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doc
士与中国传统文化(清) 教学课件
第八部分：清 ——大变局中的人生
清代士气之长期低落
• 摧挫士气，抑制绅权——卧碑： • 《清会典》：“明伦堂之左，刊立世祖章
皇帝（顺治）钦定卧碑，晓示生员。” • 概要： • 孝顺父母；立志为忠臣清官；居心忠厚正
直；不可干求官长；凡有官司衙门，不可 轻入；尊敬先生；不许上书言事；不许立 盟结社，不许妄行刊刻文字。
纳兰词
•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 瘦尽灯花又一宵。
• 不知何事萦怀抱，睡也无聊，醉也无聊， 梦也何曾到谢桥。
•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 千帐灯。
•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 无此声。
李泽厚评纳兰词
• 北宋而后，大概还没有词家达到过这种艺 术境界。这种对人生、对生活的厌倦和感 伤，这种百无聊赖、一切乏味的心情意绪， 虽淡犹浓，似轻还重。……尽管富贵荣华， 也难逃沉重的厌倦和空幻。这反映的不正 是由于处在一个没有斗争、没有激情、没 有前景的时代和社会里，处在一个表面繁 荣平静、实际开始颓唐没落的命运哀伤么？
柳诒徽评卧碑之害
• 明季学校中人，结社立盟，其权势往往足 以劫制官吏。清初以卧碑禁止，而后官权 日尊，惟所欲为，为士者一言建白，即以 违制论，无知小民，更不敢自陈其利病矣。 故吾国国无民治，自清始；清之摧挫民治， 自士始。今日束身自好之士，漠视地方利 病不敢一谋公益之事者，其风皆卧碑养成。 论者不察，动以学者不知社会国家之事， 归咎于古代之圣贤，岂知言哉！
鲁迅评《红楼梦》
•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 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 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 玉而已。
•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
中国的“士”与“士文化”
中国的“士”与“士文化汉文化的瑰宝中国的“士”与“士文化” 刘降2004、4-9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大文化景观，那就是“”与“文化”。
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粮食，其结晶则是具有咼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没有传统就没有文化。
文化的传承性昭示我们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
、何者谓士? 古代的“”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
这个阶层非常广袤，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
“士人”尤指古代的读书人。
“士大夫”则泛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和官僚阶层。
i==f 国古代，按士、农、工、商来划分阶层。
历史具有巨大的惯性，新中国的国旗就体现了这古老的传统观念。
五星红旗中的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围绕它的四颗小星就象征士、农、工、商。
国旗法规将之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这“小资产阶级”是知识分子的代词，也就是“士”。
上世纪的五、六年代，他们是社会的末流，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倘若五十年代的反右只触及他们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则毫不客气地触及皮肉乃至性命，以致“”的概念彻底消失，乍提起，还陌生。
家词汇，“士林”茂盛。
如国士、文士、武士、智士、勇士、义士、壮士、志士、谋士、说士、战士、斗士、名士、寒士、隐士、绅士……学位、职称里也有院士、博士、硕士、学士、医士、技士、上烈士乃逝者的最高谥号。
从古到今，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
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
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
教授、专家、学者、作家、企业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它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
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
其风范大致是：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文士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喻义不言利；武士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业道，后来被大和民族窃去；他们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士为知己者死”，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报之，他们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能以身许国，毁家纾难；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士与中国传统文化(秦汉) 教学课件
• 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 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 出入闺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娄年，争 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 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 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之 为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 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 也。
•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 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 其目的是广泛发动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 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 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 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 义?。
•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 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 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 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 记功而还。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 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 入狱。同年死于狱中。
定远候
