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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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食指的7天“心儿颤抖着，我写歌”
99年1月18日下午。

昌平县沙河镇，北京市第三福利院。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晤谈后，我们与食指握手话别。

像每次分手时一样，高大臃肿的身躯矗立在福利院大门前，目光凝重，直到我们的车子消失。

望着他渐渐模糊的身影，蓦然间，我又感到了那种穿透心灵的震颤。

在严冬格外温暖的日头下，在朔风凛冽的呼啸中，这身影分明是一尊雕像，一尊永恒的、铸了一代人遭际的雕像。

食指本名郭路生，诗人。

1948年11月21日，母亲在山东朝城行军途中分娩。

天气很冷，母子被送到冀鲁豫军区的一所流动医院后，才剪断脐带，故名“路生”。

1978年，诗人开始使用笔名“食指”。

这也是个很有意味的名字。

他认为，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着无形的压力。

但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

于是，他索性用“食指”作笔名，以表达自己的抗争与解嘲。

郭路生小学就对诗歌着迷。

10岁时，他写下“鸟儿飞过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这首类似歌谣的“处女作”，至今他还能脱口而出。

1965年2月，17岁的郭路生写出了他早期的重要作品《波浪与海洋》，抒发了考高中失利、初尝人生苦涩的沉郁与不甘失败的胸怀。

这首诗与他在1967年至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后有感而发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给朋友们》，组成了组诗《海洋三部曲》，并渐渐通过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之口传诵开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郭路生参加了红卫兵。

全国大串联，南至广州，西到新疆，又步行去“红色圣地”延安。

但很快，狂热的激情消退，“文化大革命”陷入派性争斗的混乱中。

1967年冬，郭路生写出了反映一代青年失落、彷徨和向往的著名诗作《鱼儿三部曲》。

30年后，他回忆道：“1967年末或1968年初，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经过一片农田。

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

当时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是怎样地生活。

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

”
承继这种彷徨的若闷和追求理想的固执，1968年初春，郭路生写出了《相信未来》。

这首诗震撼了一代人，又为一
代人“照亮了沉郁之中前途未卜的命运”，堪称传世之作：——“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
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1968年5月，因为诗作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郭路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审查，他和一些志同道合朋友的聚会也被打成“裴多菲(反动)俱乐部”。

他开始承受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

(闪回1)
《财经》杂志要约访9位当代人物，请他们谈谈1999年——一个即将引退的世纪的“钱”景。

学术顾问汪丁丁先生建议，一定要有诗歌界的食指。

我实在想不出罹病在精神病院已历八年多的食指会有
什么“钱”景；或许，没有“钱”景的食指，更是一种独特的代表罢——
1月18日上午10点半左右，在位于京郊昌平的北京第三福利院，医生为我和同去的诗人林莽、古诺打开2病区的门锁。

在餐厅里正在洗碗、准备打饭的“老郭”(朋友们都叫食指“老郭”)转过身来，嘿嘿憨笑着伸过粗厚的大手：“我以为你们会午饭后过来……”
老郭比两个月前大伙儿在朝阳区文化馆为他庆贺50岁生日时显得“虚胖”了一些。

他认真注视你的眼神儿，依然透
着无比的真率、热情，也依然微有浑黄和血丝。

说到我们来找他的“公干”，说到“钱”景，说到钱，真可谓话不投机半句多。

“——钱?钱景?在这里能吃饱饭、穿暖衣，还能抽烟、喝茶。

——钱?再要钱干什么用?”
他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文人精神”：“你们千万要看明白，这物欲大潮在中国仅仅是开始；刚这样文人就坐不住了，如果全面铺开后，那可怎么办?自古文人的精神就是甘于淡泊
和寂寞。

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在《生涯的午后》里，我写了这种文人的独立精神。

鲁迅先生不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写作吗？”
“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1968年下半年，北京的大批青年学生开始上山下乡。

12月20日，郭路生也离开北京，与20名北京知青赴山西
杏花村落户。

北京火车站哀哭一片的送别场面感染着他。

汽笛长鸣，列车呼啸启动；车窗前，他开始创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
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
妈妈的手中……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读着这首诗，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站送行知青场
面的人没有不掉泪的。

到了杏花村后，郭路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依然坚持写诗、读诗。

和他一起插队的“战友”、著名翻译家戈宝权之女戈小丽1997年撰文回忆说：“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诗很快像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几乎所有知青插队的地方。

挚友李恒久多年后回忆道：“1968年我们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插队落户，每天干完农活，疲倦地披着星光从地里回来，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

阿城(后成著名作家)近于强迫地要我把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抄录给他——作为交换条件的是，他替我多出工干活。

