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而作。

主要从文化观的感受形态与学术文化方式开拓的层面论述鲁迅为中国文化建立起的崇高风范，并引导出开辟新世纪中国文化方向的现代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鲁迅研究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历史突破的大契机，或者说，历史已经水到渠成地提出新命题：在鲁迅研究中寻索现代启示，以博大而开放的视野疏通文化血脉和开启文化新机，使鲁迅之学成为中国总体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强劲又充满活力的流脉，从而建立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

所以说“水到渠成”，是由于这种“通脉启新立风范”的工程，已经具备了三项历史根据——第一项根据在于鲁迅研究自身。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鲁迅研究开始了研究视野多维化的进程，新一代学人在史料发掘和文本分析，在启蒙文化剖析和作家精神结构透视，在哲学方式和文体学阐释，在地域文化因缘和学术史脉络等起码八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可观的深入。

比起以往相对狭隘和单一的研究维度来，学术界在提出新问题上解放思想，在开发新材料上锐意搜求，在建构新学理上讲究创新，在这二十余年的研究中，我们在许多领域发现了一个“新的鲁迅”。

对二十余年鲁迅研究中呕心沥血、标新立异、积学深功的丰硕成果进行深度的反思，广度的整合与高度的提升，将有可能把鲁迅研究置于很高的起点，开拓出鲁迅研究的新境界和新局面。

第二项根据在于中国文化智慧和文化哲学。

人类文化进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文化历五千年而川流不息、气象万千、涉险重振、终至波澜壮阔，磨炼了和铸就了它自身非常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能创始强，有容乃大。

《庄子?秋水篇》借河伯望洋兴叹的寓言，称赞“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的壮阔胸襟和雄伟魄力。

《论语?子罕篇》记述孔子面对川流，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传达了一种不失时机、永不放弃的坚毅精神。

《老子》不是说过“天下莫柔弱于水”，又说过“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吗?在从善如流的中国古风和新说中，水的意象一再被采用，隐喻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强弱转化意识和兼容意识。

百川归海，成为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的极佳隐喻。

现代文化建构当然也应该采取“能创始强，有容乃大”的八字文化哲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历史上的伟人以足够的伟大，还现代人以充分的自由创造的精神空间，形成双还双赢的文化心理机制和运作机制。

在学术史研究上，有必要对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流派作全面的深入的探讨，但在现代文化建构上却不一定要把传统文化的哪家哪派作为完整的价值体系照搬过来，更重要的是深入其内里，剔出那些最闪亮、最有活力的价值因子，在现代阐释中使之成为现实文化建构的深厚的资源和有机的构件。

如果我们对历史文献足够熟悉，上述此类嘉言妙理、文化精髓当可列出许多，为现代文化的创新提供丰富的文化因子和深长的文化根系。

对于文化机制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这才是辩证法与历史理性的结合，这才能培育大国文化风范的深厚的元气。

鲁迅对古代的名人名篇，在学术著述和杂文写作，即在历史评价和现实文化批评的不同层面，其处置方式也有分别。

我们研究鲁迅繁博而新锐的具体言论，更应该采取这种辩证法和历史理性相结合的态度。

研究鲁迅而不能展示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只是像鲁迅所嘲讽的关帝庙前近视眼说匾（《三闲集?扁》）那样游谈无根，那我们是会愧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三项根据在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

中国文化经过自晚清，尤其自五四的百数十年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已具备在现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的能力。

长时间对本土经验和智慧的批判、清理、认证与阐释，已使我们在与传统对话中获得现代意识的许多理论逻辑起点。

世界视野和现代理性的广泛认取，使我们处理文化问题已获得了百年后的应有的从容裕如，不必像面对晚清颟顸大臣、民初顽梗反对派和“文革”毒辣阴谋家那样采取过度偏激的态度，对花样百出的外来思潮术语也不必采取饥不择食的随波逐流的姿态，反而由于精神空间的开阔而更多几分心境澄明。

值此时际，我们对时代的感受已经和鲁迅的时代感受有所差异，这是不应该抱着盲目崇拜的情结加以误读的。

鲁迅谈他的时代感受：“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①这种季世式的“历史似是感”，已经成为过去时态。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二十余年保持百分之九以上的高速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四经济体的时候，连一位英国学者都感觉到“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87年”，这一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他们影响了近代中国》，《环球时报》2006年7月28日）。

毋庸讳言，现实虽然还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但总体而言，季世之感已经成了遥远的历史陈迹，或者成了我们居安思危、进一步振奋精神的历史警示。

问题在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感受和文化语境中，充分深刻而又与时俱进地发掘作为文化巨人的鲁迅的伟大价值和当代活力。

承认时代差异而又穿透时代差异的文化对话和心灵对话，是一种大智慧，它有可能在创造性的学理阐释中升华出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