• 和帝永元七年(95年)，朝廷下诏曰：“往者匈奴 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 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 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 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持其险 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 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超遂 逾鳂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 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 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 将士之雠。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获为 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
•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土与中国文化
摘要土地是地球陆地表面部分及其附属物，是人类和所有生灵生存的空间场所，这神奇的物质却因其过于常见、外表平凡而常被人忽视。
但是生命生生不息的精神却源自土。
土地不仅是人类安身立命之锥，它所代表的生殖力是生命的象征，在远古先民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其实，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已被抽象出来，其生生不息的意蕴早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
从远古先民对土的狂热崇拜到儒家“仁”的思想的提出，从以“礼”为形制的对生命的崇敬到内化于中国人生命之流的生生不息的思想底蕴，无不深刻反映了土生生不息的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
比如，中国古代艺术反映了对生生不息的思想内流的返璞归真，“气韵生动”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与目标，更是中国古典美学显著的审美标尺之一。
艺术中暗含着节奏与律动的音乐感，这就是“韵”，即是生命的精神。
然而土终究也还是平实之物，中国文化中的现世精神则源自土的实在性。
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所以，对土的解读是理解中国文化之谜的又一通经。
以往学术界对于土的研究，多把目光集中在先民对土地（神）的崇拜，并由此衍生出恋土情结及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等方面，而稍有专门探讨关于土与中国思想文化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
所以，本文试图说明文化是热爱生活、敬畏生命的人们张扬人性精神而进行富有生命力的活动，土生生不息的精神给予我们深刻且生动的启发，是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通经，中国人的心灵是钟情于土的。
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强调本根性、生动性和实用性的文化特征。
前言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前人已经著述颇多。
在以往学者对土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总的说来一般都是围绕着土的生殖功能而展开的民间对土的信仰和土地神的崇拜方面的研究，而对于土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还局限在“安土重迁”的层面上。
对于土的文化意义及其背后深刻内涵的渊源虽有提及，但少有从土的生生不息来解读中国文化的专门论述。
关于土的文化意义的研究，学者们多把目光集中在先民对土地（神）的崇拜，对土的理解也只是局限于土的化生万物功能，以及中国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土地崇拜意识，并由此衍生出恋土情结及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在学术界，对“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已是司空见惯，但几乎没有直接以土与中国文化为题的专门论述著作，探寻土与中国思想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只言片语散落于文化通论和汉字研究一类的论著中，重点论述的也大多局限在神话传说中女娲捏土造人、土地原型解析及后世人们对土地神的崇拜这类问题上。
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介绍士（Shì）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概念，涵盖了儒家思想中的绅士、文化人、君子等各种角色。
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推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士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并探索士的价值观如何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
士的定义士这个概念源于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
在儒家思想中，士是指一类具有高尚品德、博学多才的人，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并持有诸多的道德准则和努力追求卓越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包括忠诚、正直、仁爱、谦虚等。
士虽然在社会地位上与官僚有所区别，但他们都扮演着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角色。
士与中国文化士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在中国历史上，士一直是文人墨客、学者和知识精英的代表。
他们通过文学、诗词、书法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价值观和思想。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士阶层的人们常常可以通过举进士科或考取功名来进入官僚体系，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士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博大的学识受到广泛尊敬。
他们不仅是社会道德的楷模，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推动者。
士们在传承经典文化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创造和创新，不断发展和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
士的价值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士的价值观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强调人的修养和道德的觉悟，尊重传统道德准则，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士们注重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推崇人文精神和个体素质的培养。
他们主张仁爱、善良和公正，在社会中倡导公益事业和慈善行为，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他人，推动社会公德的建设。
士的价值观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和研究，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解读，传承和发展了中国的艺术、文学、哲学等领域。
