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意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浅谈《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意识
姓名：段君立
学号：051500181
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刘春
学校名称：东北隅小学
日期：2007年10月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蓟县分校 2005级
浅谈《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意识
段君立
内容摘要：中国旧的传统观念将女性束缚于家庭这个小的范围内，因而女性的自身解放势必要从家庭革命开始。

《寒夜》中的曾树生是“五四”新时代的产儿，她喊出了要“自由和幸福”的解放宣言，走出了使她窒息的“小家”。

这是女性自我迷失几千年后的一种突破。

她有主见，反传统，在社会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中国四十年代女性意识的崛起是曾树生带给我们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曾树生女性意识
一
《寒夜》写成于1946年底，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中的巅峰之作。

作品通过善良的小知识分子汪文宣、曾树生夫妻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

曾树生是小说中的一位女性人物形象，她生活在４０年代的旧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是五四思潮影响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代表．但她却没局限在所处年代还残留的封建保守思想里．她希望获得婚姻自由和爱情自由，经过努力，她终于如愿以偿，建立了家庭。

她一切都是幸福的（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幸福的），她爱这这个家------爱先生、爱孩子。

然而，最终她却选择了逃离这个家庭。

因为她在离开“大家”建立“小家”之后并没有达到那光明的彼岸，面对她的是对儿媳妇充满仇恨的婆婆，懦弱多病的丈夫。

永无止境的争吵叹息；昏暗凄凉的灯光；无处不在的寒气……她始终不甘心现状，不满足现有的家庭生活，表现出了对“家”的又一次反叛，虽然她百般的不舍。

在描写“树生”心理的时候作者这样写到：树生心想，“她（婆母）都受得了，她似乎就能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的过完我这辈
子？”“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吗？”树生找到的答案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这是（家庭）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她要先救出自己。

”或者曾树生是一个并非完美的女人，但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自由和幸福”，重自我，反传统的现代女性所具有的意识应该给予肯定，甚至加大赞赏和称道------她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小说开头，曾树生34岁，是1911年出生。

小说里没有说明她的身世，读者只知道她在上海读完大学，通过自由恋爱跟同岁的丈夫汪文宣同居。

小说开头，儿子小宣13岁，故可推算出她大约从1927年到1931年左右上大学，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十年，曾树生是大学生。

据资料统计，1930年前后中国女子大学生（大学本科及专修科女士）有3000名左右，女生数大约为男生数的十分之一。

（1）这个数字很小，其原因大约归以下几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价值观，忌讳男女同席的传统，女子早婚的习惯，高等教育给女性带来的利益还不明显等等。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女子中等教育的不完备以及引起的男女间的学历差别。

对女性来说，“五四”以前的女子教育把重点放在如何做好贤妻良母的教育上，女子中等教育机构数量不多，考上大学更难。

这说明曾树生是一个闯过这关考上大学的尖子，她学历高，家庭环境好，有志于成为跟男性同样的人。

曾树生成长在女子已经可以获得跟男人一样的知识、跟男人同等学历的时代。

她自愿上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保持着经济独立，毫无疑问，是“五四”以后的教育环境造就了她这样的女性，一位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主张人格独立的新女性。

曾树生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

高学历女性所获得的最有象征的东西是经济独立。

当时人们认为独立是自由结婚，冲击封建家族并自由生活的基础。

能带来经济独立的只能是教育。

女性最好的出路是接受教育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经过自由恋爱，结婚已经十年的曾树生，在银行工作，收入很高，实际上是由她一个人支撑汪家的生计。

她并不把自己的收入看作是汪家的，平时把钱放在手提包里随身携带，需要的时候从这拿出来给家人用。

这个提包是她隐私权的象征，比如说把她调到兰州的通知藏在这个提包里。

她不仅支撑这个家的生计，还保持着经济独立，可以说是尖子中的尖子。

二
我们注意到，作品中同为女人的汪母和曾树生总是在无休止的争吵，这貌似全世界普遍的婆媳不和的矛盾，却在相当程度上带有新旧道德冲突的色彩。

汪母是晚清出生的家庭妇女，曾树生是在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职业妇女。

两个人的背景分别为现代中国的黎明期和现代中国的发展期。

他们的思想、性格上的差别不止限于各自的个性，还应包含有社会性和时代性。

曾树生是个大学毕业生，跟丈夫一起办学校是她的理想。

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

汪母虽然出生于晚清，可她也受过教育，也是有教养的女性，但她学到的内容仍是礼教中的妇德。

因此她的思想是保守的顽固的，经过五四文化运动，到了女子教育更充实，更加提倡男女平等的时代，她的学问立刻就过时了。

儿媳妇曾树生说：“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

”可见曾树生根本看不起婆婆的“学问”，将它视为旧传统道德中的妇道而已。

汪母和曾同为女人，但对失去了自身的价值的汪母来说，想到自己已逝的年华，不免心生感慨，羡慕媳妇的年轻，也嫉妒她的才能，嫉妒她在家庭中的地位。

小说中多处写到，汪母是不愿意用曾的钱的，她卖掉自己的婚戒补贴家用，不顾皲裂用双手洗衣节省度日，在她心里，曾是这样想的：“她觉得她能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

