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羽讲述《我的祖国》创作过程

乔羽讲述《我的祖国》创作过程
乔羽、刘炽：《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
好山好水好地方
条条大路都宽畅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英雄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好山好水好地方
条条大路都宽畅
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它的有猎枪
这是强大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灿烂的阳光
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条大河
“50年代，是我们国家最美好的一个时代。

刚刚解放，打了这么多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大家高兴。

都希望国家好一点，生活好一点，就是这么一种很单纯的想法。

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勃勃生机。

那时，你会觉得祖国的天是那么的蓝，土地是那么的滋润。

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情真的就是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到现在我都还向往那个年代。

”
凯旋
1956年，一部讲述朝鲜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放映，它的插曲《我的祖国》却在录制完后的第二天，经过电台传向了全国。

电影《上甘岭》取材于真实的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
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

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单方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

10月14日，美军向上甘岭志愿军阵地发动了进攻，上甘岭战役，交战双方先后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持续鏖战43天，作战规模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激烈程度是战争史上罕见的。

这次战役使整个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

一场战役对一场战争的全局产生如此重大影响，毛主席了解到志愿军在上甘岭的英雄事迹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将其拍成电影。

长春电影制片厂承担了这一任务，立即组成了创作班子，由沙蒙、林杉任导演，林杉、曹欣、沙蒙、肖矛负责剧本写作。

“当时是沙蒙导演来找我爸爸的，让他给整个电影创作音乐，其中包括给《我的祖国》这个插曲作曲。

他们早先就认识，曾一起在延安鲁艺待过。

”刘炽的女儿刘云云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看过脚本后，我爸爸特振奋，立刻答应参与创作。

整个影片拍完后，有插曲那部分戏空出来了，准备等歌出来再补拍画面。

当时沙导和林杉、曹欣合写了一份歌词，拿给我父亲看。

我父亲看完，觉得词虽好，却没有什么韵律，谱难写，而且即便写了，也难流行。

于是提议找乔羽叔叔来写。

”
“《上甘岭》拍得很讲究，沙蒙是个大导演，人很好，非常懂艺术。

为了拍好这部电影，他两次实地考察上甘岭。

”乔羽当年仅29岁，他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找他创作的就是沙蒙。

“上甘岭打的是坑道战，沙蒙导演为了效果逼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院子调动两个营的战士，翻表土，挖阵地工事，筑坑道口，造出了一个‘上甘岭’。

”
“50年代，是我们国家最美好的一个时代。

刚刚解放，打了这么多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大家高兴，都希望国家好一点，生活好一点，就是这么一种很单纯的想法。

那时随时随处都能感受到勃勃生机，你会觉得祖国的天是那么的蓝，土地是那么的滋润。

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情真的就是扬眉吐气喜气洋洋，到现在我都还向往那个年代。

”乔羽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正在赣东南、闽西一带原中央苏区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写一部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少年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这个剧本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红孩子》。

当他正处于采访最紧张阶段的时候，沙蒙的电报却接二连三地发给了乔羽。

“我当时是想把即将动笔的《红孩子》剧本尽可能在当地写完。

所以几次回电恳请沙蒙就近找人。

”可是当乔羽完成采访回到南昌，坐下来要写《红孩子》的时候，又收到了沙蒙的电报。

电文长达数页，连起程路线都安排妥当：先到上海，由上影厂厂长袁文殊安排车次，尽快赶到长春，电文最后一连用了三个“切”字，三个惊叹号。

“接到电报的那个晚上，我正在看福建梨园戏《陈三五娘》，沙蒙电报里那三个‘切’字让我再也无心看戏，当夜登车赶往上海。

车到上海是早晨8点钟，袁文殊厂长已经给我买好了去长春的火车票。

”乔羽告诉本刊记者，“经过长江的时候，火车上沸腾了，大家都很激动，我也兴奋得不行。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长江。

之前通过这里赶往江西，是我第一次看到长江时，我是北方人，没有离开过黄河流域，所以看到长江我就觉得比黄河漂亮。

”
到了长春，沙蒙见到乔羽，便把情况和盘摆出：摄制组停机坐等，即使什么也不干，每天也要耗费2000块钱。

沙蒙摆出这一切的意思，是催乔羽快写。

“我也不敢怠慢，2000块钱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呀。

我当时问沙蒙，你认为这首歌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他也痛快，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

”乔羽说他马上要来样片，躲在长影小白楼里，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天。

他想到了自己在太行山里经历的3年战争岁月……
憧憬
“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对于20世纪中国的后一半历史应该说是亲历者，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自然是感慨万端，热血沸腾的。

”乔羽对本刊记者感叹道，“1946年我18岁，
中学毕业两年。

当时刚过春节，各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即将开始。

我当时处在人生选择中，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姓王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找到我和另外4位同学，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到共产党开办的北方大学去读书。

北方大学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一说到读书，大学又是免费，就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按照规定必须是秘密出行，我也没有和家里打招呼，就拿了地下党开具的介绍信，由组织秘密安排，跟着当时从济宁往太行山运送后勤物资的两辆马车，去了太行山。

