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_张爱玲苏青创作论

■文艺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6-03-16 作者简介:孙丽玲,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
———张爱玲苏青创作论
孙丽玲
(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云南曲靖　655011)
摘　要:张爱玲和苏青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享有盛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的文学创作,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观照方式,致力于市民阶层生存境遇和市民文化趣味的展露抒写,独具市民文化女性书写的明显特征。

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在创作观点、视野、题材上都饱含了市民的精神风貌和文化趣味,这使她们的创作有别于“五四”女作家的时代眼光和社会观照,为40年代都市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关键词:张爱玲;苏青;都市女性写作;市民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06)02-0031-06
张爱玲、苏青同是海派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曾名噪一时,被称为当时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两大才女。

在沦陷区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她们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观照方式,关注着时代大潮中女人命运的流转变迁,娓娓叙说着具有浓郁海派气味的小女子的平凡世俗生活,具有市民文化女性书写的明显特征。

她们的文学创作有别于“五四”女作家的时代眼光和社会观照,为40年代都市女性文学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一、张爱玲、苏青的都市女性写作
张爱玲、苏青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与“五四”以来典型的女性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把她们的作品与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冰心、丁玲等人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崇尚爱情至上,追求婚姻自主,或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之中,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妇女呼声。

而张爱玲、苏青所写的多是女性的日常生活问题,偏重于生活中的琐事和杂事,是那种“说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知道在忙些
什么的”[1](P50)
小女人生活,主人公与大时代没有太大关联。

她们的叙述与前一种叙述有本质的差
别,它通过女性个人琐事的记述,构成对“五四”以降的主流权威话语和“五四女性文学”书写中新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的颠覆,标志着女性形象构型的另一个新时代———“平民女性”形象的到来。

张爱玲、苏青的作品与那种典型的市民文学也有不尽相同之处。

典型的市民文学一般反映的是市民的传统文化、家族历史等的变迁,描摹市民的特殊心态,复制市民的生活场景,表达市民的审美情趣,目的是为了满足市民的消闲需求,故一般说来文笔都较为轻松、悠闲,如张恨水、周瘦鹃的作品。

而张爱玲、苏青的创作没有走“鸳蝴言情”之路,而是走女性自我叙述之路,执著地反映普通女性在都市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琐事,表达对生存状态的不满和愤慨,她们的作品并不完全是消闲性的。

其作品既属于女性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又属于市民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层面,可以称其为“都市女性写作”,它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都市女性写作的观点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写道:“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
察看香港的。

我喜欢上海人。

”[2](P20)
张爱玲笔下主人公的主要活动环境是上海这个新旧杂糅、带有传奇性特征的大都市,同时这个城市也是她所依恋不舍的生命之城。

苏青也同样与上海有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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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25卷　第2期2006年3月 曲　靖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 L OF QU J I NG NORM A L UNI 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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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2006
以割舍的依存关系,她的作品主要表现的也是上海的都市生活。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率先向现代都市转化发展,现代都市市民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极醒目的现象。

现代时期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中国现代消费文化环境,工商经贸的世界化、现代化带动了现代消费的方式,而其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也给新旧海派文学带来发展契机,使之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异常发展起来,以致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道独特景观。

而且,由于政治环境的特殊、市民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便是那充盈鼻息的市民精神气质。

上海的普通市民,都是食、色、理、情,各色趣味俱全,在他们身上,现世的享乐主义是市民阶层的信仰,也是生活的目标,其最主要的特征乃是强调“实惠”。

作为都市人的张爱玲和苏青,特别注重表现这种讲求实利的市民意识,物质功利观在两位女作家的意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点上,更鲜明地显示出她们从日常生活出发看问题的立场和现代市民独特的精神和价值观。

“五四”以来的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都崇尚自然,厌恶都市文明。

身受上海风熏染的张爱玲却毫不讳言自己对都市的依恋和热爱,她喜欢自己的小市民身份,自称是一个“世俗的人”,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中去寻找实际的人
生。