士们的思想和创作对于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代士与中国文化的新变革在近代中国，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士不再是特定阶层的代表，而是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的人群。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
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
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
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
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
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
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
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
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中国历代名士与文化 第一讲 导 论
两宋士风：
圣贤气象：
兼济天下、忧患民生、恪守礼教、修养心性----追求社会群体价值。
三教合流：理学、佛教、老庄 文人参禅学佛，士大夫禅化。 苏轼与佛印禅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左贾右儒 斗方名士、清客与帮闲文人
谢谢观赏
一、士与名士
殷周时期的士
殷周时期“士”的特征：
1、受职业的限制或从属于职业。
2、作为知识的主体没有自立性。
一、士与名士
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士”的变化：
1、作为社会等级的‚士‛逐步解体，其社会角色也 同时发生变化。 2、文武分途，受私学兴起的影响，‚士‛多转从习 文。 3、‚自由‛与‚独立‛。
《新唐书· 儒学传》记柳芳论各地世族曰：‚山东之人 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 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 《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记唐太宗言：‚我今定 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所谓‚人 物冠冕‛，就是既重人物自身的才情风度，又重人的功 名地位。
三、士传统变迁之概貌
二、士阶层的兴起与文化品格：内圣外王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二、士阶层的兴起与文化品格：内圣外王
二、士阶层的兴起与文化品格：内圣外王
三、士传统变迁之概貌
商周时代：士为贵族的最底层 六 艺：礼、乐、射、御、书、数
文武 兼备 之士
武士
侠 儒生、方术之 士、策士等 士大夫
文士
三、士传统变迁之概貌
二、士阶层的兴起与文化品格：士的来源与兴起
二、士阶层的兴起与文化品格：士的文化品格
二、士阶层的兴起与文化品格：谋道与谋食
独立人格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docx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一，全文综述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的资料和古书中剥离他人对这一论题的见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
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 、“士，事也”，他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 “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的士，而非士的原始意义。
而“士即农夫”的说法，恐怕过于古远。
在士的起源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
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的士之起源的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的转化的看法仍需补充。
而后，他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的起源的结论。
综合《孟子》《礼记》及金文中的记述，原本士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和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士与庶人的地位趋于平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人的上升，士的人数也随之大增，导致士阶层的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
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的剧烈政治斗争和封建阶级制度的崩坏的发生，也促成了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的扩大。
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四民杂处”社会的文字，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的成立不是短期形成，而必须以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
士的身份由此被确定在“民”的范畴之内：他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 的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的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仕”。
因而“仕”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的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兴起。
在士的文化渊源上，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的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他的看法进行修正和补充。
由古文记叙可以看出，古代贵族所接受的教育是文武合一的，贵族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
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
而士的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的发展上，余先生认为，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在于社会变迁有关的同时，更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关。
论《士与中国文化》中“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权威资料]
![论《士与中国文化》中“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权威资料]](https://img.taocdn.com/s3/m/5240a98edd88d0d233d46ac3.png)
论《士与中国文化》中“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权威资料]论《士与中国文化》中“士”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摘要】我们从小就听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士志于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等等这样有关“士”的句子。
古代社会，也把人也分为“士、农、工、商”四个不同的阶级。
