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史名词解释

1、“沈宋”，是初唐武后暑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合称。他们所创作的五七言近体诗标志着五七言律体已趋于定型。所谓“沈宋体”，在当时是指经沈宋诗为规范的、内容多为奉和应制、侍从游宴而形式上对仗工整、平仄谐调、词采精丽的五七言律诗。代表作如沈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五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七律），宋的《麟趾殿侍宴应制》（五律）、《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七律）等等。

2、上官体即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体。上官体出现于贞观、龙朔之间。内容上仍以应制奉和为主，体制比较短小，声韵谐美，风格绮错婉媚，代表了当时宫廷诗的最高成就。

3、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齐名，因而并称初唐四杰。他们的创作特点有：

一．重视抒发情怀和不平之气，面向市井，写个人生活情怀，也写沧海桑田的感慨，思索人生的哲理。

二．四杰往往用七言歌行来铺叙抒情，夹以议论，篇幅可长可段，句式参差错落，工丽整练中显示出流宕和气势。

三．当时渐趋于成熟的五言律，对偶的整齐、声律谐调，表现感情具有稳定性，而四杰的五言律也透露出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

四．四杰诗风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不免有雕琢繁缛之病

4、王维与孟浩然并称为“王孟”。两人均为盛唐时期杰出的田园山水派诗人。

他们用开阔的胸怀，深细敏感的审美嗅觉，来描绘山水风景的优美壮丽，歌咏田园生活闲适静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盛唐时期社会的安定，农民的安居乐业和时代精神的开朗乐观。以前对山水诗评价过低，认为是远离时代的。其实不然。"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是山水诗，只因为是在乱世，诗人才那么心情沉重。那么，在太平时期，王维歌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不也正符合时代的要求么！

5、山水田园诗派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他们继承晋、宋以来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人的田园诗、山水诗的创作传统，形成了具有共同题材内容和相近艺术风格的诗歌流派。他们的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表现返朴归真、怡情养性的情趣，抒写隐逸生活的闲情逸致。他们的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提高了诗歌表现自然景物的艺术技巧，是唐诗艺苑中的一枝奇葩。

6、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所以也叫高岑诗派。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如离别、思乡、闺怨等，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其诗人除高、岑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7、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这批诗人的生活由开元盛世转向安史之乱的后的惨痛，因此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凡的自信和磅礴的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和深广情怀，大量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理，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作，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遂露出中唐面目。

8、是指：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二．“十才子”齐名的重要原因是，因大历初年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

三．他们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升平、吟咏山水和称道隐逸成为基本主题；擅长写送别诗和隐居的诗歌。

四．诗歌艺术：讲究格律辞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

10、沉郁顿挫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一种描述，出自他的《进雕赋表》。主要表示自己学力深厚，写作技巧娴熟。“沉郁顿挫”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的含义。“沉郁顿挫”可以概括杜甫诗歌艺术的主体风格。

11、又作“岛瘦郊寒”,中唐诗人孟郊和贾岛的诗风。寒指清寒枯槁,瘦指孤峭瘦硬,两者含义相似。郊、岛之诗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讲究苦吟推敲,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

15、一．李商隐用无题为名的爱情诗，称无题诗。无题诗具有“朦胧”的特点，旨意隐秘。二．无题诗的范围，一般认为是作者抒写不原明言的生活遭遇或思想感情的诗篇。包括以《无题》为题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为题“准无题”近三十首。主要包括两种，即寄托说和爱情说。

16、一．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而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

二．在唐代，传奇只是某些单篇作品或小说集的专称，至宋代才开始将传奇用作唐代新体小说的统称，以区别于旧有的志怪小说。

17、“变文”是唐代明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其体裁是有说有唱的，为佛教俗讲所借用。所谓“变文”之“变”，当时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

二．变文的体制是散文与韵文相结合而成。散文为讲述之用，韵文用来歌唱。

三．变文分为三类：一是演说佛经故事的宗教性作品；二是演说历史故事讲史作品；三是演说明间传说题材的作品。

18、俗讲：与我国固有的说唱传统有关，但它更主要的来源，是六朝以来佛家的一种讲道化俗手段：“转读”与“唱导”。转读与倡导，以及偈颂歌赞的梵呗，融讲说、咏唱为一体，有说有唱，遂形成唐代的俗讲。