可以想象，汪母心里有想象中的生存和尊严的斗争，“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然而她只能在无奈中感叹自己的命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换取一点想象中的尊严。

因而汪母对不理解她价值的曾树生咬牙切齿，并对她不守妇道，到外面而不顾家的行为大为不满，认为女人是不可以如此“放荡”的，而媳妇也对婆母无理指责自己应有的权利大为恼怒。

她们之间的对立是传统道德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价值观、新道德之间的对立。

汪母和曾树生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对“家”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

汪母在对待儿子和孙子的感情上表现出了人性中十分突出的母爱情怀。

她的这种母爱情感常常以占有的方式，她做饭，缝补衣服，忙个不停。

为了这个家拼命干活，为了儿子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舍得卖掉；为了这个家她放下了知书识墨的女人的
尊严来干一切粗活。

她是一位慈爱的女性。

可是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一点：她把仅有的爱都给了儿孙，甚至不许别人来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和孙子的母亲。

她的爱无微不至，没有了自我；她的爱独断专行，没有了空间。

她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己所受的做贤妻良母的教育理想。

她是一个顾家的女性，也是一个为重重封建法规束缚的女性，同时也是传统父权的牺牲品。

她饱尝了父权社会中身为女人的痛苦，可她却在儿媳面前不自觉的充当了父权社会的代言人，使她以种种近似刻薄的方式与媳妇不断地发生冲突。

她自己也多次在理智上承认，媳妇确实并不是一个坏人，但她一看到儿子为妻子的行为不断地承受着种种精神上的煎熬，便对媳妇不自觉地话里带刺。

汪母很爱护儿子和孙子，诅咒同是女人的儿媳“是儿子的姘头和不守妇道”，在她身上带着封建道德价值观念的阴影。

而曾树生则是一个新时代孕育出来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新女性。

她为了一家的生计和儿子的教育费用，以学到银行当了“花瓶”，很是辛苦，但是换来的是婆婆的滥加指责。

比起物质贫困来说，精神创疾更让曾树生无法忍受。

顶着“姘头”的骂名，当一个任婆婆支配、辱骂的旧式媳妇，甚至要自己的性命。

曾树生自然要用自己的观念来反驳。

新旧传统在交锋中进一步加深了婆媳俩的矛盾，也促使曾树生离开了这个“小家”去寻找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三
在《寒夜》中等待那些冲击了封建“大家”，建立自己的“小家”，已经初步摆脱了封建家族制定束缚的现代知识者们（树生、文宣）的竟是一个如此寒冷的冬天。

社会的动荡，畸形的经济发展扼杀着知识者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而从根本上剥削了人类争取幸福的权利。

小知识分子汪文宣的婚姻悲剧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年青人。

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并由自由恋爱而结婚，也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怀着满腔“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和宏伟志向走向社会，想创办“乡村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贫穷、疾病的折磨，使理想和热情付之东流“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
活毁掉了”。

成为软弱者的典型。

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性格裂变，如今“为了生活”却“只能忍受”。

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象害怕惊动旁人一样。

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

他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认真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

在汪文宣的潜意识中，“妻子挣钱比自己多，自己要靠妻子养活”的带有男权色彩的观念压抑着他，剥夺着他爱的勇气，甚至带来爱的倒退。

物质的贫乏使他的肉体“生病”，也使他的精神“生病”，导致他人格的萎缩和病态的情爱心理，使他失去了爱和被爱的权利。

汪文宣得了肺病，而曾树生还像十年前一样年轻，曾树生不断“追求自由和幸福”，汪文宣则要安分守己的机械般的工作，一个生气蓬勃，一个暮气沉沉。

汪文宣不仅不能满足妻子的生活所需，更不能满足妻子作为一个女人的生理需求。

而面对汪母与树生的矛盾，汪文宣只是逃避和敷衍。

他没办法把母亲和妻子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累。

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也不能做别的事情。

汪文宣在理性上偏向于妻子，认为妻子比母亲“更明白”，“懂的多”。

但他在感情上又不能不同情母亲，不忍抛弃她，甚至在某些时候他更多的是依赖着母亲。

当新旧道德的冲击在两个他爱着、也爱着他的女人之间展开的时候，汪文宣显然是难以取舍，他自然梦想曾树生留下，用曾树生的话则是“你希望我顶着‘姘头’的招牌，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好给你换来甜蜜的家庭生活。

”可曾树生回答的是“你真是做梦”。

“需要”动摇了，“爱”缺失了。

而当初曾、汪之所以能在一起，就是因为双方都能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安全、从属、亲爱和尊重的需要。

