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美文”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内容提要】

周作人的关于“美文”的思想有一个产生发展过程。他所说的“美文”开始近似于西方的Essay,后来又接近于晚明小品。但他就是在这种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借鉴、模仿、创造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也是经典的“美文”思想的。

【关键词】周作人;美文;现代散文;个人主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的产生与发展不同于其它文学体裁。新诗、话剧与现代小说在开始时就有理论倡导和自觉的文体尝试。而现代散文虽然早就有人进行不自觉地创作,但只是到了1921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美文》一文后,现代散文才真正开始理论的探讨和创作的自觉。在理论上,绝大部分人的散文理论都源自或接近周作人的《美文》中的思想,如王统照、胡梦华等。创作上,在周作人影响下,也产生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如王统照、傅斯年、俞平伯、钟敬文等。因此,中国现代散文,不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创作上看,都开始于周作人之手,又成熟于周作人之手。

一

关于周作人的“美文”概念的具体涵义,大部分研究者都根据《美文》的内容认为,周作人所说的“美文”是指叙事抒情散文,而不包括“批评的,学术性的”散文。如佘树森、钱理群、王得后、马良春等人。但也有人认为周作人的“美文”既包括“记述的、艺术的”散文,也包括“批评的,学术性的”散文,如曹毓生等。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对周作人“美文”概念的理解都有偏颇之处。它们都机械地去理解周作人的散文思想,把周作人的“美文”概念当成是一个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我们只有用发展的眼光,辨证地去理解周作人的散文思想,才能真正明白他所说的“美文”的具体涵义到底指什么。周作人在散文创作上有一个从早期的“浮躁凌厉”到后期的“冲淡平和”的发展过程;其关于“美文”这个概念的思想也同样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现代散文最早出现的品种是“随感录”式的杂文。它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产物。这些“随感录”式的文章,大都形式灵活,短小精悍,个性突出,富有情调。其中以《新青年》“随感录”作者群成就最大,影响最大。这其中主要有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周作人当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写了不少类似的文章。我们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现在把这批文章视为现代散文的第一批成果,但当时的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创作这批散文时,只是为了战斗的需要,并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后来周作人在回忆这个时期自己写的文章时也说:“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目《祖先崇拜》……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的理圆,却没有什么余情。”【1】由此可见,周作人在这个时期即没有从理论上思考过“美文”问题,创作时也没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散文创作的兴起,对理论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必要对文学散文进行文体确认。

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之前,已出现一些符合他的“美文”思想要求的散文,但没有引起理论界的注意。1921年1月,《小说月报》上又发表了冰心的散文《笑》,产生了很大影响。各个学校竞相将其选为课文。同年6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美文》一文。这篇文章标志着周作人开始自觉地进行艺术散文的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也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散文创作开始进入文体自觉时期。紧接着的一批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周作人自己的一批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开始走向成熟。

周作人在《美文》一文中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着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2】因此,在这里,周作人所说的“美文”就是指外国的Essay。虽然他接着又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这只是对比方法的运用,

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什么是Essay,也就是什么是他所说的“美文”。因此,周作人最初的“美文”理论,实际上就是对西方“Essay”概念、特点、写法的译介,对其性质特征进行初步的描述。并没有明确界定“美文”的文体性质。但“美文”概念的提出,为新文学初期所要确立的新的文学规范体系,作出了基础性的理论依据。

二

周作人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五四”时期那种叛逆躁动的时代气氛下的产物。“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在探讨如何建设新型的现代文学时,在迫切偏激的心态下往往对中国古典散文的优秀艺术传统缺乏客观、正确的评价,并给予全盘否定。对西方的文学经验也来不及充分消化和吸收,只是一味地接受、评介和传播。因此,周作人写《美文》的目的就是向中国文学界介绍西方的“Essay”文体,并号召大家进行“美文”创作,以建设中国自己的现代散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作人的散文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并系统起来,成熟起来。1923年,他在《文艺批评杂话》一文中说:“我认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对于某作品的印象与鉴赏……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因为讲到底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在这里,他开始认识到了“批评的,学术性的”文章也可以写成美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还写到:《美文》发表后,“《晨报》第七版不久改成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写文章的人自然多起来了。以后美文的名称虽然未曾通行,事实上这种文章却渐渐发达,很有自成一部门的可能。”显而易见,周作人在这里所说的“杂感短文”,或即指“批评的,学术性的”一类散文,或至少包括了“批评的,学术性的”散文在内。显然,在周作人看来,它们也属于“美文”范畴了。

基于对“美文”的重新认识,周作人当然不再把“美文”仅仅等同于西方的“Essay”了。1926年,周作人在为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所作的序中,有一段关于现代散文的新意见,是他由早期号召新文学家“模范”外国的“Essay”转向复古明清“名士派”散文小品的开端:“我常这样想,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小,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是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3]周作人的这种思想转变,是他对文学及现代散文本质进一步认识的结果。“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是以激烈的反传统身份出现的。他们全盘否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载”文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导致了相当明显的负面效果。而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中对自身弊端较早警觉的一位学者。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者在摧毁旧偶像的同时又树立“新权威”,反对在否定“载道”文学的同时又提倡“遵命”文学。他指出:“遵命文学害处之在己者是做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害处之在于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自由表现。无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也,科举的文诗为害已久,今岂可使其复兴。”[4]为此,他重新寻找现代散文的精神源头,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文学,重点推崇具有批判反抗精神的晚明小品。他在《〈杂拌儿〉跋》中说:“现代的文学——现在是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5]1926年,他在给俞平伯的一封信中又说:“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了一点西洋影响,便也有一种新气息而已。”[1]他的这些思想与他在“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学主张,在内容、旨趣、精神上大相径庭。周作人为什么重新为现代散文寻找精神源头呢?这也是基于他对文学及散文文体本质的进一步认识。他说:“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