19、诗豪指的是刘禹锡，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捷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谪居年月期间写下多篇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

20、诗史指的是杜甫的诗，常被人提到的重要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应。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杜诗提供了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21、诗圣指的是杜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22、诗仙指的是李白，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显示出很高的才华、丰富的想象力，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唐代另一诗家贺知章叹赏李白的《蜀道难》一诗，呼李白为“天上谪仙人”，意为天上下凡来的神仙。从此，“谪仙”之名誉满长安城。唐大诗人杜甫有诗赞云：“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狂客，李白好友贺知章也，因此，后人便把李白尊为“诗仙”。

23、诗囚指的是孟郊和贾岛，正因为孟郊、贾岛都以苦吟著名，又“喜为穷苦之词”，所以后人把他们二人并称，历来有“郊寒岛瘦”之说。金人元好问称“郊岛两诗囚”，此言虽未免过于苛刻，倒也颇能道出二人写诗的态度和风格。

24、唐代诗人刘长卿擅长五言诗，号称“五言长城”，意思是说他人难以胜过。当时有位年长的隐居之人秦系与他关系极好，两人常常以诗相赠答。有一天，一位朋友读了秦系应答刘长卿的五言诗之后，感到他们的诗各有特点，不相上下，便打趣地说：“长卿自以为是五言长城，坚不可摧，而秦系率部队从侧面发起了进攻。虽然他人老了，但威力不减壮年，还真够长卿抵挡一阵的。”

25、七绝圣手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誉称。王昌龄以其七言绝句艺术精湛而得名。。语出明代胡应麟《诗薮》：“七言绝，太白（李白）、江宁（王昌龄）为最。”王昌龄是著名的边塞诗人，尤其擅长七绝，其中名作《出塞》被推为唐代七绝压卷之作。

26、晚唐体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其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

27、西昆体：是宋初影响极大的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有杨亿、钱惟演、刘筠，作诗宗主李义山，讲究辞采，以偶丽为工，好用事，以表现才学和工力。注意修辞，重格律和借代，颇具李商隐的“沉博绝丽”之风。

28、六一风神：欧阳修的散文措辞平易，用词造句精炼而有变化，自然地叙事，自然地抒怀。这标志着他的散文创作从崇尚骨力到倾心于风神姿态、从阳刚到阴柔的转变。本质是散文的诗化和情感的外显。文章结构层次清楚而转折，语言层次平易自然，这些都是六一风神的构成要素。

50年代的作家基本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无法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的《红豆》却能够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真实地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反拨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

读宗璞的《红豆》，满眼的兰芷，宗璞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描摹真切、语言简约，纯净沉郁，以质朴无华的文字传达爱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实而感人，字里行间充满雅韵逸致，文化气氛浓郁。

可以说宗璞是一位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化”过的知识性女作家。宗璞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抗战胜利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又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正是有着这样特殊是文化气息，使她在后来的创作中流露出一种真实的创作风格。

她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1953年毕业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世事纷争，岁月留下了一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江玫不期然而面对那两颗色泽依旧“十分匀净而且鲜亮”的红豆时，一段不寻常的往事如潮般涌上心头。宗璞的

《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的人性关怀。

然而，《红豆》面世以来，由于当时读者对《红豆》理解的视角和主题的切入点不同，以及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了读者的解读产生了分歧，并且有许多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在1958年“反右”的大风波中，难免受到严厉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生活在当时环境下的作家没有重视《红豆》发表后所引起的读者的注意和知识分子的共鸣与欣赏，而一味地站在政治的角度上看《红豆》。具体的说，《人民文学》10月号上刊登了孙秉富的《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和《这是什么样的革新——本刊编辑部整理》两篇文章，无疑将《红豆》一棍子打进了死胡同。孙在文中明确指出“小说《红豆》也是一株莠草，受了党的六年教育的女主人公江玫在回忆她过去的那个极端仇视人民革命，在解放前夕怆惶逃往美国的贵族大学生的时候，是多么惋惜，怅惘和悲痛。”让人更加痛心的是，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题为“《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更把《红豆》往死里送。几乎全部与会者都义无返顾或者言不由衷地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了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当时这种恶劣的批判情况，应该是当时的作家在“双百”方针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理解。结合当时作家的革命心理，我们不难发现，

