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十二)潜往东北

末代皇帝溥仪（十二）潜往东北

【画外音】“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关东军准备诱惑溥仪前往东北，但溥仪举棋不定，焦灼彷徨，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臭名昭著的恶魔来到天津，从此，溥仪的命运被彻底改变，这个人就是现代史上声名狼藉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生于1883年，他出身于军人世家，1913年来到北京从事特务活动，此后在华二十多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土肥原被关东军任命为“沈阳市长”，他首倡成立伪满洲国，建议由溥仪出任“国家元首”，但是，溥仪举棋不定，迟迟不来东北，于是，1931年11月，土肥原亲自出马，准备拉溥仪下水，那么，面对土肥原这个不速之客，溥仪将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喻大华】土肥原抵达天津之后，立即求见溥仪。见还是不见呢，溥仪征求郑孝胥的意见，郑孝胥不假思索地说，土肥原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亲信，是重量级人物，必须见，而且事不宜迟。溥仪当然不可能知道郑孝胥已经被日本人收买的事实，所以他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同意会见土肥原。当天晚上，土肥原敲响了静园的大门。对于这次会面，《我的前半生》一书有详尽生动的记载。土肥原穿着一身合体的西服，一见溥仪，立即鞠躬，然后面带微笑，以诚恳的语调说了一套问候语。溥仪顿时备感亲切，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中国有句古话“大奸似忠”，看来土肥原个人感染力还不错，其实后来历史表明，土肥原说的话没有一句靠得住。宾主落座，又是一番寒暄，然后谈话进入正题。土肥原先解释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对付张学良一个人，因为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保证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土肥原停顿了一下，然后，深情地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早日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土肥原说，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一切都可以自主。土肥原对溥仪的心态把握得很准，他知道，年轻的溥仪不甘寂寞，这个时候溥仪不过就二十七八岁，什么事没有，一天干什么呢？打网球。打两个小时，精疲力尽了。开汽车。溥仪买了辆跑车，还敞篷的，挂上一挡，在院里开，不敢出去。为什么呢？没驾照。这才9点10分，今天怎么打发。所以溥仪热衷于复辟，有他阶级本性的驱使，有他集团利益的驱使。也有不甘寂寞的问题。毕竟，他不像那些遗老，已经七老八十，可以养老了。你不是寂寞吗，土肥原给你提供了一个“国家元首”的位置，而且，强调东三省是溥仪祖先的发祥地，把溥仪前往东北跟祖宗联系起来，这样容易动听。果然，溥仪动心了，原来还顾虑现在顾虑少了，他已经不担心土肥原代表不了关东军了，那么，关东军能代表日本政府吗？面对这个疑虑，土肥原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溥仪连连点头。确实，日本军人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日本政府放在眼里，政府对军方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有一个疑虑，他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土肥原辞不达意地说，“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溥仪问到节骨眼上了，你看土肥原怎么回答，他打马虎眼，他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不”，溥仪坚定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否则，我就不去”，怎么办？你看土肥原怎么表现的，他面带微笑，面不改色，他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溥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抵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土肥原说的吉田，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汉语翻译吉田太忠郎，他是天津日军跟溥仪沟通的代表，彼此很熟悉。说罢，土肥原起立，毕恭毕敬地向溥仪鞠躬，后退几步，转身离去。【画外音】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充分发挥了他当面撒谎面不改色的骗术，让涉世不深的溥仪根本无法看出其中的玄机，而面对日本关东军咄咄逼人的态势，国民政府不得不一改以往漠然处之的态度。那么，国民政府将会怎样争取溥仪，面对这次与国民政府缓和的机会，溥

