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_张爱玲苏青创作论

■文艺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6-03-16 作者简介:孙丽玲,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

———张爱玲苏青创作论

孙丽玲

(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云南曲靖　655011)

摘　要:张爱玲和苏青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享有盛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文学创作,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观照方式,致力于市民阶层生存境遇和市民文化趣味的展露抒写,独具市民文化女性书写的明显特征。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创作观点、视野、题材上都饱含了市民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趣味,这使她们的创作有别于“五四”女作家的时代眼光和社会观照,为40年代都市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关键词:张爱玲;苏青;都市女性写作;市民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6)02-0031-06

张爱玲、苏青同是海派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曾名噪一时,被称为当时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两大才女。在沦陷区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她们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观照方式,关注着时代大潮中女人命运的流转变迁,娓娓叙说着具有浓郁海派气味的小女子的平凡世俗生活,具有市民文化女性书写的明显特征。她们的文学创作有别于“五四”女作家的时代眼光和社会观照,为40年代都市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一、张爱玲、苏青的都市女性写作

张爱玲、苏青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与“五四”以来典型的女性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把她们的作品与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冰心、丁玲等人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崇尚爱情至上,追求婚姻自主,或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之中,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妇女呼声。而张爱玲、苏青所写的多是女性的日常生活问题,偏重于生活中的琐事和杂事,是那种“说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知道在忙些

什么的”[1](P50)

小女人生活,主人公与大时代没有太大关联。她们的叙述与前一种叙述有本质的差

别,它通过女性个人琐事的记述,构成对“五四”以降的主流权威话语和“五四女性文学”书写中新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的颠覆,标志着女性形象构型的另一个新时代———“平民女性”形象的到来。

张爱玲、苏青的作品与那种典型的市民文学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典型的市民文学一般反映的是市民的传统文化、家族历史等的变迁,描摹市民的特殊心态,复制市民的生活场景,表达市民的审美情趣,目的是为了满足市民的消闲需求,故一般说来文笔都较为轻松、悠闲,如张恨水、周瘦鹃的作品。而张爱玲、苏青的创作没有走“鸳蝴言情”之路,而是走女性自我叙述之路,执著地反映普通女性在都市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琐事,表达对生存状态的不满和愤慨,她们的作品并不完全是消闲性的。其作品既属于女性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又属于市民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可以称其为“都市女性写作”,它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都市女性写作的观点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写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

察看香港的。我喜欢上海人。”[2](P20)

张爱玲笔下主人公的主要活动环境是上海这个新旧杂糅、带有传奇性特征的大都市,同时这个城市也是她所依恋不舍的生命之城。苏青也同样与上海有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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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25卷　第2期2006年3月 曲　靖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 L OF QU J I NG NORM A L UNI 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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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割舍的依存关系,她的作品主要表现的也是上海的都市生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率先向现代都市转化发展,现代都市市民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极醒目的现象。现代时期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工商经贸的世界化、现代化带动了现代消费的方式,而其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也给新旧海派文学带来发展契机,使之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异常发展起来,以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景观。而且,由于政治环境的特殊、市民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便是那充盈鼻息的市民精神气质。上海的普通市民,都是食、色、理、情,各色趣味俱全,在他们身上,现世的享乐主义是市民阶层的信仰,也是生活的目标,其最主要的特征乃是强调“实惠”。作为都市人的张爱玲和苏青,特别注重表现这种讲求实利的市民意识,物质功利观在两位女作家的意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点上,更鲜明地显示出她们从日常生活出发看问题的立场和现代市民独特的精神和价值观。

“五四”以来的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都崇尚自然,厌恶都市文明。身受上海风熏染的张爱玲却毫不讳言自己对都市的依恋和热爱,她喜欢自己的小市民身份,自称是一个“世俗的人”,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中去寻找实际的人

生。”[2](P70)

她对都市的俗世生活有着特殊的感受:喜爱“市声”,包括有轨电车的叮当行驶声、街上小贩的叫卖声,显示出物质消费的热情和种种异乎寻常而又凡俗平庸的都市趣味。她敢于宣称在都市中不可缺少的中介物———金钱,甚至坦然地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并因别人称她是“财迷”而沾沾自喜。有意味的是,虽然张爱玲并不讳言自己对金钱的喜爱,但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却又是其表现的主要对象。观前者,足见其人生态度的真实和所受市民文化的影响;察后者,则显示出市民人生观念发展的可怕结果,而这又绝非张爱玲的基本文化素养所能够接受的。有了前者,使张爱玲与所谓雅文学作家有了区别,而有了后者,又使她与鸳蝴派通俗作家划出了一条界限。

张爱玲和苏青各写过一篇题为《自己的文章》的创作谈,是其市民心态的真实写照。张爱玲认为:“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好的作品,还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

来描写人生的飞跃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

沫。”[2](P172)

在这里,张爱玲用人生飞扬和人生安稳的二元对立来托出了她的人性理念和文学主张。现实中的张爱玲无可逃避地生活在一个战争频繁、国家沦亡的时代里,而她却通过文学传达了她要无视这一切去追求只属于自己的安稳与永恒的生活的理念。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趣味,而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在张爱玲看来,“凡俗”才是真实的人生形态,是她才智得以生存的土壤。她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凡人的时代是女性的时代。男人往往不屑于成为一个“凡人”,他们宁愿一事无成而不做无“意义”、平凡琐碎的事情。女人恰好相反,女人天生就是凡人,张爱玲说:“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能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魂拴在踏实的

根桩上。”[2](P70)

因此她将其审美理想及文学创作深深植根在现实的每一寸土壤里,每一个人真实而又不同凡响的七情六欲之中。在作家看来,都市生活不仅仅是舞厅、酒吧夜生活的浮光掠影,它是每日每时发生在琐细平凡、有质有感的家庭这个都市细胞内部的日常人生,是世俗的人间,是浮世的悲欢。张爱玲对上海的传奇叙述就是建立在这种现代都市市民的价值观上,她对城市的天然亲和与对现代城市市民价值的认同,使作家与她笔下的市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没有距离的。

苏青的人生哲学也是典型的一切从实利出发的市民意识,她对人性的把握与张爱玲很相似。她自道:“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乐于平

凡。”[1](P441)

与张爱玲一样,苏青也采用凡人书写的策略,以凡人的立场,写凡人的琐事。在《〈大地〉发刊词》中,她从人性凡俗这基本的层面提倡大众文学,写实文学,认为“在大地之间做一个人,人事或有所不同,人情总该是差不多的。大总统喜欢好看的女人,挑粪夫也喜欢好看的女人。”在这里,“人情”大致等同与人性。正基于此,苏青也认同文学表现“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在她看来,文学特适合女性,因为“文章乃是笔谈,而女子顶爱东家长西家短的,正可在此大谈特

谈”[1](P130)。这种世俗化的创作观念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她的散文集《饮食男女》,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学观念,她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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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期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第2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