主要是当时的作家将“文艺为社会服务”错误理解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然后片面地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演绎着“文艺为社会——社会为政治”的怪圈。谢冕先生曾说：“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功利方向。”整体上说，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目的就是歌颂无产阶级英雄的纷纷涌现，而不是为探索人性奥秘、表达真情实感，挖掘并感染人性中真切存在的爱情、亲情等元素。所以出现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创作主体的荒诞现象，并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有些文章尖锐地指出：“这篇小说特别突出的陈旧恋情的痛苦回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值得党的工作者江玫如此痛苦的怀念？”这些指责完全歪曲了文本误读了作家，是毫无道理的恶意攻击，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荒谬可笑的。事实上，当时许多作家仍然没有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而宗璞却能够正视现实，正视具体的人生，写出了江玫、齐虹这样生活在充满了复杂矛盾是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真切而生动。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其实作家宗璞在真实地将这对恋人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时，就是要激起当时在爱情上的种种正确观念的产生。让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能够在那个以歌颂为主的“文学独白”的年代绽放光彩，让更

多的人特别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等因素，让中国的文艺界多生产一些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品。可以说《红豆》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不仅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表达了一种爱情观念。所以小说中齐虹与江玫的三次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凶残”本质，可以理解为青年人对爱情的痴迷、深情。

可以肯定，宗璞的《红豆》是一部真真切切的爱情小说，它通过江玫与齐虹的一场恋爱表明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爱情观念。同时，作品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刻画也正表明了《红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性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痕迹，这是一种文艺界真实美的启明星。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首先、作品突破了五十年代初期小说创作的政治模式，注意从现实出发去描写人物、把握生活。在对题材和人物的处理上，力避流行的模式化的处理方法，努力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在描写刘世吾时，没有把他概念化、脸谱化，简单的处理成一个官僚主义者，而是努力揭示出其性格的复杂性。通过他的“就那么回事”、“成绩是基本的……”、“条件成熟”说，相当准确地展现出其性格的深刻内涵。

其次、作品运用对比手法来刻画人物，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为了节省笔墨，作品在描写人物时常常把人物放在一起，通过对比来突现其各自性格的不同之处。比如，同是组织部的干部，同样面对麻袋厂问题时，林震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寻求问题的解决，不能容忍它继续存在、发展；刘世吾对此事虽早就知晓，却无动于衷、一笑了之，面对林震的汇报，他用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来为自己开脱，还嘲笑林震的“幼稚”。在比较中突出了林震的满腔热情，以党的事业为己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而批评了后者。又如，同时

官僚主义者，刘世吾与韩常新的思想行为、工作作风，以及音容笑貌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从而突出了刘世吾的冷漠、麻木，韩常新的沽名钓誉。

第三、小说还富有讽刺性和幽默感。作者用素描般的笔法，通过逼真的叙述，对刘事务的处世哲学和韩常新的虚伪面孔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如，刘事务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问题不在又没有缺点，而是什么是主导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有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以及韩常新笔挺的“海军呢制服”，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的豪放的笑声，勾勒出他“比领导还像领导”的特征。