”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大别山。

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后，刘邓大军的一个后方医院还留在河北省冠县境内。

为了加强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冠县后方医院办了一张8开套红刊头的油印小报《光荣报》，乔羽就离开学校，任该报编辑。

因为办报经常深入采访伤病员，乔羽说他与各病房的关系甚为融洽。

伤病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刘邓大军的，也有陈毅部队、陈赓部队的，聚在一起，各自夸自己的部队打起仗来是多么多么勇敢。

太行山的生活，既有枪炮相伴的日子，也有欢声笑语，乔羽是最有感受的。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希望表现我们的战士在面对强敌、很严酷的战争面前的镇定、乐观、从容；想告诉人们，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们能赢得这场战争不是仅凭血气之勇。

”
写歌词的这段时间，乔羽说他写不下去时，就会去篮球场转悠一会儿。

这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又溜达到了球场。

“走着走着，几个雨点打在我脸上，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为创作《红孩子》的电影剧本，我去当时的中央苏区江西得经轮渡过长江，那个场景很壮观。

当时过长江可不得了啊，要两小时才能到对岸，这给了我极其鲜明的印象。

”说到这里，乔羽停了一下，“我老家济宁，接近黄河，属北方，在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南方的水稻，不知道稻子长在水里是什么样儿的。

我种过庄稼的，小麦、高粱我都知道。

但是第一次见到漫山遍野、一片碧绿的水稻，我非常震惊。

长江上的帆与黄河上的帆也不一样。

黄河是‘泥糊涂场’，长江水却是很清、帆很白。

”
“经验告诉我，来了！来了！我当时赶紧往住地跑。

最先出来的句子，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乔羽笑了。

乔羽告诉本刊记者，在创作的十几天里，沙蒙几乎每天都到他屋里来一趟，“沙蒙人好，每天笑呵呵地来看我，来了也不催，我明明知道他是来催我的，坐了一会儿，他看我不吭气儿，我没有东西给他，他就又走了。

第二天又来了，他还是不催我，就说到我家吃饭去。

等写完了，我给他看，他一声不吭坐了半个多小时，就这么看。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完了以后他说：‘就是它了！’走了。

我心里想，哪有这么容易，也不讨论讨论还是不敢跟我讨论，打算回去讨论”
“果不其然，第二天沙蒙又拿着这个稿子来了。

我心想，还是来了吧，我跟沙蒙的关系很好，我跟他说，有什么意见尽管说。

他说没意见，只问了一个问题，我写的《一条大河》是不是长江我说是啊，这就是我对长江的印象，真是一条大河啊！沙蒙当时反问，既然是长江，为什么不用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这一问可把我问了一个愣。

我就说，比如我吧，是一个北方土包子，以前只见过黄河，没见过长江，来你这儿也就见了第二次，印象之强烈引发我写出了这首歌词，但这只是一种引发，而不能代替别人的亲身感受。

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条故乡的河，无论将来你到了哪里，想起它来一切都如在眼前。

沙蒙思考了片刻，‘就它了’，拿起稿子又走了。

”
信心
“新中国诞生了，每个中国人都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这样朴实的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

”乔羽回忆说，“我想上甘岭的战士也是怀着这种心情上战场的，那种感情是50年代人民大众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我把它融进歌里，再现出来，人民就接受它。

我作为一个歌词作者，在写作关于祖国的歌词时，最先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感情，让大家唱着这支歌，享受美，创造美，珍惜美，同时就会产生一种东西——为了这美好的国家，自己得为她多做些贡
献。

”
沙蒙拿着歌词找到了作曲家刘炽。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诗情画意的歌词很快把刘炽带进一个新境界。

“影片的音乐录制完成后，有一位艺术界前辈对我父亲说：‘我听出来了，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优美深情的女儿，又找到了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我父亲后来和我们说，他把《我的祖国》当成柔美明媚的女儿，把《英雄颂》作为威武不屈的儿子，两者各有风貌和性格，但共同点都是民族的，而不是俄罗斯的、法国的和德意志的。

他对我们说，这就是新生的共和国的歌曲！”刘云云告诉本刊记者。

虽然在创作过程中，乔羽、刘炽都并没有去过朝鲜，但是他们都对志愿军战士有过深入的了解。

“朝鲜战争打的是坑道战，战士们都憋在里头，不是一两天，是一两个月在里面蹲着。

又不能活动，身上都烂了，又没有卫生条件。

他们不能上来，因为上来很危险，制空权都在敌人手里，一上来飞机炸你，地毯式的轰炸。

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是我们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美好的东西，让大家对今后更有信心。

”乔羽说。

“沙蒙当时为了挑一个唱这首歌的歌手，几乎把所有民族唱法的都叫来，大概二三十人，可听来听去都不合适。

”乔羽笑着说，“后来还是我给他推荐郭兰英，郭兰英拿过来就唱，一试，在场的人都拍手叫好！录音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的，第二天，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

郭兰英不识谱，但绝对是个大艺术家，所有的歌，她只要听别人唱一遍就会了。

她不是音乐学院出来的，她是唱山西梆子出来的，是从戏班打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