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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食指的7天“心儿颤抖着，我写歌”

99年1月18日下午。昌平县沙河镇，北京市第三福利院。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晤谈后，我们与食指握手话别。

像每次分手时一样，高大臃肿的身躯矗立在福利院大门前，目光凝重，直到我们的车子消失。望着他渐渐模糊的身影，蓦然间，我又感到了那种穿透心灵的震颤。在严冬格外温暖的日头下，在朔风凛冽的呼啸中，这身影分明是一尊雕像，一尊永恒的、铸了一代人遭际的雕像。

食指本名郭路生，诗人。1948年11月21日，母亲在山东朝城行军途中分娩。天气很冷，母子被送到冀鲁豫军区的一所流动医院后，才剪断脐带，故名“路生”。

1978年，诗人开始使用笔名“食指”。这也是个很有意味的名字。他认为，在中国，作为诗人，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存在着无形的压力。但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于是，他索性用“食指”作笔名，以表达自己的抗争与解嘲。

郭路生小学就对诗歌着迷。10岁时，他写下“鸟儿飞过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这首类似歌谣的“处女作”，至今他还能脱口而出。

1965年2月，17岁的郭路生写出了他早期的重要作品《波浪与海洋》，抒发了考高中失利、初尝人生苦涩的沉郁与不甘失败的胸怀。这首诗与他在1967年至1968年“红卫兵运动”落潮后有感而发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给朋友们》，组成了组诗《海洋三部曲》，并渐渐通过同学以及同学的同学之口传诵开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郭路生参加了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南至广州，西到新疆，又步行去“红色圣地”延安。但很快，狂热的激情消退，“文化大革命”陷入派性争斗的混乱中。1967年冬，郭路生写出了反映一代青年失落、彷徨和向往的著名诗作《鱼儿三部曲》。

30年后，他回忆道：“1967年末或1968年初，有一回我去农大附中，经过一片农田。旁边有一条沟不叫沟、河不像河的水流，两岸已冻了冰，只有中间一条瘦瘦的流水，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灵。当时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一景象使我联想到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之下，鱼儿是怎样地生活。于是有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

承继这种彷徨的若闷和追求理想的固执，1968年初春，郭路生写出了《相信未来》。这首诗震撼了一代人，又为一

代人“照亮了沉郁之中前途未卜的命运”，堪称传世之作：——“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

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1968年5月，因为诗作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郭路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审查，他和一些志同道合朋友的聚会也被打成“裴多菲(反动)俱乐部”。他开始承受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

(闪回1)

《财经》杂志要约访9位当代人物，请他们谈谈1999年——一个即将引退的世纪的“钱”景。学术顾问汪丁丁先生建议，一定要有诗歌界的食指。

我实在想不出罹病在精神病院已历八年多的食指会有

什么“钱”景；或许，没有“钱”景的食指，更是一种独特的代表罢——

1月18日上午10点半左右，在位于京郊昌平的北京第三福利院，医生为我和同去的诗人林莽、古诺打开2病区的门锁。

在餐厅里正在洗碗、准备打饭的“老郭”(朋友们都叫食指“老郭”)转过身来，嘿嘿憨笑着伸过粗厚的大手：“我以为你们会午饭后过来……”

老郭比两个月前大伙儿在朝阳区文化馆为他庆贺50岁生日时显得“虚胖”了一些。他认真注视你的眼神儿，依然透

着无比的真率、热情，也依然微有浑黄和血丝。

说到我们来找他的“公干”，说到“钱”景，说到钱，真可谓话不投机半句多。

“——钱?钱景?在这里能吃饱饭、穿暖衣，还能抽烟、喝茶。——钱?再要钱干什么用?”

他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文人精神”：“你们千万要看明白，这物欲大潮在中国仅仅是开始；刚这样文人就坐不住了，如果全面铺开后，那可怎么办?自古文人的精神就是甘于淡泊

和寂寞。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在《生涯的午后》里，我写了这种文人的独立精神。鲁迅先生不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写作吗？”

“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1968年下半年，北京的大批青年学生开始上山下乡。

12月20日，郭路生也离开北京，与20名北京知青赴山西

杏花村落户。北京火车站哀哭一片的送别场面感染着他。汽笛长鸣，列车呼啸启动；车窗前，他开始创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

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

妈妈的手中……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读着这首诗，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站送行知青场

面的人没有不掉泪的。

到了杏花村后，郭路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依然坚持写诗、读诗。和他一起插队的“战友”、著名翻译家戈宝权之女戈小丽1997年撰文回忆说：“28年过去了，但郭路生在杏花村知青厨房朗诵诗的形象，像一幅油画似的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窗外是漆黑的夜，厨房里小油灯的微光在轻轻跳动，年轻瘦高的郭路生身着褪了色的布衣布裤，面对坐在水桶和南瓜上的听众，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闪烁着热情的光辉，右手高高举向前方，充满感情地大声朗诵着：‘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诗很快像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几乎所有知青插队的地方。挚友李恒久多年后回忆道：“1968年我们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插队落户，每天干完农活，疲倦地披着星光从地里回来，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已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阿城(后成著名作家)近于强迫地要我把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抄录给他——作为交换条件的是，他替我多出工干活。”

1971年2月，郭路生在山东济宁参军。1972年底，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精神抑郁，以烟为食。1973年2月退伍回家，北医三院诊断他为精神分裂症。究其原因，至今说法不一。一说，文革的极左思潮影响到部队，他内心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二说，入党外调，学校档案里有文革初期他因写诗而被审查的材料，后被说成“5·16”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