我们夫妇之间

作品鉴赏小说刻画工农干部的良好品质与个性特点。李克的妻子张同志，出身贫农家庭，11岁时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童养媳，身上、头上、眉梢上都留着被残害的伤痕。她参加革命以后，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学习认字，成为劳动英雄。她从农村来到城市以后，又学习并掌握了城市工作的特点，为祖国建设又做出了新的成绩。但是，在她身上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缺点。她狭隘偏颇，曾经否定了城市生活的一切方面，甚至见到城里人的穿衣打扮都不顺眼，想以落后的农村的模式改造城市，而且，急于求成，想于一朝一夕就把城市改造过来。她粗野而缺少应有的修养，甚至说出“鸡巴”、“他妈的”之类极其粗俗的话。然而，她的本质是好的，在李克的帮助下，更主要是在她自己的努力下，她刻苦学习，认真工作，勇于改正自己的毛病，她珍惜自己的爱情，终于成长为一名城市工作的妇女干部。小说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赞扬他热爱工作，忠于爱情，能够在劳动人民身上发现他们的优点，并能够借以反省自身的弱点。这就决定他始终忠于自己的爱情，能够及时发现妻子身上那些优秀的品德，经受住了新环境中的新的考验，经过一段波折之后，他和妻子又成为幸福的一对，互帮互敬，互学互爱，而且又有了新

的升华。小说写出环境与人的关系，及时提出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我们的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显示了作家思想的敏锐性，以及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小说写得委婉、亲切、细腻、动人。虽然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也仍不失为一篇佳作。但在建国初期，竟遭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有的文章指责小说歪曲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丑化工农干部形象，有的文章指责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卖弄的、虚伪的、没有真实的情绪和感情的”，“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又重新评价了这篇小说，尽管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也基本上肯定了小说的自身价值，恢复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应有位置，纠正了50年代初期对“肖也牧创作倾向”的过火批判。1979年11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肖也牧作品选》，并选入了《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康濯同志还在为该书写的序言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温德夫）

百合花

短篇小说《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之作。作家写这篇小说时，正值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她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此。面对冷酷的现实，她不由怀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于是，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忧虑”、“不无悲凉的思念”之中灿然开放，给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沁人的清香。茅盾评价这篇小说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首先，作者选择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战士和老百姓，他们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与通常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显然不同。小说中的小通讯员年仅１９岁，参军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质朴，不乏关心战友、体贴群众的爱心，又对生活充满情趣，枪筒里常用树枝和野花来点缀；他憨厚腼腆，与女同志一接触便浑身不自在，但在危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另一个人物是俏俊的新媳妇，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

完。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战争的意义，理解了小通讯员生命的价值，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惟一的最心爱的嫁妆敬献出来。作者写出这样一个鲜亮的形象是想以“一个正处在爱情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从而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同时，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从选材上讲，作者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推为背景，将小通讯员壮烈牺牲情景通过民工的叙述从侧面表现出来，就连小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碰壁的冲突也是做暗场处理，不做正面描写。作品仅仅截取几个极为普通的生活横断面，从几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开掘，展开对军民关系饶有诗意的描写。作者的构思巧妙，“她以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灵，使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作者还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例如作品中的“我”在刚刚接触小通讯员时，因赶路不及而“生起气来”，然后又对他奇怪的保持距离的做法“发生兴趣”，以后是对小同乡“越加亲热”，接下去是“从心底上爱上这位傻呼呼的小同乡”，最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就这样，小说

通过“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浓地刻画和凸现了小通讯员动人的形象。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如小战士枪筒中插的树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以及那条百合花被等细节都在作品中重复出现，前呼后应，这些描写不仅渲染烘托出情境气氛，而且极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神态和心理，使作品极富感染力，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总之，这篇小说以朴素、自然、清新的笔调抒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出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令人读后久久难忘。

小巷深处

（1）在当时文学作品题材一边倒地倾向于写农村合作化的背景下，描写都市题材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

（2）作品大胆干预生活，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揭露人性的复杂，更注重战后和平年代人物曾受精神创伤的修复，而且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桌面上。

（3）不沉迷于“两条路线斗争”，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的人和事，不回避矛盾，承认“爱”的存在与合理性，反对根据“血统出身”评价人物，对朱国魂这一败类的描写同样出色，而且没有“贴标签”的趋向。

上述原因使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凡响，也正因为如此，在“五七反右”时这篇小说及作者陆文夫都惨遭批判，陆文夫被下放至江苏射阳农村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