”
1971年2月，郭路生在山东济宁参军。

1972年底，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精神抑郁，以烟为食。

1973年2月退伍回家，北医三院诊断他为精神分裂症。

究其原因，至今说法不一。

一说，文革的极左思潮影响到部队，他内心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二说，入党外调，学校档案里有文革初期他因写诗而被审查的材料，后被说成“5·16”嫌疑；
三说，诗人恋爱受挫……
诗人中学时“裴多菲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著名诗人何其芳之女何京颉曾感叹：“由于他正直、敢言、执着的性格和不肯违心说话的做事做人原则，由于他经历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磨难，也由于他先天的敏感和多虑，他脆弱的神经终于承受不住了……”
1973年起，郭路生的病情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去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上班，坏的时候住院治疗或在家静养。

但他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先后创作了包括《热爱生命》、《愤怒》、《诗人的桂冠》等经典诗作在内的诗歌50余首。

1990年4月起，郭路生住进北京第三福利院。

（闪回2）
说到鲁迅，他神情诡秘、憨态可掬却又果决庄重：“别记，别到外面说去。

我觉得鲁迅写《伤逝》写《狂人日记》时是充满热情的，可写《阿Q正传》却是那么冷，没了热情，以后只好写杂文了。

”(这里，笔者请老郭原谅，客观地谈出对大师的看法，并不是对大师的不恭，况且这看法是如何独到!) “你曾说‘疯了倒好了’，你是不是指诗人有些挫折反倒是好事?”古诺问。

“疯了就可以直接面对命运，不是面对外在的东西、寄托外在的东西抒发自己的感情；而是自己直接面对人生，这样好一点。

“杨炼说我老写苦难的诗，芒克说我老是写辛酸的诗，为什么呢?只有痛苦才产生诗。

诗出来了，火就没了，诗人就是把感情……化苦难的生活为艺术的神奇。

“诗啊得‘有血有肉’。

什么叫‘有血有肉’?就是‘有血有泪’！要说诗人在社会中的角色，用波德莱尔的一首诗说：母亲说怀上一个诗人是罪孽；爱人说诗人的爱人要穿金戴银；上帝说我把痛苦赐于你。

什么都不属于诗人，只有痛苦属于诗人；而诗人的痛苦，用别林斯基的话说，却是扎根在人民的土壤中的。

”
食指滔滔不绝地谈起诗来。

我冒味地插进一句：“老郭，几次见你，大家聊诗、聊社会，从来没觉得你有什么病。

你自己觉得有病吗?”
他双眸一凝，似乎是大脑突然出现空白。

我即刻觉出这话深深刺痛了他。

“可喧闹的病房怎苦思冥想”
北京第三福利院为民政部所属，主要收养无依无靠、无经济收入的和复员、退伍军人中的精神病患者。

食指在1998年3月创作的《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颇有“自传”色彩地描述了这里的生活：
——“盛夏如雨的汗滴下擦拭楼道/隆冬刺骨的冷水中洗净饭碗/只有在支撑着困倦苦思的长夜/一丝暖暖的春意才遣上笔端/懒惰、自私、野蛮和不卫生的习惯/在这里集中了中
国人所有的弱点/这一切如残酷无情的铁砧、工锤/击打得我精神的火花四溅……”
尽管饱含沉痛之情，却在无奈中显出“暖暖春意”；而1991年刚入福利院一年时写的第一首诗《在精神病院》，则充满了焦燥、愤怒和无望：
——“为写诗我情愿搜尽枯肠/可喧闹的病房怎苦思冥想/开粗俗的玩笑，妙语如珠/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诗行/有时止不住想发泄愤怒/可那后果却不堪设想/天呵!为何一年又一年地/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
可以说，诗是食指的生命。

没有诗或写不出诗的生活，是他最不能忍受的，这也是他焦躁、愤怒和沉痛的根本症结。

在第三福利院，食指是个很模范的病员。

他强烈要求“干活”。

医院本来并不安排值日，他每天坚持一丝不苟地擦扫楼道，还承担了清洗50余名病员餐具的工作，一干就是几年，直到餐厅添置了洗涤餐具的设备。

病院根据病员的经济状况，将伙食标准分为三档，食指执意选择了最低一档。

“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哪!”每当他坚持时，熟悉他的朋友知道他又要说，早年他在农村目睹的农民一餐：“一口红薯干，一口大蒜”。

病院里无依无靠无经济收入的病人占40％。

他们没有亲友来探视，更无钱购买非生活必需品。

食指毕竟每月有光电研究所寄来的206元钱，还经常有家人和朋友来探望。

每次
大家送来食品、水果和烟，他总是将食品和水果的大多数送给他人，烟却“酌情处理”——多的时候送一些给人，少的时
候则很“吝啬”。

“你不知道，午夜睡不着觉冥思苦想时，要是烟断了顿，那个难受劲儿啊！”
说这话时他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食指每天抽一包多烟。

早几年，医院为照顾他，允许他在接待室吸烟；为防止意外，每晚只给他一支火柴。

怎料，他怕火灭了下支烟无法再吸，竟一支接一支地抽起来。

偶尔，食指会接到数目不大的稿费，他便用这钱买烟分送给病友。

他讲起那些在地上检拾烟头的病人，怎样将烟头吸到嘴上拿不下来，然后不得不吞下去的情形时，神情是庄重的。

他吃最简单的饭食，吸最廉价的烟，穿温暖即可的衣，他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是“优越”，而是“安静”；是宜于他读书、冥想、创作的“安静”。

