大的促进作用，尽管“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其本身都还不能构成产生工业资本的足够的条件”[35]。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需要一些中介条件。而一旦这种转移顺利发生，就会对社会结构的转变起到巨大作用，商业的至上权带来产业的至上权，最终由原始工业化顺利发展到工业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