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解说词
从20年代开始，关于陈寅恪的传奇故事一直在清华流传着，甚至他的名字也被人们一再讨论。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读如确）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没有恪（确）这样的读音。

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确），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陈寅恪（上集）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囯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

【采访】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
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

四大导师中，陈寅恪最晚到校，而且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

校长说，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
【采访】清华大学校史专家黄延复——
他的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梁启超先生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后来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但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

他上课时，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后来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采访】清华大学校史专家黄延复——
当时冯先生是大学者，名气要比陈先生响亮得多，冯先生老是在陈先生面前毕恭毕敬的。

陈先生就跟他讲，他在那儿一方面点头，一方面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

当时学生就感觉到，凭着冯先生当时一个堂堂的文学院的院长，在陈先生面前啊，好像也都是以学生自居。

（清华学堂址）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采访】清华大学校史专家黄延复——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你是隔靴搔痒，你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

所以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你属于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然而，这个传奇的主人公，究竟有怎样的学养和抱负呢？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

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进行革职，“永不叙用”，因为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九岁
（江西修水陈宝箴故居）
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到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

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

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

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

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

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

陈寅恪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

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采访】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
陈寅恪他在德国的资料很少，为什么资料很少？因为他都没有要学分，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儿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完全是一种文人求学，有点像游学，中国传统的游学。

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不求博士文凭的陈寅恪，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13年的游学，陈寅恪在浩瀚的西方学术中发现了什么？他在自己的发现中又确定了怎样的专攻方向呢？他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

【采访】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
陈寅恪他们这些人，五四以后到西方去留学，他们感受到一种是什么呢？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在国际地位很大提高，跟现实当中中国的地位低，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完全不一样的反差。

陈寅恪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从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出发的。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世界主义和学术民族主义的一个纠葛问题。

所谓学术世界主义就是说，陈寅恪提出来说要“预流”——你一定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自己解释自己是不可能的，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陈寅恪，在1926年走进了清华园，成为四大导师之一。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

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语言学家王力
——敦煌学家姜亮夫
——古文字学家徐中舒
——楚辞学家蒋天枢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但他从不满足，仅梵文一项，他就先后学了10年。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
因为在当时国内很少有人像他具备那么好的条件，当时的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对他是非常支持的。

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
中国当时学术整个在转轨，他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

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

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但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

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翻深意。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
很多的学者都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他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是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语文——当然主要就是文言文——它的真正的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分在什么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

文言的不足，是与中国人的口语差别太大，贫弱的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把语言的改造作为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却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术界通常称的中古史。

这是陈寅恪学术的第一次转向，。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
这当然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跟抗战有关，跟当时的国家的危难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

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

【采访】陈寅恪之女陈美延——
我祖父病重啦，他是非常关心时事的八十多岁的老人。

就骗他，说啊呀好消息啊，又打胜战了。

就是希望他心情好一点吧，能够吃一点东西，就是这么骗他，但是骗久了不行啊，他也知道了嘛。

绝食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肃，一言不发。

这时的他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采访】陈寅恪之女陈美延——
他右眼视网膜就剥离了，剥离了需要做手术，但这个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所以他选择了不做手术，让它瞎，为了离开沦陷区。

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了自己复明的希望。

（清华大学陈寅恪故居）
在为父亲守孝49天以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带着全家，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路。

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

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

后来书被运到了长沙，竟悉数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的眉批。

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但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的常用、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竟也大部分被盗走了，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研究者说，文化之不幸有如是欤？“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
他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他基本上把这个书都看过，然后他回过头来，你看他好像是一段段的史料，然后是一个“寅恪案”，但是这史料要是一排，他实际上是以论带史，他绝对不是一个考据家，跟早年做的那种语文学到历史学的精细的对照完全不同。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
他在中古研究里面，他注意到的若干解释，中古中国的架构和因素，至今是我们绕不过去的。

你比如说对宗教、对文化、种族的关心，对于家族的关心，这是我们现在做很多家族史、做社会史的人仍然在做的东西。

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陈寅恪写书的种种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
邓广铭先生在四川李庄的时候，住在他楼底下，傅斯年让他住在他楼下，说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他说他每次跑上去，陈先生都在那儿睡觉，就是躺在床上呻吟，说哎呀我快死了，我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

他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的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当时到中国拜访过陈寅恪的西方学者认为，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

但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无法远渡重洋前往英国就职，而他在国内的工作条件则惊人地恶劣。

【采访】陈寅恪之女陈美延——
他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我们那里是茅草房啊，不是说假的茅草房，那是真的茅草房，风雨一来，把那个房子都刮塌掉的，是这种样子的房子，也没有桌子，在箱子那里工作。

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

他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采访】陈寅恪之女陈美延——
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散步就聊天，我那时候很小，就穿个木头鞋在山上跑，就是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