”[2](P70)
她对都市的俗世生活有着特殊的感受:喜爱“市声”,包括有轨电车的叮当行驶声、街上小贩的叫卖声,显示出物质消费的热情和种种异乎寻常而又凡俗平庸的都市趣味。

她敢于宣称在都市中不可缺少的中介物———金钱,甚至坦然地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并因别人称她是“财迷”而沾沾自喜。

有意味的是,虽然张爱玲并不讳言自己对金钱的喜爱,但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却又是其表现的主要对象。

观前者,足见其人生态度的真实和所受市民文化的影响;察后者,则显示出市民人生观念发展的可怕结果,而这又绝非张爱玲的基本文化素养所能够接受的。

有了前者,使张爱玲与所谓雅文学作家有了区别,而有了后者,又使她与鸳蝴派通俗作家划出了一条界限。

张爱玲和苏青各写过一篇题为《自己的文章》的创作谈,是其市民心态的真实写照。

张爱玲认为:“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好的作品,还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
来描写人生的飞跃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
沫。

”[2](P172)
在这里,张爱玲用人生飞扬和人生安稳的二元对立来托出了她的人性理念和文学主张。

现实中的张爱玲无可逃避地生活在一个战争频繁、国家沦亡的时代里,而她却通过文学传达了她要无视这一切去追求只属于自己的安稳与永恒的生活的理念。

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趣味,而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在张爱玲看来,“凡俗”才是真实的人生形态,是她才智得以生存的土壤。

她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凡人的时代是女性的时代。

男人往往不屑于成为一个“凡人”,他们宁愿一事无成而不做无“意义”、平凡琐碎的事情。

女人恰好相反,女人天生就是凡人,张爱玲说:“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

女人能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魂拴在踏实的
根桩上。

”[2](P70)
因此她将其审美理想及文学创作深深植根在现实的每一寸土壤里,每一个人真实而又不同凡响的七情六欲之中。

在作家看来,都市生活不仅仅是舞厅、酒吧夜生活的浮光掠影,它是每日每时发生在琐细平凡、有质有感的家庭这个都市细胞内部的日常人生,是世俗的人间,是浮世的悲欢。

张爱玲对上海的传奇叙述就是建立在这种现代都市市民的价值观上,她对城市的天然亲和与对现代城市市民价值的认同,使作家与她笔下的市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没有距离的。

苏青的人生哲学也是典型的一切从实利出发的市民意识,她对人性的把握与张爱玲很相似。

她自道:“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乐于平
凡。

”[1](P441)
与张爱玲一样,苏青也采用凡人书写的策略,以凡人的立场,写凡人的琐事。

在《〈大地〉发刊词》中,她从人性凡俗这基本的层面提倡大众文学,写实文学,认为“在大地之间做一个人,人事或有所不同,人情总该是差不多的。

大总统喜欢好看的女人,挑粪夫也喜欢好看的女人。

”在这里,“人情”大致等同与人性。

正基于此,苏青也认同文学表现“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在她看来,文学特适合女性,因为“文章乃是笔谈,而女子顶爱东家长西家短的,正可在此大谈特
谈”[1](P130)。

这种世俗化的创作观念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她的散文集《饮食男女》,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学观念,她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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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2期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第25卷
文章几乎都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谈论恋爱、婚姻、家庭、丈夫和儿女,从“饮食男女”这一最稳定、最普遍、最现实的生存基础出发,通过日常生活来展现其女性话语的特点。

她的作品可以看作那些“以生为本”的俗人的“生活史”,是生活本身的事实和常识。

这些作品犹如现身说法的教科书,在红尘生活的细微处展露市民文化的凡俗品格,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旋涡中的市民心态。

苏青的文学观,最富有颠覆性意义的,是她的实用主义女性观的确立和张扬。

她的创作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不是想象性的而是纪实性的:按照生活事实展开叙述,以既得利益性和实用性作为衡量事物的价值和效用的标准。