如果从先秦时期的孔子来看，士这一阶级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可见“其身份地位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
本文将主要从中写道“士”与知识分子的异同着手，分析产生中国独特“士”文化，以及不同的“士”结局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士;知识分子;道;势;中西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不仅谈及了“士”这一群体的来源，发展，性质，精神面貌，还谈及了士所追求的“道”与现实中的“势”之间的关系，对两者不同的处理方法所得到的不同结局。
都对我们今天了解当代的“知识分子“是大有裨益的。
到底什么才是士呢,从概念上来看，中西方的士没有较大的区别，书中明确解释，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
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士这一阶层是有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书中形容为“宗教承当的精神”。
但中国的士(知识分子)与外国的知识分子却有着内在的不同。
我们可以用“超然”和“介入”这两个属性来说明。
简单来讲，超然，即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领土”，去从事自己的事业、文化、专长等等，与社会士保持独立与分隔的。
而介入，是指知识分子在能够“出世”之后又必须“入世”，能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和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2700字)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2700字）我对中国文化中的士一些看法——《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
”“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②①“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因而古代中国的“士”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不大喜欢“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或许是源于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吧。
比如每次回家，我妈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呀，我们家的知识分子回来了！”，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总觉得这无形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不符合知识分子的定义。
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他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知识人”的提法。
我们再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324页）中，“分子”是指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也。
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
因此我个人觉得“分子”这个词带有一定的团体的性质，是一类物的整体；而“人”就可以具有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自由。
中国古代的“士”虽在早期是带有团体性质的贵族阶层，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发展，“士”的界限便不再限于某一固定的阶层了，因而我个人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贴切于对中国文化中“士”的表述。
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9神州文化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杨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余英时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呈现“士”的精神风貌，其中很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很深远的影响。
“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我们要在批判中去去启发当今的知识群体来促进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一、士的起源与演变春秋战国之际，周代封建秩序崩坏，“士”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士”的地位逐步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座，过去那种“有职之人”的“士”成为自由流动的“游士”。
而起于文化秩序崩坏的“哲学的突破”则使原来有职事而无更高的精神凭籍的“士”发展了自己的精神凭籍，即所谓的“道”。
因此，余英时先生用孔子的“士志于道”来概括其基本特征，指出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有的“社会阶层”以“道”自任，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治国、平天下。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上这一传统的认识，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实际上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
但是，对于余先生把“士”当作一个社会阶层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应该用“群体”来代替“阶层”这一说法，“社会阶层”这一说法把“士”这一概念及范围太过局限化，因为“道”的重任虽在“士”的身上，但是它的实现却是社会上人人分内之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纵观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只是文中所提的“士”，草根阶层也大有人在，群众力量功不可没，正所谓“高手在民间”。
二、“士”处在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关于“道”尊于“势”或“势”尊于“道”的争论从未停止。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用一种超越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尤其是儒家之“士”坚持“道”高于“势”，主张用他们的“道”来纲纪世界。
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关于士的故事传世。
士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承载着道德、礼仪、忠诚等价值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往往被视为具有高尚品德和精神修养的人，他们以仁爱、正直、礼貌为准则，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和道德风尚。
士的本质士源于古代中国，是指具有高尚品质和学识修养的人士。
士人具有宽厚、礼贤下士的气度，他们尊重传统，重视教育和修养，追求内心的精神境界。
士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在于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士与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士则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传承者。