仪为什么要做出拒绝的态度，而为了促使溥仪断绝幻想，土肥原还将使出怎样的阴谋诡计呢？

【喻大华】土肥原一踏上天津的土地，他的行踪就在中国方面的监控之下。为了阻止溥仪跟日本人合作，国民政府突然一改冷漠的态度，向溥仪伸出了“橄榄枝”。11月4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来到了静园，给溥仪带来了南京方面的消息，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照付优待费，付多少钱呢？国民政府开价是每月两万元，当然了，国民政府也知道自己这个政权信誉度不够，所以，提出了两个支付方案。一个方案是一次性“买断”，付给溥仪一笔整数，请溥仪提出数目；再一个，是由外国银行担保，按月支付。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溥仪选择在上海，或者你就干脆出国定居，即使想回北京（当时叫北平），也可以商量。由此可见，国民政府这个态度相当诚恳，但是，正像俗话讲，“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激起了溥仪的新仇旧恨，他直率地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在当时，如果说溥仪对日本人还半信半疑，但对中华民国则不抱任何幻想，确实，“东陵事件”使他伤透了心。虽然溥仪说得很绝情，但是高友唐还是做了一番喋喋不休的劝说，溥仪又转而挖苦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平民，不值得中央挂心，况且，当前内忧外患，灾民遍野，国家要是有钱花不完，建议救济灾民。高友唐被溥仪请出了静园，但是他还没死心，让溥仪再考虑考虑，说我过几天再来。11月5日，溥仪的师傅、智囊陈宝琛在报纸上看到了溥仪会见土肥原的消息，立即从北平起来天津，阻止溥仪的冒险举动。陈宝琛就是强调这么几点，一个是东北局势未定，再一个，日本内阁还没有拥戴的打算，你不能仅仅相信军人的诺言就孤注一掷。陈宝琛说得很激动，但是对溥仪的影响不大。您看，溥仪又走到了人生命运的三岔路口上，土肥原把他往东北领，国民政府在争取，陈宝琛在阻止，怎么办呢？通过各种间谍手段，土肥原暗中掌握着静园里边的一举一动，虽然国民政府的争取和陈宝琛的劝阻对溥仪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土肥原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策动天津“便衣队暴乱”。当时，日军用每天四毛到一元不等的代价，在天津招了一些什么人呢，有土匪，有兵痞，有流氓，有混混，还有吸毒者，组成了一支不穿军装、没有番号的军事力量，因为不穿军装，所以天津人称之为“便衣队”。11月8日，便衣队向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还有天津市公安局等地，发动了攻击。这个时候的天津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之下，东北军早就知道便衣队要闹事儿的消息，所以，严阵以待，把这支乌合之众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土肥原一个目的达到了，日本趁天津炮火纷飞之机，宣布戒严，把装甲车开到了静园的大门口，手持大枪的鬼子兵取代了领事馆派来的警察，这样一来，溥仪实际上被日本军方控制了，除了郑孝胥等人，谁都进不了静园，当时还有很多人要劝阻溥仪不要冒险，但根本进不了门。

第二个措施，制造紧张气氛，撵走溥仪。日本人向溥仪散布谣言，说张学良派来了刺客。为了把谣言弄得逼真，每天静园收到无数个“威胁电话”和“警告信件”，一到了晚上，土肥原就派人在静园附近打黑枪、扔石头，吓得溥仪夜不能寐，无精打采。有一天，溥仪的随从突然大呼小叫地跑上楼，报告说一个陌生人送来了一筐水果，放下筐之后扬长而去，随从就翻看这筐水果，结果在筐里面发现了两颗炸弹。溥仪听完报告，吓得瘫软在椅子上。日军如临大敌，拿走了炸弹，一会儿，吉田忠太郎来了，说经检验证明，炸弹是张学良兵工厂制造的。然后劝溥仪赶紧动身吧，天津实在是太不安全了。溥仪这个时候惊魂未定，身心疲惫，看来天津不能住了，说晚上都没法睡觉，他无可奈何地摆出了一副任凭摆布的姿态。

【画外音】溥仪的住处静园，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当时属于日本租界区范围，而溥仪要离开静园出逃东北，就必须要经过由中国军队管辖的多个街区。那么，日本人将如何把溥仪秘密运出天津，对于溥仪潜往东北，喻大华教授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