她注重于解决女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对其生存状况作总体的形而上的冥思。

在《谈女人》中,苏青主张女人要首先注重满足自身合理的、迫切的生理需要,再去争取其他的权利。

直言:“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

”[1](P146)一切从女性的得益与否的实际出发,这种方式成为她解构宏大叙事的一种角度和策略方式,构成她一切从实际生活出发的实用主义的女性观。

“它与西方经典的女性主义观念有明显的抵牾之处。

于中国具体情形而言,这种女性观在使女性叙述回到女性自身的经验、声音、欲望上来,回避男性中心文化的控制上,反而能收到其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且,较之于“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苏青对女性处境及其生活行为的想象和描述,有一种知根知底的现实情怀,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之感。

”[3](P245)
(二)都市女性写作的视野
作为都市女作家,张爱玲、苏青把自己的创作定位在都市女性上,运用独特的视角来敏锐地反映都市女性的生活、心理、矛盾和困惑。

在40年代的上海,张爱玲、苏青都是卖文为生的自由女性,无论言谈还是文字,都极具“做女人的自觉性”。

在新创刊的《小天地》上,她们一个撰文,一个插画,一唱一和谈女人,做得兴头十足,自得其乐。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时期的女作家像40年代的张爱玲和苏青一样,有如此清晰而自觉的女性意识,有如此强烈的女性表达欲望,而且拥有适合她们表达、也允许她们表达的媒体空间。

[3](P239)张爱玲的作品所展示的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女性世界。

她的创作几乎全部可以归入女性话题范畴:如女人的特质与天性、女人对男人的依赖与反抗、女人自食其力的艰辛、什么是男女的真正平等、女人在婚恋生活中的遭际命运……作家熟悉那个时代都市里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在小说里,她塑造了一系列体现城市精神的女性形象。

这些世俗化的女性与传统标准格格不入,她们大多生活于现代都市的没落家庭,“为门第所限,不能做女打字员,女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4](P141)为此,花季年龄的霓喜宁愿忍受大她许多的男人的毒打,也不愿回到少吃缺穿的娘家(《连环套》)。

36岁的敦凤做了59岁的米先生的姨太太,因为有奔头所以并不感到委屈,还颇为自得(《留情》)。

书香门第的白流苏迫于娘家人的逼迫和生计,耍尽手腕与范柳原周旋,明知对方是花花公子,依旧为自己与他的婚姻庆幸,因为“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而且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倾城之恋》)。

在这里,爱情的浪漫让位给利益的权衡,婚恋的理想在现实中消解了、破坏了。

与同时代的丁玲、白薇等女作家笔下的女性相比,人家着意的是自由,是感情,是精神层面的恋爱,张爱玲却是把爱情婚姻看作生存手段,凭添了一种市侩。

张爱玲叙写了各式各样为生计而进入婚姻城堡的女性,苏青小说里的女性也多是些没有道德上崇高光芒的俗人,偷情离婚,生儿育女,衣食住行,勾心斗角,她把上海女性世俗的一面很好地记录了下来。

在动荡乱世的惶惶氛围之中,在无法选择的时代里,城市最为具体切身的生存问题是无法摆脱经济的制约,生计问题被迫切地摆在眼前。

苏青柔弱的臂膀肩负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卖过文、教过书、做过职员,这使她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境遇格外敏感关注。

她分析、抒发了女性重视物质背后的无奈:“要求物质是女人无可奈何的补偿”。

最有代表性的是《歧途佳人》中的符小眉,年轻貌美,婚后丈夫胡作非为,只得离异。

离婚后的小眉带着一双儿女,为生计谋只得进豪门巨族做家庭教师,在这期间她辗转于两三个男性之间,既用自己的色相帮上海滩上的浪子设赌局谋人财钱,又良心自责,企图摆脱,最终为稻梁谋,仍“只好再从事交际”。

作品活生生地表现了都市女性为了温饱所作的挣扎和较量。

在物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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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玲: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
义观念已渗透到平民的生活细节之中的都市,苏青始终是踏在坚实的地面上的,是以生计为重的,她笔下的女性既为柴米油盐而勤恳活着,又为生儿育女、家庭婚姻的困境而缠绕。