可他自己也知道：“这是这里最好的条件了，对我是最照顾的了。

”
（闪回3）
他嗫嚅着，开始大口吸烟，随即是周身惊挛地——“惊天动地”地咳嗽不止：
“这样抽烟，常常体会到一种过电的感觉，让我精神为之
一振。

可是没准哪天一口气上不来就憋死啦。

死倒没什么可怕，不就是老睡觉吗?我老是睡不着觉。

白天有人走动，太嘈杂；中午人家睡觉时我看书、看报，可一有动静就看不了了，我只好把认为重要的划下来，深夜再看；可晚上总有人在外屋看电视，我对电视文化特别不感兴趣，除了看新闻。

人家在外屋说笑，我也看不下去书，也想不了什么问题，就特烦躁。

只在深夜，我到大厅的乒乓球台前看书。

这屋灯光暗，大厅里有日光灯，写诗的时候只好写特大的字。

”
我注意到，只有两片暖气的大厅，空旷得穿着皮衣还很寒冷。

他开始谈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谈美国人在伊拉克“杀人”，谈香港某位要找他的大亨，谈朱基说到“市场”一词总要缀上的一个词汇——他使劲儿想，却怎么也想不出那个词汇……
他急切地“较真儿”的样子，他愈来愈语无伦次的话语，使我们面面相觑，又深深捏了一把汗。

林莽说：“老郭，别说了，先吃饭去。

”
“这不就是生涯的午后吗”
在当下这个嘈杂喧闹、物欲汹涌的时代里，诗坛沉寂得鲜有人问津。

但食指这个曾为一代人立言的划时代的诗人，却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近几年，他在精神病院“一点一滴地品味着/稍有些苦味
的人生”后的优秀诗作，如《人生舞台》、《归宿》、《我这样写歌》、《生涯的午后》等一经发表，便好评如潮。

特别是1998年6月林莽、刘福春编辑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后，舆论对他的关注越来越多，寻找“一代诗魂食指”的人也越来
越多。

经历了精神的崩溃、理想的幻灭、生活的磨难之后，食指的生命渐渐澄澈起来，他的灵魂也渐渐沉静下来。

尽管不再是“用美丽的雪花”、“在凄凉的大地上”、“用孩子的笔体写下”振聋发聩的呐喊，而是“当惊涛骇浪从心头退去”、“有流星划过似走笔不俗”，“但终于我诗行方阵的大军/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

时代的变革并没有改变一名伟大歌手内心深处的理想
与愿望，他依然视诗歌如生命地慢慢写作着：“这不就是生涯的午后吗/还远没到日落的时辰”
……
此刻，那个矗立在精神病院大门前的病弱而臃肿的身躯，分明就是一尊雕像：
——“当你老了，心境非常坦然/昏花的老眼时常傲视着
蓝天/仿佛在问：有谁像你一样/历尽磨难写那些苦难的诗篇”
（闪回4）
知道他特别爱惜粮食又特别反对奢侈，我们在沙河镇上的一家小馆里，只点了5个最普通的菜。

但即使这样，杯盘
狼藉时，盘里零星的剩菜已经冰冷了，他还执意吃净，显然他已吃不下了，还要慢慢地咽。

我们三人也只好再硬加上几筷子帮他扫净。

举起半杯红酒，林莽说：“老郭!为健康干杯!1999年你有什么心愿吗?”
“我想我有望走出精神病福利院，更渴求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

这美好的愿望确实不是‘妄想’，但可能还会再一次被击得粉碎……
“我想找一个更安静的环境生活，可这又让我惧怕，正如多多诗里所说：‘我怕我的心因欢乐而变得无用’。

一旦这愿望变成现实，我还能苦苦不懈地纸笔耕耘吗?而写不出诗或写不出好诗来，还不如死了呢。

这里虽然乱点儿，可还不像外面那么乱，见面的人不谈钱，吃完饭就完事，人际关系简单。

外面就是会朋友，很累的。

朋友也不能老会，等我有了想法，写了诗再会。

“这段时间这报社那电台的都来这儿瞧瞧，大老远的，瞧什么呀?谈什么呀!前些天天津电视台的人来了两天，真累呀!可一想到这是在物欲大潮中对文人精神的肯定，我还是积极配合……”
老郭又强调起物欲大潮刚刚开始的观点，言语间还不时迸出一些让人吃惊的新词，诸如“电脑”、“硅谷”、“桑拿”之类。

临分手时，食指为我们背诵他新近创作的《暴风雪》(暂
名)。

在那浑厚粗砺得有些撕裂的声音里，在那沉郁顿挫、铿锵得摄人魂魄的节奏里，他又回到了他的诗歌世界，召回了他“诗行方阵的大军”，开始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