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宋诗之争

浅谈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摘要】：“唐宋诗之争”是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 , 延续了近千年。唐诗研究也许可以无视”唐宋诗之争”的存在，但宋诗研究是无法绕开唐诗的。无论是对宋诗进行历史定位还是艺术概括 , 都离不开唐诗这一参照物 , 甚至宋诗的分期也深受唐诗的四分法的启示和影响。“唐宋诗之争”主要特征是一个“争”字，宗唐、宗宋、兼融唐宋、以唐宋为滋养另立新说是四种类别。但黄宗羲则从“性情论”入手，强调作者思想感情及价值取向才是学诗者区分诗派的基石，给当时唐宋诗之争的尴尬死局带来了全新的创造性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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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界的一大公案,，以至后面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近乎一千年的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张戒, 至南宋末，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正式提出“以盛唐为法”“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诗学主张，即全面宗唐黜宋，唐宋诗之争的旗帜正式树起。而颇多金元学者也对此认同，这种“尊唐贬宋”的思想潮流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对唐宋诗的评价，如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而明代复古诗论家更是把唐宋诗之争系统化、理论化，提出以宋人主理来概括宋诗的特征，并反对宋诗；清代王洋的“神韵学”、沈德潜“格调说”等均是从不同方面回应尚唐诗的回响。虽然唐诗站绝对优势，但师法宋诗也有过短暂的春天。

康熙年间，吴之振在京师大力推动“师法宋诗”的风气，一反明代“唐诗独尊”的一统局面，诗人王士祯、叶燮、钱谦益等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至康熙十八年，习宋诗已经成为全国的潮流，连部分尚唐诗的诗人如毛奇龄也对宋诗的地位给予一定的肯定评价。与此情况下，唐宋诗之争又再度成为热议。但讨论之初，唐宋诗并非陷入“一山不能藏二虎”的死局中，折衷派对唐宋诗之间的争拗有过贯通两者的思考。如黄宗羲，他希望跳出以时代划分诗派的思维模式，引入“性情论”来否定唐宋诗的楚河汉界，以此否定唐宋诗之争。黄宗羲与宋诗之间的牵绊，始于康熙二年间与吴之振共同编纂《宋诗钞》，其后在《张心友诗序》中提到：

“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 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辩其真与伪耳。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扬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论，非余臆说，听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优于唐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宋也，于是缙绅先生间谓余主张宋诗噫! 亦冤矣”

在这段，黄宗羲对被看成是宗宋者不甚认同；同时，对宗唐还是宗宋的问题提出两个观点。首先，他承认宋元诗各有所长，但又指出，诗不应当以唐宋元等时代来区分，而应当辨其真与伪。可知，宋元诗如能优，就在于其真；第二，若以时代论，则宋诗之佳，也在于其似唐，而不是在唐之外另树一帜。

可见，强调诗歌有真伪的区别，是因为黄宗羲开始注意到宋诗中有“真”的部分，自有其区别于唐诗的价值所在。

所以，黄宗羲的着眼点不在于“宗唐”或“宗宋”，而在于其诗是出于何种性情。在其诗集《南雷诗历》中，他也说到，

“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士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

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适所从耶? 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

“今之为诗者，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俛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

实际上，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习唐诗或习宋诗似乎变成二选一的必选题，但黄宗羲以为，无论你学什么，如果学得仅仅形式上的相似，没有获得其典型的精髓。那也不足为贵，所以所谓的定要学唐，甚至是盛唐，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识者以为有所学即病，不若无所学之为得也。虽然，学之至而后可无所学，以无所学为学，将使魏晋三唐之为高山大川者，不几荡为丘陵粪壤乎?先生之诗，以工夫胜，古今诸家，揣摩略尽，而后归之于自然，故平易之中，法度历然，犹不识之治兵也。，谓之有所学可也，谓之无所学亦可也。”

“学之至而后可无所学，以无所学为学”回应了学诗应以诗的品质而言，无所谓分派分流，集各家之所长方能学得作诗之要领；“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则进一步解释了学诗者在创作时，不应拘泥于前人创作的声调模式，一味去模仿前人创作的形式与模拟相同的思绪是不可行的，而应该“归于自然”。

在《天岳禅师诗集序》黄宗羲进一步论析，

诗自齐楚分途以后，学诗者以此为先河，不能究宋元诸大家之论，才晓断章，争唐争宋，特以一时为轻重高下，未尝毫发出于性情，年来遂有乡愿之诗。然则为学者亦惟自验于人禽，为诗者亦惟自畅其歌哭，于世无与也不然，刺辨纷然，时好之焰，不可向迩此无他，两者皆以进取声名为计，睥睨庸妄贵人于蹄涔杯杓之间，不得不然也。

黄宗羲认为，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中的精品之作，皆以情真意切憾人心扉，单单形式上的艺术不能成为划分宗唐宗宋的单一理据。出于“真性情”的作品，当摒除功利，并不因要趋炎附势，谋取利禄而作，“自畅其歌哭”与“治天下之乱”方是作诗的内核。

黄宗羲引“性情论”来否定唐宋诗之争，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论点，但联系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可知他注重“性情”的抒发与其坎坷、愁苦的政治经历密切相关，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重“性情”似乎变成是抒发自哀自苦的途径而已。黄宗羲等人的“性情论”在当时并未起到多大的反响，但放在今天，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新思路，停止无谓的唐宋诗之争，转而把目光投放在真情实感的领悟中，去指导无论是诗还是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1】张辉.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2】叶帮义.20世纪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

【3】李金慧.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及滥觞

【4】赵娜.清初唐宋诗之争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