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实践浅析

朱熹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实践浅析
作者：朱惠莉
[摘要]朱熹指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是“心之德”、“爱之理”，以“生”释“仁”，“仁”不仅是人所具有的恻隐之心，亦是天地之心；仁的境界不仅仅是自我与他人境界，亦是主体与客体、小我与大我、人类与万物相融的境界。

朱熹生态哲学思想具有的强烈实践性和现实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朱寿；生态哲学；“仁”；实践
[作者简介]朱惠莉，武夷学院政教部讲师，哲学硕士，福建武夷山354300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2728( 2011) 01 - 0058 - 03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仁”是整个儒学的核心。

《易传>日：“天地之大德日生。

”又日：“生生之谓易。

”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综合前人的学说，在《仁说》中从“天人之际”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立场讨论仁的问题，将“仁”解释成“天地生物之心”和“心之德”、“爱之理”，将这一“生”之哲学发挥到成熟形态。

朱熹在《仁说》中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

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

请试论之。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

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

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

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侧隐之心无所不贯。

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日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

论人心之妙者，则日“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

盖仁之为道，乃天地万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卷六十七’。

由上可知朱熹论“仁”有以下的两层含义。

（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既是生的体现，也是仁的体现。

朱熹认为“生底意思是仁”、“天地生这物时，便有个仁”、仁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卷六’。

以“仁”说“生”，说明万物的生气、生理本身就是天地仁爱和善意的体现，实际上也就蕴涵着一个天地生物的目的。

故朱熹说：“仁者，生之理，惟其运转不息，故谓之心。

”可见，“生理”不仅是气流行化生的“条理”，而且还蕴涵着天地之仁心，蕴涵着天地生生不已之善的目的。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2]（眷五三’万事万物都源自于天地之仁心。

朱熹说：“熹所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

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

‘卷四十‘答何京’’他一再强调：“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心，草木禽兽得之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

”1‘卷’在此，仁即生，生即仁，自然主义的“生”与伦理意义的“仁”在本质上达到了有机统一。

钱穆曾
评论说：“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能为一体。

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

”’
（二）仁是“心之德”、“爱之理”
朱子在论人心之仁时，提出仁包“四端”、“四德”的命题。

所谓“心之德”，是从心之“全德”而言的。

心德有仁、义、礼、智四者。

仁“偏言之”则指四德中之一德，“专言之”则统体只是一个全，其中包含了其他各德。

人，只是一个仁心，此心可分为“四端”。

其中，恻隐是“四端”的根本，它是一个警觉心，统摄其他三者。

“本只是这侧隐，遇当辞逊则为辞逊，不安处便为羞恶，分别处便为是非；若无一个动底醒底在里面，便也不知羞恶．不知辞逊，不知是非。

”这侧隐之心就是仁爱之心。

仁是四德的根本，义礼智是仁之用。

用“心之德”来诠释“仁”，说明“仁”是心“未发时”已“自具”，“已发时”“其用不穷”。

同时，朱熹又道：“仁只是个爱底道理。

”“理是根，爱是苗。

仁之爱，如糖之甜，醋之酸，爱是那滋味。

”“不可便唤苗作根。

然而这个功，却是从根上来。

”“仁是体，爱是用，又日爱之理，爱自仁出也。

然亦不可离了爱去说仁。

”[2]‘卷二0’“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

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

爱是情，情发于用。

性者指其未发，故日“仁者爱之理”。

情即已发，故日“爱者仁之用”[2]（卷二0）o
朱熹将“仁”理解为爱的原理、根据以及主体的道德本质，仁与爱或侧隐等道德情感的关系由此而成了体与用的关系。

他说：“仁是体，爱是用。

又日爱之理，爱自仁出也。

”仁与爱的体用关系也就是“未发”与“已发”的关系，“未发”是“已发”的根据，“已发”出自“未发”，故朱熹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

”[2]（卷二0)朱熹又形象地将仁与爱的体用关系比喻为根与苗的关系：“仁只是个爱底道理。

……理是根，爱是苗。

……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

”仁是理是性，是未发之时，是根本，然而仁与爱又是不可分离的，仁因爱而存在，仁的根本表现是爱。

经过朱熹的发挥论证，仁不再仅仅是人所具有的侧隐之心，亦是天地之心；仁的境界不再仅仅是自我与他人境界，亦是主体与客体、小我与大我、人类与万物相融的境界。

朱熹将“仁”理解为“天地生物之心”，体现了仁的宇宙精神，将仁理解为“心之德”、“爱之理”则体现了仁的主体精神。

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蔽之，则日仁而已矣。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

”…‘卷六十七’仁原本乃是人心之妙，众善之源，但此源为一，其分则殊，此源一发，其用不穷，可及于人，可及于物，可及于天地宇宙，总之是“即物而在”。

仁学经过朱熹的发挥，将仁由原本为静态视角的仁（一种道德境界和修养准则）推向静态视角的仁与动态视角的仁（一种生机活力即生命力）合一的更高的层次，从而也达到了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朱熹那里，仁的“生生之德”超越了个体，超越了人类，充塞于宇宙，它代表了宇宙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生意”、“生机”、“生气”，它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德性就是“生”。

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宋明理学的开山者周敦颐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

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太极图说》）对于“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一句，朱熹解释为：“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

