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你怎么面对困境和超越困境

孔子教你怎样面对困境并超越困境

文/刘进之

困境，是古今为人者都曾经面对，或正在面对、将要面对的事。因其不可避免，故而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

历史上，因陷入困境而一蹶不振的人不少。袁绍、苻坚、拿破仑等，是其中典型，常被后人耻笑。这些人都是从事业的巅峰跌落人生的低谷，失意、绝望，以致迷失心性，丧失了斗志，最终走向灭亡，是深令人惋惜的。唐末有个黄巢，也曾被困境所击垮，但他的作为显然有报复社会的嫌疑。他生于私盐贩子之家，是不缺钱的主，但他家的富足来路不正，名声不好。所以想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让他黄家也光耀一下门楣。不料屡次落榜，因而心灰意冷，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郁闷之下，他以私盐贩子特有的手段，纠集暴民把唐王朝打了个稀烂，开启了唐末及五代近百年的战乱，让百姓深受其苦，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因此发生了巨大转折。这个人是相当可耻可恨的，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上，陷入困境，又走出困境，并因此而获得重生的人也很多。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身残志坚，晋朝人车胤、孙康囊萤映雪，都是被人们广为传颂的佳话。这类历史人物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可能还数秦孝公嬴渠梁。他不仅身处困境而不堕其志，还能始终保持宽广仁厚的胸怀，不被仇怨扭曲了心性，不为私利蒙蔽了双眼，是历史上最有智慧、最的定力的人物之一。可以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为了复仇，司马迁身残志坚是因为他梦想着名留青史，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是为了光宗耀祖，而秦孝公韬光养晦、锐意改革则是为了秦国，为了所有秦人。秦孝公的格局是最高的。正因为这样，他所开创的事业最为长久，也最为壮丽。正是他宽

厚的仁德和顽强的意志，开创了秦国的新局面，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人称他为“天才领袖”是名至实归的。

面对困境该什么办？这些历史人物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在理论上解答得最好的人，是孔子。孔子的答案，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处困自安，待时而动。

“处困自安”这方面在论语中体现得比较多。比如他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他是在歌颂贫穷吗？当然不是，孔子是向往富贵的。他在这里是赞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智慧，赞扬“君子固穷”的坚守。有了颜回这种安贫乐道的境界，人的生命就是富于弹性的，是收放自如的。就可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可以“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可以“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没有这样的境界，人是很容易在困境中乱了心性，走上邪路的。走上邪路是对自我的放逐，意味着被困境所击垮了，——因为邪路的下一站叫做毁灭。历史上的孔子，志在推行礼制，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他在有生之年并未能如愿。尽管如此，我们读论语时，仍然发现孔子是非常自信的，始终保持着一种高贵昂扬的人格精神。他之所以能在并不如意的人生中保持这种高贵的心态，正是因为他有面对困境的秘诀——安贫乐道的处困自安之道。

“待时而动”的论述在孔子为《易经》所作的“十翼”里体现得比较多，因为《易经》对于“时”这个概念非常重视，所以讨论的很多。其中与本文主题联系最紧密的论述是：“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这里说“藏器”，藏什么器？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前面所说的“安贫乐道的处困自安之道”。当然孔子教学不仅讲这个，但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础，一种道

德上、心理上的基础。他教学的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有了“安贫乐道的处困自安之道”，又学通了六艺，便算得上“藏器于身”了。“藏器于身”是实现理想抱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缺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时机，一个施展才华的时机，所以要“待时而动”。那么，“待时而动”怎么讲？呆着吗？不是。按孔子的主张来说，学，是人生大事，终生的大事。一个人，要保持阳刚、强健、向上的生命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新知识，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命，不断升华自己的境界。所以，“待时而动”不是等到了时机才动，而是沉下来“学而时习之”，以求“下学而上达”，达到“知命、知礼、知人”的境界，是要不断地把自己身上的“器”磨光、磨亮、磨锋利。这样，当时机到来时才能够抓得住。

“藏器于身”，再抓住“时”，然后“动”起来，便超越了困境，实现了重生，人的生命也因此而得到了一次新的升华。人就是在不断地“陷入困境—突破困境—陷入困境—突破困境”的循环中不断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