在《结婚十年》及《续结婚十年》中,苏青用详尽的笔调写了都市女子的家庭婚姻生活,细细密密的记述了“她”由一个少女变成一个少奶奶之后的点点滴滴:婆媳间难堪的相处、生女儿的困境、丈夫移情别恋的痛苦、经济上的窘迫、自谋生路的艰辛……这就是苏青笔下40年代的上海女性,读她,便知道上海女人的脚踏实地、机敏善变、功利世故、精打细算是怎么回事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苏青之前和之后,很少有人这样写过都市女性。

王安忆曾在《寻找苏青》中说:“写上海的女性市民,张爱玲的小说写了泼辣,但只是隔了一层,苏青的文章,这泼辣才是可信的。

能言善变、厉害、刻薄、世故,是悉心做人的意思,她们晓得这世界表面上没规矩,暗底下都是有着钢筋铁骨的大原则,让你几分是客气,得陇望蜀却不可。

这是以生计为重的,是识相和识趣。

上海女市民个个都懂,在她们的泼辣里藏着的是乖。

这乖不是靠识书断字受教育,而
是靠女性的本能,还有聪明和小心”[5](P76)。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对苏青所塑造的上海女性的认同,她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上海女性。

(三)都市女性写作的题材张爱玲、苏青创作的20世纪40年代,正是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年代,其时的文学创作强调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反映国家苦难、社会斗争的抗日救亡题材是文学主潮。

但是,构成时代大背景的战争并没有使张、苏的作品变得激越壮烈。

两个身处“孤岛”的女作家,从都市繁杂紧张的市俗生活和茶余饭后的细碎话题里找到了看取社会、表现人生的最好形式与素材。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

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

”[2](P232)
这种世俗化的创作观念在她们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出现于张爱玲、苏青笔下的是一个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与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意识‘不相干’,是由男人与女人的婚姻和恋爱等故事所构成,由衣、食、行、性所构成,因此这些故事与人物,决非英雄主义的,甚至不无琐
碎、平庸、趣味主义的倾向。

”[6](P14)
她们的创作很少涉猎时代重大题材,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和政治等敏感话题,而是用全部体验去感知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的生存境遇,就题材而言,几乎清一色是恋爱、婚姻家庭琐事,且大多数是不如意或不幸的婚恋故事。

“‘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如是说。

她认为:“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通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

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

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也能够写出
滥调来。

”[2](P134)
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张爱玲与世态人情小说基本一致,她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只是些男女之间的琐碎事情。

她喜爱描写男女间种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小事:高等情致的调情,像《倾城之恋》;低等的姘居,比如《连环套》;疲惫的婚嫁,像《鸿鸾禧》;死寂的婚姻,比如《等》,以及在现代时空下,市井小民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

张爱玲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和革命的时候更素朴,更
放恣的。

”[2](P174)
这就是女性的价值观,有意混淆甚至颠倒“国家大事”与“个人小事”的等级,唯女性个人生活价值至上。

这种文学视角不是政治家的眼光,不是超凡拔俗的知识分子的眼光,不是纯情和浪漫女作家的眼光,而是沉入世俗人生中芸芸众生的眼光,其中渗透对市民的理解。

当时的批评家曾经指责张爱玲的写作题材都是俗人俗事,甚至认为她对社会既不热切关怀,对生命也欠乏深入的反思。

傅雷曾以严肃的态度评论张爱玲,认为她只局限于“男女问题”,明显对张爱玲的写作题材与格调表示不满,并隐约规劝张爱玲应该与主流文学合流。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辩解:“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
……”[2](P174)
确实,张爱玲的小说题材琐碎细小,格调也不高昂,但透过那琐碎平常的生活,可以看到它后面蕴藏的生命哲理和时代内涵。

在凡俗的道路上,苏青走的更远,她的创作始终是从日常生活入手,揭示社会动荡给市民阶层带来的精神惶恐和由此暴露出来的人性本相。

读过苏青的作品就可以发现,她几乎把都市女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写到、写绝了。

她《谈女人》、《论女子交友》,既谈目前《我国的女子教育》,也谈《女性的将来》;她从《母亲的希望》谈到《现代母性》,不厌其烦地讨论《生男与育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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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育儿经验谈》,谈完《恋爱结婚养孩子的职业化》,又关注着《组织里弄托儿所》,在家庭这个主题下应有的内容,她统统涉及到了。

