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_沈松平

第29卷 第4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人 文 科 学 版）

Vol. 29 No.4 2016年7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Jul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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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 11 - 09

作者简介：沈松平（1969-），男，浙江平湖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方志学、中国近现代史。E-mail:shensongping@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沈松平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也有过誉之处。其方志思想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如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追求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误认为“前志传”系其首创，主张帝王后妃与正史立传人物不谮列于人物传，反对志书篇目因体现地方特色而升格等，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关键词：章学诚；方志思想；史志不分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6）04 - 0011 - 04

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其史学理论专著《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视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外篇是关于方志理论的，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方志学最早的理论著作，因此后世常常把章学诚视为我国方志学的创立者。①

关于章学诚方志思想的闪光点，前人已有过许多系统而精到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而说到章学诚方志思想的缺陷，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其修志理论因时代局限而存在的封建糟粕作过一定的阐述。[1]352-353

但是，对于章学诚修志理论中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实践与理论相悖之处，前人的研究则比较忽视，本文拟对此提出批评，以求教于专家。

一、史志不分，倡导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 章学诚方志思想中认识上的一大误区是把方志等同于地方史，造成史、志不分，以史代志。梁启超曾言章学诚对方志学的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2]

指的是章学诚提出“志属信史”，[3]846

“盖方志之弊久矣，……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

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

为得其正宗”，[3]873

奠定了自宋代以来的“方志为史”说，这在当时“志乘为地理专书”的主流

氛围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4]

但问题是章学诚在方志性质上所持的观点有些矫枉过正，在他眼中，方志即是地方史，两者毫无区别，“志乘为

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3]781

“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3]882

从而混淆了史、志的概念，造成事实上的史、志不分，以史代志。 章氏的这一认识误区，前人研究中虽也有提

及，但未及展开，语焉不详。[1]352

笔者认为，方志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固然不错，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史书，即具备了地方性、时限性、资料性、叙述性、官修性5种基本属性的史书，与一般意义上的史书是有所区别的，如听任史、志不分，以史代志，方志这一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将失去其存在于著作之林的意义。但在章学诚看来，方志等同于地方史，自然应该套用史书的写法来修志，包括运用“太史公曰”之类夹叙夹议的手法，“志乃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3]861

“凡传志之类，是非不谬于圣人，忌讳不干于功令，斯其道矣。至于叙述有所轻重，辞气有所抑扬，本无一定科律，皆听作者自为，难以拘定。罗愿所谓儒者之书不同钞取记簿，正谓此等处也”，[5]303-304 故修志风格上倾向撰著

体，“撰著一派，则惟实斋为集成之祖”，[6]120

反复论述志书不是“纂辑”，不是“比次之书”，“方志为外史所领，义备国史取裁，犹《春秋》之必资百国宝书也。而世儒误为地理图经，或等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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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辑比类，失其义矣”，[5]243 批评纂辑体志书“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3]826 平心而论，撰著体与纂辑体皆为传统方志的撰修方法，就可读性而言，撰著体似胜一筹；但以可信性而言，自然以纂辑体为优。因为即便标有资料出处的，尚难避免因见闻所囿、考订欠精而致所据不当，或有态度草率、队伍参差而致引证疏漏诸问题，但毕竟可以核查。撰著体却因无法复核，令人有杜撰之虞。况且志书的资料性和著述性始终是一对矛盾，增强了著述性，势必削弱资料性，需要在修志中掌握好平衡。关键是章学诚在修志风格上又好走极端，他把撰著体风格发展到极致，据章学诚同榜进士、史学家兼考据学家陈诗称“其（指章学诚——笔者注）论地志也，尊撰著而薄纂辑诸家，且谓纂辑者当无语不出于人，撰著者当无语不出于己”，[6]118又诗云“纪略表传创凡例，要与述旧分鸿沟；一传一篇自下意，序论往往千言遒，散钱无串穿不得，旧闻习事一笔勾”，[6]119 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削弱志书的资料性特长，与方志强调资料性、述而不论的基本属性背道而驰，造成事实上的以史代志，故其所修志书“以体裁见长，而考据乃其所短”，[6]118“绝不以征引见长”。[6]123 如果我们今天编修方志，采用章氏主张的修志风格，那么志书也就不成为其志书，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史书了，这是我们今天批评章学诚方志思想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指出的。也无怪乎章学诚当年所修志书，在他所处的考据成风的乾嘉时代不被主流学风所认可，“当时人务反章氏修志之种种，可见方志学新派撰著家初倡时，大不容于世口矣！……此章氏孤行修志之高作，率绝迹于世之总因欤？”[6]135正是由于章学诚把方志看作是地方史，因此在方志起源问题上，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各诸侯国的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百国春秋，实称方志”，[5]298 “夫州县志乘，比于古者列国史书，尚矣”，[3]664 而唐宋时代的图经则不是方志，“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3]880 甚至把元明清所修的《一统志》也排斥在方志门外，“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著之篇，存于官府文书，本无文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征，甚皎然也”。[3]881 这种看法，造成了方志观念的偏狭性，无形中也割断了方志发展的历史。

二、具体编纂体例中存在若干误区

章学诚在方志具体编纂体例方面确有许多自创之处，足为后世法。如“方志分立三书”，即把一部志书分修为志、掌故、文征三部书；厘定大事记在志书中的地位，志首必冠以编年纪，以为一书之经；首倡“政略”体（章氏认为志书中的“名宦传”仅为官员任职当地的记载，取材与一般人物传述传主一生有所不同，故易其名为“政略”）；各类方志各有其记述的范围和撰写要求，不可以简单地加以合并与拆分成书；反对志名中以古地名或当地山水指代今地名的文人习气，等等。但是，在具体编纂体例中，章学诚同样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在以往的研究中较为忽视，我们今天评价章学诚的方志思想，是否可以立足于事实，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称颂，把章学诚送上神坛呢？

首先，有些体例并非章学诚首倡，但后世研究者多受其误导，常常把这些思想的闪光点加到章学诚头上，实为过誉。如章学诚在志书中曾设立《前志传》这个门类，用于记载前志义例、目录、作者姓氏、编纂情形等，他自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发明，“州县志书，论次前人撰述，特编列传，盖创例也”。[3]689 但事实并非如此，明万历《绍兴府志》志末即有《序志》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7] 可见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