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游词心说别解

少游词心说别解

少游词心说别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邓乔彬赵晓岚在历代对秦观词的评价中，有一说法别具深意，但似乎未见阐发者，鉴于此，特为拈出，并作"别解"，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望不吝赐教。一据宋史本传载，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但是，正如传中所言，"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著名的前辈欣赏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苏轼赏其赋，王安石赏其诗，而秦观最擅者还是词，《四库全书总日提要淮海词提要》认为："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尽管此说以秦词胜于苏词，未必皆得人首肯，但秦本人的词胜于诗文，则并无争议。对秦观词的作评论，从与他同时代的人已经开始，论者就习惯所认可的词之体性特征、充分肯定其词本色、婉美、辞情相称、禽蓄、以韵胜，并以之为婉约词主要代表；至清人所论，渐有以寄托、沉郁言之者，且评价颇高。在所有对秦观词的评论中，我们认为陈廷悼《白雨斋词话》及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的"词心"说别有见解，却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很有阐发的必要。《白雨斋词话》卷六：乔笙巢云："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恩。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

悄乎得小雅之遗。"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和，淮海何幸，有此知己。卷八：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尤堆难见。美成意余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之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芳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何谓"词心"?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论日：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己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词心"出于"万不得已"之情，可见况氏对于真情实感的强调。尽管国历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但即使对于"诗言志"达一诗论"开山纲领

"的阐释，任何权威人士都不能无视感情问题。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后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估》亦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分别强调的是"哀乐之心"和"有所怨恨"。后来唐代孔颖达作《诗大序正义》，以情释"志"，表达了官方的权威意见："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刘朗《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本，故以《原道》、《征圣》、《宗经》开头，但《征圣》有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宗经》亦云："义既极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情采》篇更认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白居易的诗论以强调理性节制著称，但《与元九书》仍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且将诗定义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言志"之诗既如此，"缘情"的词当然更以情为本。秦观的词，从宋人起，就颇多以情相取者。李清照认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而秦观就属于"知之者"之一，但又认为："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且不论她的评价高低如何，"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确实是抓住了

根本的。秦词的"情"，同朝人已指出其性质，如楼钥《黄太史书少游海康诗题跋》有载："祭酒药公赋《莺花亭》诗，其中一绝云：‘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尝诵而悲之，......""一生怀抱百忧中"七字，可谓很好的概括。当然，秦词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中所说："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对秦词的"穷""忧"，冯煦特地指出"一谪南荒，遽丧灵宝"，以至"所为词寄慨身世"，成就其特殊的"词心"。至于"专主情致"，则应包括那些屡被人道及的"艳语"。尤其是前者，更应是"万不得已"者。这"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即少游特殊的"词心"。冯煦认为秦观是"后主而后，一人而已"，就是着眼于"奇慨身世"。而对于真情的肯定，中西皆莫能外。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引言中说过："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一种感情和思想。"我们也不妨将秦观的"词心"看作构成宋代词史"感情和思想""灵魂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冯煦、陈廷焯论秦观之以"词心"相取，应是对他"这一个"的肯定。秦观的祖父曾在南康为官，叔秦定亦曾任会稽尉、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又知濠州，但因秦观十五岁就丧父，虽与母一起随祖、叔生活，表食无虞，但其感情深处很难说没有留下丧父的阴

影。由于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文人多有远大志向，秦观也不例外，尽管他熟牍经史，又习兵书，长于为文，熙、丰间多次试进士，皆不中。熙宁末年，他谒苏轼于彭城，写《黄楼赋》，以文才见赏于苏。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恰因他赴会稽探望祖、叔，陪同苏轼行至吴兴，使苏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至苏轼坐乌台诗案，后贬黄州。他不避嫌疑，多有问候。元丰五年，他因苏轼之劝而再应试，不中。虽得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并得王氏对其诗文的赞誉，却直到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开始登上仕途。秦观在淹留场屋几二十年之后，一旦为官，即卷入了党争之中。神宗死，哲宗继位，因年幼，由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新党被逐出朝，党重新执政。可是，朝中很快就分为洛、蜀两党，秦观是苏门中人，自被目为蜀党，屡遭洛党排斥。后得范纯仁推荐，才得充馆职，次年进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不久，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又因洛党人士反对，连带引起对苏轼兄弟的攻讦，被免去正字。至元佑八年，秦观再度被升为正字，继又充编修官，参与修《神宗实录》。不久，高人太后死，哲宗亲政，重任新党，旧党失势。在秦观出为杭州通判的赴任途中，就因御使刘拯告其与黄庭坚增损《神宗实录》之罪，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在处州三年，虽无过失，仍以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在郴州一年，编管横州，然后再徙雷州。这样，他从浙江到湖南，再至广西，终至天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