士秉持的仁爱、礼仪、忠诚等美德恰恰体现了儒家的核心理念。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士作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承担着传承和弘扬儒家价值观的责任。
士与文化传统士人不仅承载着文化传统的使命，更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他们以经典书籍为指南，追求道德修养和心灵升华，注重修身养性，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
士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实践，将中华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传播给更多的人。
士与当代社会尽管时代在不断变迁，但士的价值观念却是永恒的。
在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士所倡导的仁爱、礼仪、忠诚等美德，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因此，我们仍需要传承和发扬士人的品质和风范，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
结语士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代代相传。
在现代社会，我们仍应当重视士人的价值观念，以之为指引，继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士人的精神风范薪火相传，为构建美好的人类社会而努力奋斗。
以上是对“士与中国文化”主题的一些思考和探讨，希望可以引起更多人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和思考。
愿我们共同努力，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为社会和谐、人类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士，这个代表着中国上千年文化的特殊人群，是最低级的贵族，同样又是最高级的百姓。
放眼世界，欧洲有骑士，日本有武士。
而我们泱泱华夏，有的则是时刻可以为国家或是人民而奋不顾身，抵御强敌的“士”。
说道这个“士”，不是一个单一的，而又可以分为很多种，可以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不顾个人，一心为国的武士，也有可以只身赴汤蹈火，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说退虎狼之师，骂倒奸臣权宦，青史留名的文士；也有一朝金榜题名，则官居太师、手握重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学士；当然，也有在各级官衙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低级官吏。
总之，有一些“士”在古代可以说是费力但未必讨得了好处的一种人，筋疲力竭、客死战场可是时有的事，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看来，这是得不偿失的。
可是在古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去担当这种苦差事呢？关于这是为什么，可要从我们的老祖宗周朝说起。
周朝后期众所周知，战火纷飞、战乱频起。
称王称霸，兼并吞噬，时有发生。
若想要逃避这随时可能亡国灭种的悲戚命运，王道只有一个，那就是知识，而这一切，都掌握在一国之君的手中。
所以那时才会出现君主拜名士为师，屈执弟子之礼的情况，就像史书中曰的那样：“魏文侯师子夏、田子方”“齐宣王拜颜鉫为师”。
国王陛下和大臣们的关系因为有了这一点而降低了，士的地位却由此而升，国王都要放下架子到有才之士的府上求立国之道，这可算得上是古代“士”们的骄傲了。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士大夫们的几句“惊”世之言或许也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吧。
到了宋元明清时，士大夫逐渐转变成了官吏的代名词，一朝金榜题名，就有可能入朝为官，甚至有可能在几年或是几年的摸爬滚打中入阁为相，独揽宫中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时，士大夫们所推崇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就会在心底无尽地迸发出来，极力想把国家改头换面，修葺一新。
但有时候，太注重于干事，而淡化了君臣之间的上下级的关系，臣与臣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有可能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写到的那样：“今天斗，明天斗，终于斗成了万人仇”。
士与中国文化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古代欧洲的知识阶层特点：垄断当时教化权力的特殊阶级，其主要的功能是在为当时流行的世界观提供理论的根据，为当时的政治、社会秩序做辩护士。
典型代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或欧洲中古的僧侣。
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特点：既不具有垄断教化的权力；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没有组织严密的中古教会作后台；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内从事于公平而自由的竞争。
（一）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
（二）“封建”秩序的解体与士阶层的兴起顾颉刚：“士为低级之贵族”。
传统的“封建”秩序到了解体的阶段，“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
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回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
这是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变化的原因：春秋晚期，各国内部的剧烈政争是促使阶级制度崩坏的原因之一；庶人以学术仕进者而上升对传统的“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
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到了春秋晚期后以士从最低层的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三）士的文化渊源严格的说文士并不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他们自有其礼乐诗书的文化渊源。
（四）“哲学的突破”士阶层的发展将始于孔、墨学派的建立，而终于秦代的统一。
“哲学的突破”是指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未曾有的。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1、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2、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3、导致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哲学的突破造成王官之学散为百家的局面。
（五）“士志于道”——兼论“道”的中国特征道的特征：历史性、人间性、强调秩序的安排。