以上三项根据使鲁迅成为现代文化新三维观照中的鲁迅，而鲁迅也会在文化新三维空间的观照中成为获得精深的新义的现代文化启示录。

把历史根据所提供的可能，转化成学术建设的实践工程，无疑是需要不断探索的繁难之事。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鲁迅的文化观和他提供的学术文化方式入手。

二文化观的独特形态鲁迅抱持“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化观，旨在疗治和革除他所直面的文化与人生的痼疾，推动中国文化由古典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转型。

因此他为历史所规定的着眼点聚焦于揭示固有文化的弊端，论证现代文化取代固有文化的历史合理性，他只不过在这个基本方向上带上了难以比拟的深刻的感受性。

历史赋予这代先驱者的任务是从传统文化的围城中突围，并在文化突围中引进外国的新异因素与传统对话，在突围的对话中重建现代中国的民族之魂。

这种现代民族之魂的建构，是带有始建之时的抗争感、紧张感和忧患感的。

在这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独特，他的文化观以眼光犀利、质地劲锐而内涵深邃著称。

在20世纪前期，他与中国的命运相联系而为自己的文化观苦苦求索二三十年，并且赋予文化观以独特的感受形态，概括起来就是“双轨三事一内核”。

先论鲁迅文化观的双轨性，或复调性。

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赋予双轨性以“洞达世界之大势”的“明哲之士”的话语形态：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②这是鲁迅文化观的纲领性言说。

中国自19世纪以来面临着两股文化潮流需要处理，一股是西学东渐，一股是旧学更新，二者互为表里，因果相推。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和命运。

鲁迅当时处于留学生文化圈，或者留学生文化圈的日本学派，因而对世界之大势、世界之思潮，存在着有异于足未出国门者的特殊敏感和特殊兴趣。

或者说他所以要留学，就是要了解世界思潮的新知，在这方面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

了解的结果，是他对世界思潮采取“不后于”三个字的态度。

“不后于”可以理解为与世界思潮接轨或同步，也可以理解为不为世界思潮之后而亦步亦趋。

关键在于那个“取”字，强调具有主体性而非流于奴才性的择取。

同时鲁迅又是从中国文化深处走出来的思想者和革新者，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谁也不能否认的缘分，虽然他对这种浸染极深的文化缘分往往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但是他还是操持“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的比较性的文化方法论，采取“外之”“内之”双管齐下的双轨性或复调性的文化策略。

他对传统文化采取“弗失血脉”四个字的态度。

既讲“弗失”，就必然要进行革新，才能谈得上失与不失。

很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血脉”来比喻固有的，并且处在革新过程中的中国文化。

所谓血脉，指称的是文化血统和文化脉络，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标志，这是语义学早已规定好的“血脉”一词的意义。

比如《史记?乐书》说：“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所指乃礼乐文明的文化血脉。

唐人罗隐诗云：“敢将衰弱附强宗，细算还缘血脉同。

”③这又是讲认同祖宗的人伦血统了。

论列双轨性文化观，不可忘记它的立足点，在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也就是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把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和中国化过程结合起来。

对立足点的深度关注，也就形成鲁迅文化观的立足点之立足点，这就是作为鲁迅文化观之内核的“立人”学说，在“取今复古”的双轨性思维中建立具有文化合金形态、又具有文化超越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化“新宗”，从而深刻地探究人生意义，推进个性自觉，建立健全的以人为标志，而不是以家为标志的“人国”而非“家国”。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也是众说纷纭的命题：“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④以前的一些学者看到物质、灵明这类词语就神经过敏，迫不及待地把鲁迅这段话纳入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理论框架，将之隶属于哲学唯心主义，然后再为贤者辩解。

实际上，鲁迅并不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的现实文化的观察者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思考者。

他这里讲的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关系的问题，思考的是现代中国要在处理三者关系中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的问题。

他明明观察到晚清的洋务派提倡“制造商估”、维新派提倡“立宪国会”，前者在张扬物质，后者在夸饰多数；他又明明观察到19世纪的西方“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年之业绩”，可能导致物质崇拜，物质万能的世俗心理，观察到套用西方的制度文明可能会导致市侩、无赖的投机，造成这般人等“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以致“民不堪命矣”的弊端。

由此鲁迅发出这样的质疑：“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言乎?”他是针对物质崇拜而强调精神文明，针对制度弊端而强调个人的创造权利的。

有人以此指责鲁迅“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这是由于未能参悟鲁迅所说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那个“别”字之妙谛。

所谓“别”，有区分、特异和另外等意义，如谭嗣同《仁学》所说：“破有国有家者之私，而纠合同志以别立天国。

”这就是说，鲁迅所要别立的文化新宗，不是中国传统的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模式，而是在双轨文化的互质中创造出来的另一种现代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模式。

至于所要别立的文化新宗有什么方案，谭嗣同的“天国”和鲁迅的“人国”蓝图如何，这都不应该要求是先验的，乌托邦式的，而应该是一个执著于现实的不断探索的长期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