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一)

《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一)

摘要：东晋时期，学校讲授、私人传授和清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周易》卜筮也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易》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词、意象、形式、观念、文论和小说等方面。

关键词：东晋；周易；文学；艺术

ThespreadingofZhouyiintheEasternJinDynastyanditsinfluenceonliteraturea ndart

Abstract:IntheEasternJinDynasty(317—420）,Zhouyiwasdirectlyspreadmai nlybywaysofteachingatschool,passingdownprivately,andphilosophicaldispu ting(amongtheliterati）.Inaddition,divinationbyZhouyialsoputforwardthes preading.InfluencesofZhouyionliteratureandartaremainlymanifestedinwor ds,images,styles,conception,criticismandnovels,etc.

Keywords:theEasternJinDynasty;Zhouyi;literature;art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异常活跃，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异彩纷呈。《周易》在获得两汉经学的青睐后，又开始经历魏晋玄学的洗礼。玄学化的《周易》学派蔚然兴起，脱颖而出；同时，由于动荡社会的现实需要，依托《周易》的卜筮也广为传播，向社会作立体化、多方位的渗透。东晋是一个玄学

兴盛、文艺繁荣的时代，全面考察《周易》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于丰富易学史研究、加深对东晋文艺的理解都是不无裨益的。主要传播方式

通过官办学校讲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王弼易学在东晋受到推崇并广为传播。《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１〕(卷八一)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2〕东晋初建，元帝修复学校“公卿子弟，并入国学”〔３〕(殷茂《上言宜令清官子侄入学》)；“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郑《易》皆省不置。”〔4〕（《荀崧传》）荀崧为此曾上疏力争将郑玄易学置博士一人。元帝令臣下博议，臣下皆以为可，元帝准奏。但“会王敦之难，不行”，不了了之。查《晋书》不见有再置郑玄《易》为博士的记载。因此，很可能直到梁、陈时代才有“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5〕（《经籍志一》）。王弼《易》注既然列于国学，当然也就成了学生的考试科目。据《晋书·孔坦传》，东晋建立三年后，针对各地举荐上来的秀才、孝廉，晋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后听取孔坦建议，仅定孝廉四年后试《经》，秀才则仍依旧制。

除了国学，地方学校也是《周易》传播的重要场所。《通典》卷五三云，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时，开办官学，“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６〕可见，地方官学随着局势的稳定，也逐渐得到恢复或新建，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自然成了主要科目。在地方上办学影响最大的当数豫章太守范宁，他“在郡大设庠序”，“远近至者千余人”，“并

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4〕（《范宁传》）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五经》的学生。如《宋书·周续之传》云：周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侯》”。〔7〕《晋书·许孜传》称许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当然范宁允许讲授的极可能不是王弼《易》学，因为他宗尚传统儒学，痛恨浮虚玄风，并认为这种学风“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4〕，作专文驳斥王、何“游辞虚说”〔４〕（《范宁传》）。

私人传授也是东晋《周易》直接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私人办学卓有成效和声名的是范宣，《晋书·范宣传》称“江州人士并好经学”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讲习之功。他“博综众书”，所著《易论难》流传当时。据《晋书·郭璞传》，郭璞受业于“客居河东”的郭公，郭璞也曾私人授学，因此本传称郭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云云。被列入《晋书·艺术传》的东晋术士，多有学于私门或私人授徒者：

步熊，字叔熊，阳平发干人也。少好卜筮术数，门徒甚众。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周易》传播所及，不止限于儒生，佛教徒也莫能例外。如竺法太的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8〕（《晋宗师瓦官寺竺法太传》）。慧远一代宗师，“少为诸生，通《六经》及《三藏》”〔８〕（《晋庐山慧远传》），精通《易》理。僧

“通《六经》及《三藏》”〔８〕（《晋长安大寺释僧传》），现存支遁诗文中多次使用《周易》概念语词。僧人接受《周易》主要不是阐发易理，而是与佛理相印证，或者以易解佛。如释道立“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8〕（《晋长安覆舟山释道立传》）。支遁作《释迦文佛像赞序》云：

冲量弘乎太虚，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太和拟而称邵；圆蓍者像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3〕

这哪里是释迦大佛，实在是《周易》太极的神像。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序》云：“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３〕于《出家二》云：“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遁世则宜高尚其迹。”〔４〕这是借时人熟悉的《周易》之理为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作论证。由此足见僧人中的贤智之士于《周易》修养之一般。

清谈是《周易》在上层名流中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三玄”之一，《周易》是东晋名士的案头必研书，通易理是风流拔俗的基本标志。《晋书·王湛传》载：

（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周易》是王湛的“床头”书，其侄王济“何用此为”的问句，于嘲笑中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