2019-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word版本 (5页)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所得，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修改文字！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深厚，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欢迎阅读!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1】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浏览一遍，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是跳跃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许多启发。
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
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
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
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学生：王瑶作者余英时先生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二位先生，熟知世界历史。
以中国古代的士阶级为入手点，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士与当今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士阶级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联以及中西方知识分子在自我使命之间的差异，进一步阐述士这个特殊的历史阶级在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品味这个阶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的独特的个性魅力。
本书中作者并没有直接论述观点，而是以当时历史文献为依据，用当时的历史情境还原给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作者抓住了士的两个特点。
一、与西方对比，士把“道”当做自己的独特使命，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超越个人而对社会的发展有推动的意义。
二、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阶级士的不同发展历程。
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自己通过史料品味和感受，以史为鉴，更启迪当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治世风骨和入世情怀。
《士与中国文化》以朝代为叙事线索。
首先，追溯士的起源，早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游士，但是当时的士与庶人之间的界限还不明显。
之后，在战国时期，经过激烈的战事，游士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到秦统一前后，士逐渐被统治阶级转换吸收，成为最低级的统治阶级。
到汉代，士又被统治者任命为循吏，旨在教化人民。
士与统治者的关系逐渐加深，西汉末期王莽夺政，主要的支持者就是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但是王莽改革触动了士阶级的利益，导致其失败。
从中可以看出经过两个王朝的发展，士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
到魏晋时期，由于统治黑暗，报国无望，许多知识分子都归隐山林，佯狂而抨世，传承着初秋时期的俳优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
到宋代士大夫更多的参与到了政治生活中，一直到明清王朝灭亡，士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面我主要以魏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士的表现以及社会礼教的变化，表达我对士的看法。
在东汉末期王莽夺政靠的就是当时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士已经从春秋的游士，转变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群体。
士与中国文化
从传统“士”到现代知识人——《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作者：2006-05-30《士与中国文化》初版刊行于1987年。
十五年来我在同一园地中继续做了一些垦荒的尝试，现在趁着再版的机会，选进了论旨最相近的论文四篇，以扩大新版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的眼前。
以下让我先对新版的内容稍作说明，然后再提出一两点通贯性的历史观察，以为读者理解之一助。
新版《士与中国文化》有些什么不同第一至第八篇基本上没有更动，只有第八篇增添一个附录——《士魂商才》，稍有补充。
但初版时我未能亲校一过，误字、遗漏、错简等等触目多有，使我一直对读者怀着愧仄。
这次细读校样，作了一次相当彻底的改正。
费时最多的是所引史料原文的校订；凡是可疑之点，我都重检原书，一一还其本来面目。
初版“自序”是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的观点凸显“士”的中国特色。
十五年后重读一次，我的基本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当时我曾指出，“士”的“明道救世”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
后来我读了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inio Gramsci，1891——1937）的《狱中笔记》，他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现代知识人比之于中古的教士（priest），恰好印证了我的观察（见Selections Fromthe Prison Notebooks，New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9年，331页）。
所以我仍将这篇“自序”保留在新版中。
第九至第十二篇都是1987年以后所写。
第九篇是最新研究所得的一个初步报告。
自1999年以来，我以朱熹为出发点，详细研究了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
全书刚刚脱稿，与本书篇幅相等，不久即将印行。
读者阅过本书所收《概论》之后，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士”与宋代文化的关系，可以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
第十篇《士商互动》可以说是第八篇的一个续篇，更深入地探索了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士”在其中的活动与作用。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一，全文综述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得资料与古书中剥离她人对这一论题得见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
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士,事也”,她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得士,而非士得原始意义。
而“士即农夫”得说法,恐怕过于古远。
在士得起源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
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得士之起源得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得转化得瞧法仍需补充。
而后,她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得起源得结论。