我放羊，为什么放羊呢？因为实在是没有营养，买一只母羊，生了小羊，可以给他挤一点奶。

我放羊，然后他下课了，那时候他能看得见，也带着我出去散步。

在路上我也都还记得，他还问我，羊喜欢吃什么？我告诉他羊吃什么，羊的脾气是怎么样的。

这些他都挺开心的。

一只邻居的狗在前头引路，他说为什么狗要在那儿撒尿做记号啊等等，这些小时候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

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的时候，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视力急速下降，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

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极其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

半年后，二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看见光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是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的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

他联想到三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名剧《灭了的光》，不胜感叹。

在抗日战争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这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他是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抗日战争结束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的陈寅恪57岁了，他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眼睛，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他的学术之光会因此熄灭么？（上集完）
抗战胜利了，他却永远生活在黑暗中，陈寅恪在那场民族的大灾难中，因不甘做亡国奴而流亡，饱受了离乱之苦。

1949年，新中国成立，陈寅恪60岁，他的眼睛失明已整整五年了。

在古希腊，盲人荷马写了荷马史诗，在2500年前的中国，盲人左丘明留下了《左传》和《国语》。

同样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晚年将要写下的上百万字的著述，同样是百年中国诞生的史诗。

陈寅恪（下集）
他住在这所不为人注目的小楼里已经一年了。

一年前的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居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

陈寅恪因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没有去台湾。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
世道动荡维艰之际，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他到广州任教，因为他仰慕陈寅恪很久了，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

陈寅恪就这样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中山大学码头）
岭南大学在珠江边上，陈寅恪当年就是从这个码头上岸的，当他到达的时候，校长陈序经率文学院的师生和许多著名教授，迎接了陈寅恪和他的一家。

居所外，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陈寅恪在黑暗中已生活了5年。

很多人回忆，他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

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陈寅恪是倔强的，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

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便很快，他便归于宁静。

当年，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

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且坚决。

但是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

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

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
一个。

【采访】陈寅恪之女陈美延——
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好。

我父亲是非常注重数学的，你们可能不会知道，他对我的要求也是数学要考一百分，思维逻辑要清楚。

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他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

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西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

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失明后，上课的方式他是独特的，为了方便他，课堂被搬到了他的家里。

陈寅恪的家阳台很大，于是就挂上了块黑板，黑板下放着一张藤椅，这是陈寅恪专用的教椅，围绕藤椅又摆了几把椅子，学生们就围坐在他的周围听课。

常来这个特别的课堂听课的，还有许多教授，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

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

老师在他来后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

【采访】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教育很深，就是为人师表啊。

陈寅恪讲到关键处，助手就在黑板上抄写史料，帮助学生理解，有时候，他摸索着亲自写黑板，因为看不见，他密写下的字往往重叠在一起。

【采访】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
因为他看不见了，写重了。

有时候，他认为不用写的，而且助手来写，他就说“不要写不要写”。

你写黑板有声音，影响他讲课。

所以我说，他讲课非常投入，连这些东西他都是很讲究。

今天，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但就是在这个寂静的空间里，陈寅恪构建了一个纯粹而又明亮的学术世界。

他曾游学海外13年，带回了东方学。

当国难来临的时候，他开始了第一次学术转向，并登上了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高峰。

在到广州五年后，因为生病，他竟开始了第二次学术转向。

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受到震动。

【采访】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
他认为这种就是中国诗里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再生缘》就是史诗。

《再生缘》的作者是陈端生，这个清代的杭州才女，用弹词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十分离奇曲折的故事。

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女扮男妆考科举，连中三元，竟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这个故事被改编成戏剧《孟丽君》，变得家喻户晓。

（《论再生缘》油印本）
陈寅恪是在病中，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他由此开始了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采访】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
《论再生缘》里面，他一方面固然是一惯的用实证的研究，另一方面他恐怕是对当时的学术以及思想方面的一种感慨，所以他曾经说到，《再生缘》作者思想的自由，就是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他甚至说到，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

那么这些恐怕都是他有感而发的。

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这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却被他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

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马上就谈崩了。

事后清华有人批评汪篯，不能用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

事实上，陈寅恪确实是受不了了，他感受到这个“顺应时代”的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

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采访】陈寅恪之女陈美延——
他是很生气，“不从我说，就不是我的学生”，这个不是说我的文章里头的观点，应该是说“我思想所追求的东西”，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这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采访】陈寅恪之女陈美延——
我们去看过那个碑，他叫我们去看那个碑，他自己却不能去了。

他的一些思想，反正总的来说，他就是一直坚持着他，他没有改变他所坚持的东西，一直到去世。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

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

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事实上，丰富而深邃的中国历史，在那时已然变成了农民起义史，阶级斗争史。

而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也不乏粗糙。

当许多知名的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时候，陈寅恪却坚持以自己的学术安身立命。

他最终没有北上。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
我是觉得，我们如果不理解陈寅恪先生在学术史上到底有什么贡献，我们不大会理解他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

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陈寅恪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他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
在工作的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采访】陈寅恪之女陈美延——
在我们眼睛里头，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天天这样跟我们说的，一直他说的就是，我们家里头，你们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我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头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生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

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妻子题写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