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道路——评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新的奇迹，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影响的著作汗牛充栋，从早期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到中期对改革具体路径的研究、到后期对改革取得重大成效的总结，再到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新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继续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改革得失，在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寻求新的道路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林毅夫先生的《解读中国经济》正是这样一部作品，通过深刻分析中国近现代史重大政策、社会现象的内在经济运行逻辑，批判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缺陷，重新建构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理论体系。这本书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论述过程也简单易懂，既是一部学术作品，也是一本适合大众的财经读物。

一、李约瑟之谜与中国兴衰——对中国古代、近代经济现象的解释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经济规模（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与科学技术（四大发明）都全面领先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也非常活跃，产生了最早的市场经济萌芽，早在战国时期，被称为陶朱公的范蠡就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经典论述。而到了18世纪，以工业革命的兴起为主要标志，西方经济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一次飞跃时，中国经济却急转直下，从此进入了漫长而屈辱的近代史。英国政治学家李约瑟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即古代中国为什么拥有非常发达的科学技术？近代中国为什么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

技术革新意味着对现有技术的颠覆，在新技术出现之前，任何试图颠覆现有技术的举动都可以视为创新行为，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试错行为，在不断的失败后，偶然发现更加正确的做法。在古代农耕社会，这种试错行为主要由农业生产主体——农民来完成，人口数量越多，试错行为越多，新技术出现的概率也就越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西方国家的原因，因为中国辽阔的幅员和相对富裕的人口优势，增加了新技术出现的概率（关于中国人口密度为什么高于西方，后文将给出解释）。到近代，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技术革新的速度明显加快，甚至远远高于古代中国，这里创新行为的本质——试错并没有改变，那么改变的，就只能是创新活动的机制。工业革命发生前后，西方国家探索自然的手段出现了两个新趋势：一是采用数学进行定量分析；二是进行可控制的科学实验。这种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原先依靠人口的规模优势进行盲目创新活动相比，大大降低了错误行为出现的概率，同时缩短了检验创新活动成果的时间周期，因而加快了技术变迁的节奏。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一）为什么中国乃至东亚各国的人口密度一直高于西方。林毅夫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人口密度的大小取决于单位土地养活人的成本，通常养活人成本越低的地方，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国的地理特征是西高东低，这种地形条件容易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10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水分和温度两个重要条件，中国5—10月正好是“雨热同期”，特别适合粮食尤其是高产水稻的种植。而在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降雨与高温不同期，因此比较适合小麦与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从农业实践来说，水稻的单产一般是小麦的2—3倍多，这

样，中国单位土地面积农作物的产量就远远高于欧洲，单位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也高于欧洲，因此人口密度历来高于欧洲。（二）为什么数学和可控实验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与官僚选拔制度有关，古代西方贵族制是世袭的，贵族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欲望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没有受到来自制度体系的约束；而中国从隋朝开始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并在随后的时间不断完善，这种官僚选拔制度打破了相对固定的世袭制度，为普通人进入统治阶级打开了通道，它保证了中国政治体系的稳定及文官队伍的流动性。但是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以八股文为主要考核内容。宋朝以后，四书五经是标准的教科书，有人做过统计，仅仅是四书五经的字数之和就有四十多万，如果把这四十多万字倒背如流，假设每天背200字，也需要6年时间，此外还要读史书、作诗、作八股文，这么繁重的学习压力，让读书人没有时间去探索以数学和实验为主的自然科学。

二、赶超战略与社会主义革命——对新中国经济政策的解释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样，依靠国家力量，动员全国资源，迅速建立起一大批国防工业，实施所谓的赶超战略。为了保证国家优先发展的重工业能在全国资源相对紧缺的背景下快速发展，因此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制度体系。由于重工业具有资本高度密集、科技含量较高、研发周期长等特点，而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国家，明显不具有以上优势。在宏观上，为了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行政力量直接干预货币利率，人为抬高本币汇率，降低了重工业融资及技术引进的成本；其次，人为压低原材料及工人工资，降低生产成本，工资压低以后，就必然要压低农产品及生活资料的价格，由此衍生出统购统销等制度安排，使物价普遍偏低。扭曲的价格体系又导致供需失衡，因而在中观上，通过国家计划配置资源，也就是实施计划经济。同时，为了保证全社会的生产积累及优势资源有序流向重工业产业，满足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需求，避免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谋取私利，就要直接干涉企业的利润分配及投资方向，由此导致了微观上的安排——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至此，形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即宏观上扭曲价格体制、中观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经营自主权。

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时的战略目标，以两弹一星的成功为标志，重工业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但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几乎没法提高。苏东国家、拉丁美洲、东亚各国，凡是采取这种战略的经济体，最终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

林毅夫认为，赶超战略的失败源于其违背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经济发展的最优安排应符合效率原则——在给定的投入下追求产出的最大化。一国产业政策的选择应遵循其要素禀赋结构及比较优势，在自然资源一定时，影响要素禀赋结构的因素在于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的相对比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普遍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对贫乏，因而在赶超战略下无法发挥其比较优势，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时点都无法创造出新一轮经济增长最大的剩余，形成恶性循环。一般而言，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通过垄断集中，保证资本投入，带动经济的短暂发展；第二当国内资本紧缺时，引入外资，维持上一轮的增长；第三等到外债到期需要偿还时才发现建立的产业没有竞争力，无法创造利润来还债，于是就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

三、渐进式改革——对改革开放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解释上述现象时，将原因归结于市场化程度低、产权不清晰和政府干预过多，因而提出了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改进方案，其主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