综合《孟子》《礼记》及金文中得记述,原本士就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与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士与庶人得地位趋于平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得下降与下层庶人得上升,士得人数也随之大增,导致士阶层得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
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得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与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得剧烈政治斗争与封建阶级制度得崩坏得发生,也促成了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得扩大。
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四民杂处”社会得文字,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得成立不就是短期形成,而必须以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
士得身份由此被确定在“民”得范畴之内:她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得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得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仕”。
因而“仕”就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得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得兴起。
在士得文化渊源上,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得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得地方,对她得瞧法进行修正与补充。
由古文记叙可以瞧出,古代贵族所接受得教育就是文武合一得,贵族都具有较高得文化教养。
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
而士得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就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得发展上,余先生认为,古代知识阶层得兴起在于社会变迁有关得同时,更与学术思想得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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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古代欧洲的知识阶层特点：垄断当时教化权力的特殊阶级，其主要的功能是在为当时流行的世界观提供理论的根据，为当时的政治、社会秩序做辩护士。
典型代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或欧洲中古的僧侣。
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特点：既不具有垄断教化的权力；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没有组织严密的中古教会作后台；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内从事于公平而自由的竞争。
（一）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
（二）“封建”秩序的解体与士阶层的兴起顾颉刚：“士为低级之贵族”。
传统的“封建”秩序到了解体的阶段，“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
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回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
这是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变化的原因：春秋晚期，各国内部的剧烈政争是促使阶级制度崩坏的原因之一；庶人以学术仕进者而上升对传统的“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
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到了春秋晚期后以士从最低层的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三）士的文化渊源严格的说文士并不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他们自有其礼乐诗书的文化渊源。
（四）“哲学的突破”士阶层的发展将始于孔、墨学派的建立，而终于秦代的统一。
“哲学的突破”是指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未曾有的。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1、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2、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3、导致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哲学的突破造成王官之学散为百家的局面。
（五）“士志于道”——兼论“道”的中国特征道的特征：历史性、人间性、强调秩序的安排。
（六）君主礼贤下的“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的创建——博士制度的创设（七）私门养客与游士的结局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
出现“士族化”和“地主化”。
秦、汉统一的帝国出现，中国知识阶层史上的游士时代随即告终，这是完全不必诧异的。
二、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一)从社会背景来说，“士”从固定的封建身份中获得解放，变成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才能出现于古代中国。
所以“士”虽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来源，我们却不能把古代文献中所有的“士”都单纯的理解为知识分子，以历史断代而言，中国知识分子之形成一自觉的社会集团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正式开始的。
客观条件：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封建制度的解体。
(二)士的阶层不但娴熟礼乐，而且也掌握了一切有关礼乐的古代典籍。
周室东迁以后，这是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的一大关键所在。
(三)儒、墨、道三家与当时的礼乐传统之间的关系而言，儒家可以说是赋予礼乐以哲学的新解，道家追求一个超越礼乐的境界，但墨家则不免于礼乐发生正面的冲突。
(四)“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下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稷下之学的特点：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这些知识界领袖的专职即是各持其道以批评故事。
(五)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第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
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
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