苏青很清楚,大多数都市女性都缠身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脱不了柴米油盐和儿女情长。

苏青就注视着这些眼前的事、身边的人、心中的情,来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

她的《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都是带有很强自传性质的小说,取材于市井生活中琐碎而实际的内容,又触及到家庭婚姻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洞房花烛到产后孤寂,从夫妻失和到诅咒家庭,从丈夫赋闲到卖文养家,从离家出走到独居生活,实在是一幅幅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市民生活的画面,又无不是抒写自己的女性经验。

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相比,张爱玲、苏青最大的变化就是“消解女性神话还原女性的原生性和世俗性,……她们拒绝了超现实的家庭神话和虚幻的女性本质,以平静的写实作底子在现实的家庭生活中和都市生活场景中超脱了女性神话,以冷峻的真实揭穿了神话的虚幻。

”[6](P15)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苏青以她们独有的视野去发掘都市女性生活的有限题材,把自己的笔触深入到前人和同代人都未曾深入过的领域,并加以拓展,从而真实生动地描摹出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反映出特定时代都市女性的基本愿望,在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生活空间和特殊的生活层面中,形成了反映三四十年代都市女人的“女性书写”。

这种“女性书写”显示出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化价值观,并影响至今。

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的:“张爱玲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是把虚拟的都市民间场景: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7](P4)
二、张爱玲苏青都市女性写作
的成因及价值
有人把上海40年代出尽风头的张爱玲和苏青看作是一种“奇迹”,更对90年代兴起的“张爱玲热”、“苏青热”深感不解。

其实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消亡都有其内在规律和原因,都有其客观性、必然性和合理性。

张爱玲、苏青都市女性写作得以在那个时代萌生并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在抗战之前就一直是西方各国冒险家的乐园,各派政治势力、各色人种都有,这就造成了它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的“开放性”。

上海沦陷后,文艺界萧条了一段时间,40年代,在战乱的背景下,上海进入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管辖相对松弛的年代,一个绚烂至极而归于平淡的平民年代。

广大市民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乱世中,需要一种大众的文艺来作为安慰和心理消遣。

于是,新的市民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因为这类文学谈论的是都市市民常见的生活话题,表现的是都市市民的兴趣爱好,反映的是都市市民的心理状态,既能被当局所容许,又能为广大市民所接受。

从孤岛陷落到抗战胜利的短短几年里,这种文学竟然得以生根、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

张爱玲、苏青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中“冒”出来的作家。

可以说,那是时代环境对女作家的成全,没有沦陷区特殊的环境,就没有张爱玲、苏青的都市女性写作。

其次是她们自身具有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

生长于贵族遗少家庭的张爱玲,一出生就被抛弃在普通人的平常生活之外。

精神上的无所归属使张爱玲在家道衰败之后,本能地去依附市民俗世。

而当时的上海,对于普通人而言,商业都会的世俗风气不仅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的规定,而且更意味着一种文化精神的熏染。

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事物中,会令一切虚幻的信念烟消云散。

此种生活环境直接影响张爱玲的人生态度。

生活在她眼中是“琐碎,平凡”的;而世人在她眼中“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

”[2](P232)苏青的生活经历简单,生活圈子极窄,这使她不熟悉其他生活,写不出其他题材的作品。

对此,苏青自己坦率地承认,“第一是生活经验太不丰富”,“于是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尔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类”。

[1](P430)另外,苏青信奉的是一切从实利、实惠出发的利己性道德观,当然这种利己以不损人为前提,她认为,“人类是利己的,但利己不足为道德之累,一个真正知道利己的人往往也能兼利他人”。

[1](P105)因此,苏青的视野主要关注的是从她自身发现的以及与自己有关的妇女问题。

同时,作为卖文为生的女作家,在物价飞涨、政局动荡的环境中生活极为不易,她们的创作必须符合广大市民读者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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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玲: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女性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