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14

五国可亡史不可亡：
传统史学的文化功能
近代学者章太炎有言“：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必难。
历史的延续与否同国家的兴亡紧紧地联系起来，章太炎不是第
一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人。远的暂且不说，就近代来看，在
章太炎之前就有龚自珍的“尊史”呐喊；与章氏同时，又有刘
师培“史权”的申论；在章氏之后，更有钱穆“断断无一国之
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
者”的论断。把历史知识的价值，提到如此的高度，这在世
界文明史上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最能反映中国人这种历史价值观念的，还是“国可
亡史不可亡（灭）”这一代代相承的命题。如果说“殷鉴”和
“资治”是对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强调；那么，这一命题则
超越了史学的政治功利性和实用性，重在对史学内在价值的发
挥和文化功能的拓展。因此，探讨这一命题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分析其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无疑是史学与
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个根深蒂固的史学观念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国可亡史不可亡”这个命题，是在
章太炎：《太炎别录》。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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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际，才正式提出来的。蒙元灭金后不久，“于书无所不
读”的著名儒臣刘秉忠，就建议元世祖撰修《金史》。他说：
“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
于后世，甚有励也。” 不久，学者王鄂又一次建议元朝当局修
撰《金史》和《辽史》。在一份奏折中，他写道：“古有可亡
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予
夺，待后世而可公故也。” 年，元军攻克南宋都城临安，
指挥攻城的元军统帅董文炳告诫前往受降的翰林学士李槃：
“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
记俱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 差不多同时提出“国亡史
存”这个问题的三人中，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另一个则
是纯粹的学者。因此，这一观念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同
见解。
“国可亡史不可亡”这个命题的正式提出，虽然晚至宋元
之际，但是就像刘秉忠所说的那样，“国灭史存，古之常道”，
既是“古之常道”，则说明这一观念在理论上渊源有自，绝非
一时一地的产物。仔细推究起来，这一命题与一对相辅相承的
古代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渊源互接。
首先，从历史的观念上来说，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国人就
知道历史是一个前后相继、绵延不绝的过程，“古”与“今”，
“来”与“往”，只是时间

坐标上的相对划分，而这一划分之所
①《元史刘秉忠传》。
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九。
③《元史董文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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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过去与现在内在关联、过去对于现
在的价值以及现在对于将来的价值。所以，《论语为政》记
孔子论三代因革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
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
这里，夏、殷都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周是“现在”的
代称，而“百世”则指代未来。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现在
与未来，都不是毫无凭籍的空穴来风，在时间的坐标上已经消
逝的过去，并没有因历史时间的一去不可复返而化为乌有；相
反，现在就是对过去的“损益”，而未来则是对现在的“损
益”，人类就是在这种“损益”的过程之中而发展起来的。因
此，只有“ 藏往”，才能“ 知来”。《易系辞》说：“神以知
来，智以藏往。”所谓“藏往”即是要保存历史的资料。注意
保存历史资料，总结历史经验，才能达到“神”的境界，才有
可能“神以知来” 对未来的准确把握。相反，如果缺乏对
过往历史资料的保存，使过去的一切化为乌有，便无法作出判
断。所以《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之言说：“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征之矣。”既然“藏往”的“文献”才是后人作出判断
的唯一依据，因此，及时记述、不使历史中断或空白，便显得
异常重要了。
其次，与这一古老的历史观念相联系，中国从很早的时代
起便有着及时修史的史学观念。《史记太史公自叙》中所记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言论，可以说是对这一观念最系统、最
详尽的发挥：“太史公（司马谈）执（司马）迁手而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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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
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
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
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
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
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
闻，弗敢阙。’”
在司马氏父子之后，对过往历史进行及时修撰的理念，不
仅是以史笔自任的史家的一种执著的文化追求，而且也是历代
政治家的共同识见。唐武德初年，令狐德棻就向李渊建议：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

，犹有文籍；至周、
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
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
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史文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
见，并请修之。”
就像唐初君臣十分重视对前代历史的及时修撰一样，草莽
出身的朱元璋，也没有背弃这一史学传统。年初，这位
从托钵行乞而入主大统的皇帝告诉人们：“近克元都，得元十
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
废也。”
可见，不论是贵为人主的帝王，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①《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明实录》，洪武朝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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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抑或是以史笔自任的史家（史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
理念：历史是一个前后相续、绵延不绝的过程，历史记载也应
该前后相续、不绝如缕，而绝不可出现“史文放绝”的空白或
“史文不存”的中断。
“国可亡史不可亡”的命题，虽然建立在历史的连续性以
及历史记载的延续性原则之上；但是，这一命题本身所蕴含的
深刻的文化意义，不是简单地从这两个相辅相承的观念之中就
能够得到解释的。要解释这一命题的文化义蕴，还必须从中国
人的价值观念以及实现这种观念的方式入手。
刘知几在其《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夫人寓形天地，
其生也若浮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
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庭之士，远则
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
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纠，伊、周之与
草莽，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曾、闵，但一从物化。坟
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
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
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
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既然人生的最高价值不在于肉体的永生，而在于精神的不
朽，而精神不朽的前提就是通过今生今世的积极进取，建立功
名，从而书名竹帛，万古流芳；故而，史学对中国人而言，就
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且还是一种价值寄托，是一种能超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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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限生命而获得形上不朽的文化凭藉。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价
值寄托，或者说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使人获得超越价值的文化凭
藉，短暂的人生才会具有永久性的意义，来去匆匆的过客才会
汇成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幻
灭

