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渊明的隐居及其田园诗

汉语言文学 1134001262489 吴卫华目录

一、陶渊明为何而隐居、

1、家庭因素的影响

2、文化教育因素的影响

3、经济因素的影响

4、性格与思想因素的影响

5、社会因素的影响

二、陶渊明的隐居以及对他作品的影响

三、浅析陶渊明的田园诗

四、简评陶渊明

【摘要】：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不断，人民游离失所，朝不保夕。统治阶级赋税徭役十分沉重。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剥削，逃往山林，以此保身。部分读书人，他们厌恶官场生活，不愿与庸俗官僚为伍，也过起了归隐自耕的生活，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自然。当然最具典型性的人物是陶渊明，他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隐了。他在归隐后写了很多杰出的诗歌和散文，赞美了田园生活的宁静和自然的优美。他安贫乐道，不追求荣华富贵，过着恬静闲适的隐居生活，充分表现了他不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的愿望。他在当时追名逐利的时风下，能够洁身自好，不慕荣利的这种品质的确难能可贵，陶渊明就是这些文人土大夫的杰出代表。

关键词：陶渊明弃官归隐不慕荣利隐居田园诗

东晋时期涌现了许多诗人，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借写诗或抒情，或言志，而最具有特色，最吸引人的就是我国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士之一。他的人格操守，修养品质，历来受到许多文人士子们追捧、倾心仰慕。在古代高贤雅士的眼里，隐逸是一种最高尚、最自然、最值得推崇的人生。陶渊明算得上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隐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重要性，陶渊明为何有这样大的影响？本文试从陶渊明的隐居背景、陶渊明的隐居以及他作品的影响、陶渊明的田园诗、简要评价陶渊明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揭示陶渊明为何有这样大的人格魅力。

一、陶渊明为何而隐居

1.家庭因素的影响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名潜，渊明是他的字，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大约生活在晋宋之际，浔阳柴桑人。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凤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但到了陶渊明时，霉运早已降临。家道中落，导致了他的生活很早就潦倒艰苦，贫困不堪。他八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独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溫之容。好酗酒，逾多不乱；置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租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造就了他的个性。

2、文化教育因素的影响

他在他外祖父家生活期间看了很多书，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当时，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3、经济因素的影响

命运的不幸一直延续了他的一生（就是所谓的“老至更长饥”）。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乐观的人，贫困饥寒似乎更能磨炼他的意志。面对“饥者欢初饱”、“悲风爱夜静”的长年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生活能够逆来顺受，坦然固穷，展现出性格里豁达而寡欲的一面。以至于我们后来还可以再《五柳先生传》里，看到他自己来调侃自己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宴如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最后还用黔娄之妻的话来勉励，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志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4、性格与思想因素的影响

陶渊明的命运就是受着他的性格左右，而他这种性格的形成，又跟他的人生哲学密切相

关。在他的一生，他受到了“儒道互补”价值观的影响。到了生命的后期，对人生的归宿，更是演变成了听任命运的安排，讲究随遇而安。人生的所有不如意，既找不到真实的原因，又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无奈之下，只好将一切都统统归结于“命运”二字。陶渊明的宿命观就从之而来。但后来就慢慢想透了，由听天由命到乐天知命，去除了思想上的苦恼和负担，不再执着于名利及功业上——就弄明白即使是退隐不仕，也再没什么大不了，无需过分强求。这样，终于将自己从观念上扭转了过去，思想上也总算为了遁世归隐作好了思想准备。得以尽可能的解除名缰利锁的束缚。只有领悟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大道理，才能够以轻松的姿态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最大程度上、变得淡泊恬静，甘愿的离开烦器俗世，抛弃繁华竞逐，摆脱官场周旋，将自己的余生寄情于山水，怡性于田园里去。所以说他的隐居与他的性格和命运是分不开的。

5、社会因素的影响

他的隐居除了与他的性格和命运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从建安到永嘉，这一百年中，是中国政治动摇最厉害的时代，也是汉民族单独发展的最后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段内部矛盾尖锐，腐朽的门阀制度控制着整个社会上层，寒门读书人在仕途上极难得到发展。于是一般士大夫都探讨人生真理，保性全真，以求安神立命之道。他们看破了人间的种种丑恶，对现实的制度的不满，而幻想回到原始的无争无欲的自然状态中去。他们的思想意识积极地反抗现实、批判现实，但在具体行动上，却是消极避世的。他们的学说在于解救一个的精神，反对一切文物制度，于是在个性心灵上或行动上，都可以得到自由。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魏晋人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他们反对极端人生伦理化，而要求过着那种自然化的生活。他们都认为生活极端伦理的结果，只是用那些人为的制度法则，把人性压的不正常化，日趋虚伪。人的自然本性刚好与这种极端的伦理生活相反。他们认为要使人生有真趣味、真价值，必须从这种虚伪束缚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返回到真实自由的生活中去。

他们认为万物皆以无为体，一切变动都应顺乎自然，所以他们主张“因而不为，顺而不施”的无为论。又主张无私的大爱，善恶无须赏罚，恩惠无所施用。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自由的人生观，使魏晋人都喜欢离开那污浊的社会，而隐居到深山里去，因为当时的政治社会，伤情损性的刺事件太多不容易是一个人心灵平静。你纵是闭关自守也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到高山深谷里去，比较容易得到逍遥自适的生活趣味，所以魏晋时隐逸的风气很盛。魏晋人的隐逸，已把传统的道德思想抛到身后，他们隐逸的目的或游览山水，经营田园，或献身宗教，修心养性，或洁身自好，净化自我。并以此来实现人格的独立和身心的真正的自由，这一思想也正是陶渊明思想中“真”的体现。正因为当时的现实社会现实和社会风气的影响，陶渊明于四十一岁毅然辞去了仅上任80余日的彭泽县令，回柴桑归隐。此后直至他逝世的二十三年间，以耕读自娱，未再入仕。他弃官归隐田园实属必然之路，自在情理之中。在他看来隐居是保存“真”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