”这就是说，人与万物都含具“太极之道”（即“理”），此为人与万物的本原之“性”，而人与万物的区别在于，人所禀赋的是阴阳五行之秀气，故其心最灵，其性也表现得最全。

朱熹说：“性同气异，只此四字，包含无限道理。

”[1](卷_+A)人与万物的本性是相同的，其区别只在于“气异”，而从根本上说又是“一气流通”的，故人的道德修养不仅要孝亲、爱人，而且要爱物。

另外如《中庸》强调的“赞天地之化育”，朱子认为：“赞，犹助也”[4]，即“与时偕行而无所执”。

“赞天地之化育”即顺应天理，调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适当帮助自然物适时地生长。

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在朱熹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其关于“仁民”、“爱物”力图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的具体实践。

诸如在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面，朱熹不仅对农田耕作及护理方面有独到见解，而且对牲畜及动物的保护都有具体的建议。

另外朱熹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及其与大自然合一的自身经历，无不深深渗透了“仁”的生态哲学思想。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十二月，朱熹在所撰写的《劝农文》中指出地方出现“地瘠税重”，民间怠于耕种、农业萧条的景象。

针对这种情况，朱熹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官史职责不清。

州县官史不在于直接参加生产，而应以“劝农为职”，以组织和管理生产为己任。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效组织生产，朱熹还针对农业生产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首先，朱熹特别注意农业季节，不误农时地进行生产。

他说：“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

”‘卷九十九’其次，对于田地耕作，他从选地、整地、撒种、施肥、护理等方面提出建议；对于“农事之本”——水利工程，要群策群力，协力兴修。

最后，他指出农业发展要符合各地的具体情况，要因地制宜，多处经营。

不但重视稻谷的生产，对于其他五谷杂粮的耕作，及至养蚕种桑也要有足够的重视，也要“务尽地力”。

另外，州县官史在劝民务农时，也要自修品德，成为“四德”兼具之仁人。

可以说，朱熹的《劝农文》是强调应该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佳境中进行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得到良好的开发，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在《劝农文》中，朱熹还强调对于耕牛的保护。

朱熹指出：“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

如有违戾，准敕科决，脊杖二十。

每头追赏（按《正论》改作尝）五十贯文，锢身监纳，的无轻恕。

今仰人户，递相告戒，毋致违犯。

”卷一百’朱熹肯定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精心饲养，不得滥杀以妨害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如有违令，重责重罚，严加惩处。

不但对耕牛要严加爱护，甚至连践踏粮食的象兽也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捕杀，严禁滥捕滥杀。

朱熹指出：“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傣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

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著，自无依寄之扰。

本州又已出榜劝谕人户陷杀象兽，约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齿蹄角。

今更别立赏钱三十贯，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庶几去除灾害，民乐耕耘。

”
[1]（卷一百’为了顺利开展农业生产，要善待耕牛，不得滥杀滥宰，即便是危害农田粮食
的象兽等．只要预期效果达到，便不能再任意虐杀。

这种适当保持生态平衡的做法和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我们去仿效的。

朱熹还大力提倡保护生态环境。

针对南岳衡山林木摧残、水土流失情况严重的情况，任职湖南的朱熹提出了一整套种植、养护、管理林木、绿化南岳的方法，并公告全境。

他指出：“照应本州管内南岳衡山系国家火德兴隆之地，崇奉之礼，极于严肃，合行封植，以壮形势。

”…‘卷一百’而“近来官司失于守护，致得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残，土石破碎，无以保国威灵，停漓云气，慰一方瞻仰归依之望，事属不便”。

朱熹明确指出，导致目前的状况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督力度不强，导致滥砍滥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鉴于此，朱熹提出由官府勘定，寺院统一负责、合理规划、悉心护理，开垦森林绿地，有度地伐木。

并出榜文示众，不能滥砍滥伐，违者以犯罪处罚，严惩不贷。

“并帖巡尉仰详前项事理，须管同合同李修职前去体究相度，逐一半此施行。

及出榜岳山寺张挂，约束诸色等人不得依前于山内瞻望所及之处斫伐林木，穿毁土石。

如有前项违犯之人，许诸色人于所属陈告根究，从条断罪施行。

”由上可知，朱熹发布榜文的目的在于恢复南岳地区原有的良好生态环境，力求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理想境界——“山势崇深，永为福地”。

悠游于山水之中，追求雅逸恬淡、率性自然的读书、讲学生活，朱子通过亲身与天地合一的实践，达到了与自然合一的最佳状态。

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在奏劾唐仲友受挫后，便开始动工构筑精舍，“于基溪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

诛锄草茅，仅得数亩，面势清幽，奇木佳石，揖映带，若阴相而遗伐者。

使弟子具畚锸，集瓦竹，相率成之。

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肆业，琴歌洒赋，莫不在是”武夷山隐屏峰上流淌的不凡“云气”，峰下令人耳目一新的葱郁“平林”无不使朱熹神往，因此他决心“自辟精舍”，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对此，《福建通志》亦有记载：“自号紫阳，箪瓢屡空。

然天机活泼，常寄情山水文字。

南康之庐山、潭州之衡岳、建州之武夷、云谷，福州之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邱壑，虽迂数十里，必往游。

携尊酒时饮一杯，竞日不倦。

非徒效塑人以为居敬者。

”
三
在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

“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

“人”与“自然”的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是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核心价值。

“仁”既内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又超越于每一个个别的个体，而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

朱熹哲学中的此种观点，希望在个人与宇宙之间，建立和谐的连续性；希望在个人与宇宙超越本体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也希望个人与社会政治群体之间，建立共生共荣共感的关系。

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实践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易于为广大人民接受的生态与环境理念，就要重新探索和借鉴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四部丛刊初编本，1934.
[2]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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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6]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卷34[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