感和虚无感才能得以消除，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在历史的
时间坐标上获得内在的价值关联。这一点正是“国可亡史不可
亡”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观念基础。
“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近人刘师培在《左庵外集》卷八的《古学出于史官论》及
《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两文中，对上古史学的历史文化功能申
述颇详。他说：“史也者，掌一代之学也。??吾观古代之
初，学术铨明，实史之绩。??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
代学术之总汇。”“三代之时，称天而治。天事人事，相为表
里。天人之学，史实系之。”在刘氏看来，“为一代盛衰之所
系”的史，其神圣的使命就是要探讨盛衰兴亡之理“治
道”，而中国古代学术的根本关切，也正在于此。所以，史学
也就成了“学术之总汇”。他的这一立论，由中国思想传统中
“ 治”与“ 学”的相辅相成关系而来。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治”与“学”是一个原本合
而为一、继而一分为二、转而以“学”辅“治”的动态过程。
正像《庄子天下篇》中所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
①详请参阅本书《生发于民族灵魂的深处》一章及雷家骥《两汉至唐初
的历史观念与意识》一书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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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教，系于末度，六
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数度者，旧法传世
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
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没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
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
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天
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为
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
为天下裂。”把上古时代“ 治”“、学”一体的“ 王官”之学散
为百家之言概括为“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篇》作者的观
察是极其敏锐的。稍后，《淮南子俶真训》亦谓：“周室衰
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所谓“列道而议”
亦即“裂”王官之学为天下之学，这与《庄子天下篇》中所
谓“道术将为天下裂”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为上古的“治”、“学”一体而到春秋战国时代“道
术将为天下裂”，故而清代后期的龚自珍认为：“自周而上，
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
谓“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就是说“治”与“学”是相
互一体、融汇贯通的；而“一代

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即
谓为“治”者就是为“学”者，两者合而为一，不分轩轾。
自春秋战国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古代“一代之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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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皆一代王者开之”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于是出现“治”与
“学”的分离，“政统”（治）与“道统”（学）之间，遂产
生了持久而且巨大的紧张力。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紧张力之下，
。以“道”自任的“士”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
以“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开始登上历史舞
台的那一天起，就执著于由“治”而分裂出来的“道”。《论
语里仁》载孔子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
议也。”显而易见，孔子是把“士”当作“道”的自觉的承担
者和发扬者来看待的。同书《泰伯》载孔子弟子曾参言论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把“道”的内涵扩展到以道德伦理为核
心的人间秩序上，原始儒学的这种努力，与中国文化的“人间
性”发展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问题在于，以“道”自任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
是如何把他们孜孜以求的“道”与史学学术联系起来的呢？
这就涉及到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作用问题
了。如前所述，中国文化在经历了“哲学的突破”之后，开始
执著于人间世道的实用理性探求。既然人间世道成为人们关切
的重点所在，则切于人事的历史知识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纵观先秦时代的九流百家之学，无不注重从过往的来程之中探
讨人间世道的渊源流变。正像《淮南子修务训》中所说的那
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
详请参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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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而后能人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可
见，“尊古” 注重历史知识，成为“为道者”创论立说的
共同倾向。
正因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与具体的事历史过
程中的人文事象之间，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故而汉代的刘向
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士”作了与原始儒学不尽相同的
定义“： 辨然（ 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从早先标榜的单
纯的道德人伦秩序，转而侧重于“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这
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文化使命的重要拓展。
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讲，“辨然否”与“通古今”是性质不
同的两个方面，前者重在是非之辨，而后者则注重对历史发展
变迁的把握。但是，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具体进程来看，

两者则
又是一脉相通的，或者最多也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司
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的两句重要言论就是“别是非，明善
恶”。所谓“ 别是非、明善恶”，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因而也就
是刘向所说的“辨然否”。更为重要的是，《春秋》一书的
“别是非、明善恶”，并不是一种逻辑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而
是一种建立在具体历史事实之上的人间秩序的褒贬。所以孔子
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里的
“ 空言”，就是指抽象的“ 义理”，或者叫“ 道”，而“ 行事”则
指代《春秋》一书中所涉及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所以在另外的
场合，孔子又用“义”和“事”来表示“空言”与“行事”之
刘向：《说宛佾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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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系与区别。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
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将这段话与前面的言论
合而观之，则“别是非、明善恶”的“道”或“义”，都离不
开通过观察历史的进程而得到的“古今之道”。因此，“辨然
否之道”与“通古今之道”，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所谓“通古今之道”，就是要从历史的进程之中来“原始
察终，见盛观衰”，从而得出古今治乱之理、盛衰之由、兴亡
之道，而这一切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所要达到的境界。西汉司马
氏父子在撰写《史记》时，就已明确地宣布了这一著史动机：
“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最终“ 成一家之言”。稍
后的荀悦认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
惟训，人惟贤，镜惟明” 。所谓“鉴乎前”，也就是要以史为
鉴。而史之所以为鉴，就在于它具有“达道义”、“章法式”、
。“ 通古今”“、著功勋”和“ 表贤能”的多重功能
正因为人间世道之“道”即蕴含在“古今之变”之中，故而在
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领域，一直有着“尊史”或“尚史”的传统。宋
元之际的胡三省说“：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
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
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在他看来，世间根本就不
存在抽象的“ 道”，只有“ 散于事为之间”的具体的“ 道”，人
间一切世道、品目、人伦、秩序、价值，都存在于历史进程之
荀悦：《申鉴杂言上》。
②荀悦：《汉纪序》。
③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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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随历史的进程而展开。因此，离开“通古今之变”的史
“事为”，“道”便无所依托，“理”也必然遁迹。到了
明代，王世贞更是认为，“夫道散于宇庙间，

奚物而非道？奚
事而非道？史既传而道亦由之传”，因此，他的结论是：
“《诗》、《书》、《易》、《礼》，赖史而义彰” 。王氏“史既传
而道亦由之传”的思想，正是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的滥
觞。直到近代，龚自珍“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
史”之论，都是从这一传统中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