曾树生的愿望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女人或者一个普通人的最起码的欲求：爱与被爱，摆脱婆母的冷眼和辱骂，与丈夫同为理想而奋斗，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等等。

然而在那个满目疮痍的社会里，许多人的许多起码要求都被扼杀了，曾树生自然也得不到满足----固守旧传统价值观的汪母永远不会理解曾树生，认为她不守妇道，永远只有无理的指责，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使汪文宣永远失去了自由去爱的权利。

曾树生并非完美女人，她追求个人幸福，个性解放，无谓的
反抗着旧传统的压抑，努力摆脱着小家庭的束缚：“你们联合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显示了四十年代女性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四
女性意识的崛起和膨胀是《寒夜》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

它以日常生活的知识者困窘生存的真实展示，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新女性“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挖掘了“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四十年代知识女性对“五四”一代新女性的继承又超越的一面。

关于女性命运的探求，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主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以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对几千年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他们以彻底推翻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呼唤两性平等的人格权利为核心，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成为女性觉醒的精神导师。

“五四”文学表达了对爱情自由与两性平等权利的激情呐喊。

爱情的完美程度是社会与人性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

爱情，是人性解放的必要前提；爱情，是人格尊严的基本载体；爱情，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目标。

在女性解放的现实道路中，爱情无疑扮演了极为主要的启蒙角色。

胡适先生的《终身大事》中的女主人公田亚梅说到婚姻“是孩子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

在其思想内容上充当了“五四”新女性“爱情、婚姻自由”的宣言。

“五四”运动为中国社会的新生送来了新的思想武器。

但是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生理与情感问题，爱情生活中的自由与平等是女性实现个性解放和个性独立的重要内涵。

而对整个女性群体来说，对于女子命运的彻底改变来说，更为重要与深刻的是女性的经济与地位。

这种深刻的认识首先是来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

鲁迅富于卓见地把“五四”新文学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推向了更深的层面。

他在《伤逝》中向我们讲述了涓生与子君的悲惨故事。

子君冲破重要阻力，在反抗封建大家族的压迫时，态度坚决：“我是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但是，爱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存在。

生计问题为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束缚的爱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生活无着的子
君黯然回到她极力逃脱的“牢笼”，宣布了个性解放的破灭。

自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所以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在经济上解放，但经济上解放的曾树生并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自由和幸福”。

曾树生作为“五四”新一代的产儿，她冲破了封建大家族的枷锁，因爱情和丈夫汪文宣自由结婚，这是当时的青年看作的十分理想的婚姻。

结婚后的曾树生还保持着经济独立，可谓女人中的幸福女人。

但是“五四”以后的新式家庭并没有给曾树生带来幸福和自由，原因虽然有战乱等外界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新旧道德观念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当新的家庭观念不断对旧有家庭观念发动进攻并不断壮大时，“传统”并没有消极地俯首称臣，相反是积极地加入到新势力的阵营里去“浑水摸鱼”。

这样的中国现实造就了汪母是一个传统父权的牺牲品。

汪文宣在走出“大家”之后仍残存着传统文人的中庸根性，甚至有些男权色彩。

曾树生在这个窒息的男权色彩家庭中，没有得到应用的尊重和爱，只有离去，进行进一步的人生探索，她要争得女性的真正解放，她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选择一切，不能丢弃女人的种种权力。

这是她“独立”面对生活困境的原因。

她格外注意自己的独立性，比丈夫更决断，女性意识在她身上崛起和膨胀，这是对五四新女性“个性解放”的突破。

她突破了樊篱，也不只对“幸福的家庭”的追求，她追求的是女性真正的独立。

她不用依赖于任何人也可以生存，但冲破家庭经济樊篱的曾树生面对的是更多的樊篱。

曾树生走出以后面对的是如此反复多变的人生，她的个人境遇既热闹又孤寂，她在人格上既独立又依附于他人，她在精神上既有千丝万缕的牵挂又孤立无援。

她不是一个理想的女性，但她却在女性解放的奋斗征途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她热情、活泼、热爱生活，追求自由和幸福，她勇敢走出了“小家”，去探索女性解放之路，去寻找一种未必光明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作为新一代知识女性的曾树生，挣脱了封建思想的牢笼，由“大家庭”中挣脱出来，开始了“人”的觉醒，更加重视自己的独立，她要求合理的人的生活，更要求合理的女人的生活。

曾树生是和“五四”以来仅以个人的婚姻自由为奋斗目标的女性不同，她比她们走的更远，比她们要求更多，以求探索女性真正解放之路，虽然曾树生有点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状态，但她依赖追求得十分执着。

所以已初步具有女性意识的曾树生在20世纪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是追求个性解放道路上的终结者，也是追求女性解放道路上的探索者。

注释：（1）转引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家”的解构》 P95-103 袁国兴
参考文献：
（1）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授纲要》辽宁教育出版社 92年2月第一版
（2）黄修已方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6年4月第一版
（3）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3月第一版（4）《文学评论》 1987年第一期
（5）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