第四，但是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1、“俳优”是指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位分，他们上不属于统治阶级，下不属于被统治阶级；既在社会秩序之内，又复能置身其外。
2、总之由于“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的保证，知识分子不得不走“修身以立道”的内倾路线，最后终于归宿到“心之中又有心”上去了。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级的，而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
以汉代为分界点：以前大传统与小传统互相交流，大传统是由小传统精炼而成的，来源于小传统；汉代以后，大、小传统逐渐趋向分隔，但儒家关于两个传统的关系的看法则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二）汉代的大传统与原始儒教“反求诸己”，即由修身逐步推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富后教”。
（三）循吏观念的变迁（四）循吏教化与汉廷政策循吏具有政治和文化两重功能，吏和师两重身份。
（五）两种吏道观的对照一种是强调以“法律令”为唯一根据的政治秩序；一种是强调兼重“吏”的教化功能，在政治秩序之外还关心到文化秩序。
（六）循吏与文化传播循吏推行教化的确是出于自觉的实践儒家的文化思想——建立礼治或德治的秩序。
张纯明所翻译书籍指出中国循吏的特征：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教育、理讼。
循吏不但逐步把大传统注入中国民间，而且也曾努力将中国的生活方式传播到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因而不断地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
（七）循吏与教条条教在汉代并不是循吏的专利品。
但是就两汉的记载而言，条教终是与循吏的关系较深。
最低限度，少数受儒教熏陶的循吏曾企图运用守令的庞大权力把条教导如“先富后教”的方向，是条教的教名副其实。
（八）总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五、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卒大姓之关系（一）引言两汉开过君臣性质：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
（二）士人数量的激增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对士人数量的增多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士族的形成探源西汉末叶，士人变成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士人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
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
（四）王莽兴亡与士族大姓的关系王莽一方面结交士大夫，另一方面却又打击侵凌小民的豪强势力，这与多数士族大姓的利益相冲突的。
王莽复井田与奴婢之禁，是激起士族大姓反莽的基本原因之一。
（五）两汉之际起兵群雄的社会背景群雄角逐的特点：第一、两汉之际的群雄并起是全国性的，当时中国境内几无处没有豪杰聚众起兵之事；第二、起兵者实以宗室、士族、大姓作主要成分；第三、西北、西南，以及北方之一部分，因人口较稀，士族大姓不多，故起事者不多，而东南诸郡以及中心地区，起事者极多，扰乱最甚。
士族大姓联盟的特点：以自保为最高目标，而无争夺政权之企图。
对于当时称帝的几大集团，没有偏向，而唯一自身之厉害是视。
（六）两汉之际士族大姓的举宗从征（七）宗族的武装自保及其方式筑营壁以防御寇贼外，也集体避难。
（八）亲族之休戚相关士人与其宗族的关系，自武帝以后便日深一日。
整个宗族的祸福相依，无法分开，故族中主要人物的动向势必牵连及于劝阻。
（九）不重单身之士由于宗亲势力的浩大，故光武不甚重视单身的士人。
只有背后附有宗亲势力者才能真正为光武所倚重。
（十）光武集团与士族大姓的一般关系光武集团到处交结士族大姓，以建立根基；彭宠之从光武更显出当时士族大姓有浓厚的地域观念。
自东汉政权稳定以后，光武对于这些武装宗族采取了怀柔与分化并用的政策，直到完全摧毁了他们的力量才肯罢手。
（十一）更始与赤眉败亡之社会背景的分析更始与赤眉的共同点：一、饥民的乌合之众，故领袖人物多出身低微；二、流动性极大，且到处抢掠；三、缺乏良好的组织，故无力统治国家爱这两大集团的影响消极方面，他们的流窜与抢掠既损害了士族大姓的利益；积极方面，他们缺乏文化修养与组织才能，更无法满足新兴的士族大姓阶层之政治要求。
对王莽建立政权的作用：可以除旧，不足以开新。
（十二）略论士族化程度与政治成败的关联更始与赤眉的败亡系于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极端落后，恐犹甚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薄弱。
再就其与十二个各霸一方的士族大姓集团而言，其规模之大小与存在之久暂，既不尽在于经济力量的强弱，亦非地理环境所可完全决定，最主要，还在于文化程度的深浅。
（十三）从士大夫名称之演变看东汉政权的社会背景《史记》中的士大夫，主要是指武人（军官）而言，所以屡见于武将列传。
在东汉政权建立之际，它已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士大夫阶层”之意义，此时不仅限于追随光武起事的少数功臣，而可以在概念上将士族、大姓、官僚、缙绅、豪右、强宗等等不同的社会称号统一起来。
（十四）结语此一借着士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
六、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士之群体自觉类型：地域分化与上层下层分化原因：东汉中叶以前，士大夫之成长过程较为和平，故与其他社会阶层之殊异，至少就其主管自觉言，虽存在而尚不甚显著。
中叶以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之势力日处于激烈争斗之中，士之群体自觉意识遂亦随之而日趋明确。
（二）士之个体自觉个体自觉之外在表现：选举制度，存名享誉，有高名之士必当有异行，人伦鉴识，自我欣赏。
个体自觉之内在表现：1、避世思想2、养生与老庄（老子曰：玄之又玄，虚其心腹。
呼吸，谓咽气养生也。
庄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纳新。
又曰：至人无己也。
）3、经济背景（甚好）4、山水恰情5、文学与艺术（三）汉晋之际新思潮之发展370儒家经术之衰与老庄思想之兴最为汉晋间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
原因：客观方面，汉人通经所以致用，今经学末流既不能施之世务，则其势乃不得不衰，此颜氏之论也；客观方面，一种学术思想之流行除因其具有实用价值外，又必须能满足学者之内心要求。
作者分析儒家经术衰落之主观原因：章句繁琐而导致学衰（章句的繁琐阻碍了学者们求其根本义之趋向）。
变迁：虽思想不出儒家之范围，其舍事象而言原理，则已开魏晋论文之先河。
原因则是士族大姓之内心自觉。
盖自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之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日臻成熟，党锢狱后，士大夫与阉宦阶级相对抗之精神既渐趋消失，其内在团结之意态亦随之松弛，而转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朱子所谓“刚大方直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者，诚是也。
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士风包括两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士”或“士大夫”）的思想；一是他们的行为。
就思想而言，其特色则是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
（一）何谓名教魏晋所谓“名教”乃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
甚至父子之伦超越君臣之伦。
（二）君臣关系的危机一般士人之于皇帝最多只有一种间接的君臣观念，但并不必然有实质的君臣关系。
（三）家族伦理的危机父子、夫妇都超出了礼法的约束范围，亲密都已取代了礼法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