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六一惨案的具体内容

背景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展开，随着内战的升级和加剧，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47年[1]5月20日，京沪苏杭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高举“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增加伙食费及全国教育经费等五项要求，遭国民党军警残暴镇压，重伤31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5月22日，由国立武汉大学发起，武昌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声援南京学生，抗议南京当局暴行。当天清早，武大1700余名学生，列队前往武昌，准备会合各兄弟院校学生渡江到汉口游行并赴武汉行辕请愿。但省政府已下令封闭了所有渡口，于是游行队伍被迫返回到彭刘杨路向省政府请愿。请愿队伍冲进省政府后，占领了除财政厅外其余各厅局办公室，捣毁部分办公室，砸毁蒋介石画像，将财政厅，教育厅的牌子涂改为“刮民厅”“愚民厅”，将漫画，标语贴满墙壁。下午4点，游行队伍返回学校。这引起了武汉当局的极大恐慌。5月28日至31日晚，武大举行反内战、争温饱的时事座谈会和文艺晚会，金克木等知名教师慨然前往讲演，学生也演出了《茶馆小调》、《凯旋》等节目，以巧妙的方式强烈谴责政府发动内战、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径。会上约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定于6月2日举行的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

序曲

5月19日,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届时全国大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此事引起国民政府关切，事前采取防范措施．中共担心此事会暴露地下党实力，另因此活动并非中共发起，所以中共在北平动员学生仅罢课，不游行；但武汉方面未及通知，来不及取消游行．时中共武汉地下党负责人曾惇，吴仲炎回忆地下党计划取消游行，但群众已经发动，来不及取消．因游行势在必行，国民政府武汉警备司令部担心市政府再遭冲击，故采取相应措施，5月28日制定逮捕中共地下党名单，5月31日夜由警卫部队开赴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缉捕中共地下党。

经过

因中共地下党煽动学潮，武汉警备司令部多次举行秘密会议，于5月28日审定了逮捕中共地下党师生的黑名单，31日晚部署了具体行动计划，企图将中共师生头目一网打尽。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纠集第71旅、82旅、宪兵12团、汉口警察总署、武昌警察总署及警备司令部稽查一处的军、警、宪、特两千人分乘8辆汽车，全副武装包围了武

大。一部分兵力在通往学校的要道路口街道口、杨家湾、洪山、农学院、东湖边等地秘密布防，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部分兵力直接包围男、女生宿舍和教员住宅，并在制高点架设机枪、迫击炮。武装军警在蒙着面罩的特务学生何钊带领下，手持黑名单逐室搜捕中共党籍师生，并装上警车准备带走。学生与军警展开说理斗争无效，到早晨6时，天、地、元、黄字斋的学生首先冲出铁门，营救学友。汽车被一百多学生围住，后司机被强行拉下，玻璃和方向盘被砸，车底的油路、电路也被破坏；更有学生抢夺宪兵枪支。突然，一颗信号弹升起.，遍布宿舍周围的军警一起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学生们仆伏在地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顿时，珞珈山上硝烟弥漫，学士路（今樱园路）上弹痕累累。这次惨案中，军警使用了国际上禁止使用的达姆弹，枪杀学生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3人，重伤3人，轻伤16人，逮捕师生员工24人，其中有教授缪朗山（外文系）、朱君允（中文系）、金克木（哲学系）、梁园东（历史系）、刘颖（工学院）等5人，助教1人，高级职员1人，学生17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事后，武汉当局不仅封锁新闻，而且还捏造事实，诬蔑武大学生私藏军火，企图暴动。

黄鸣岗，湖北枝江县江口镇百新里人，历史学系学生，25岁。其时患疟疾卧床，闻枪声而起。被达姆弹射入腋下，倒地痛极呼母而绝。直到入殓时还张着嘴巴和眼睛，后20日被家人迎丧以归。王志德，江苏武进人，土木工程学系一年级学生，19岁。在营救最后一车被捕同学时，因军警突然开枪，伏卧于宇日二斋间石级上，抬头环顾间，即被一弹命中太阳穴，且鼻梁又伤两处，葬校侧张家山之北。陈如丰，台湾台南县新营人，政治学系一年级学生，22岁。其时刚取完水自锅炉房走出，军警开枪时立即退回原处，枪声稍止，他乘机跑回宿舍途中，子弹从左颅骨射入而亡，葬校侧张家山之北。他也是最早来武汉读大学的台湾人。中共声称军警向学生开枪，而时武汉大学调查被害学生发现遇害三名学生均未在现场，而被鸣枪示警之子弹误杀。相反，在现场抢夺砸毁军车的学生并未有伤亡发生。

官方调查

事件发生第二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飞往武汉调查事件。深夜，杭立武连夜前往武大宿舍观看枪弹痕迹，访问受伤学生，并参加全体教授谈话会。最后杭立武起草的调查报告称

当日情形，各方报告大致相同，惟警备司令部声称，曾于事前要求校方交出共党民盟分子，未获结果，但据刘代校长秉麟及负责教职员坚称未有任何书面及口头通知，又警备部称学生有放枪者，但武大学生均称仅有学生数人抢夺一宪兵之枪支，掷入沟中，学生并无持武器者。综合调查所得，深觉此事之严重，实较想象者为甚，执行命令之士兵，既为正规军队，其布置亦系战斗准备，校舍墙壁门窗台阶马路，随处俱有子弹痕迹[5]

因此，杭立武与湖北省主席程潜协商处理办法如下：

1.四日上午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学生和教职工

2.五日惩处直接负责长官胡孝杨，陈书鸿，解洪业，张文堂等四人，拨款两亿元给死伤学生。

最后，国民政府在学生的进一步要求下，由国府主席决定罢免武汉警备司令彭善职务。

汉口市参议会议长张澜川，汉口市总工会理事长张恩泽等联名向行政院陈明经过[6]

六月一日，武汉大学发生不幸事件，起因系由军警奉令前往该校逮捕共党分子，装运三汽车，两车已行，第三车尚停在校门口，正撤去警戒之时，学生数百人蜂拥而出，先将汽车打坏，殴伤宪兵，连长等，劫回二十六人，遂致冲突鸣枪，死学生三人。此案发生，原系执行命令军警未能沉着应付，演成惨案，贻人口实。

国民政府认为武汉当局处置不当，6月9日，蒋中正在中央党部纪念周说明政府处理学潮之方针时，曾认定武汉治安当局以武装军警进入大学为“不恪守政府命令”，“擅自行动”。同日，行政院长张群致电武汉大学教授联合会称，

武汉治安主管，执行失当，指挥无方，致学生竟有伤亡，遗憾至深，轸悼尤切，主席对于负责主管业已明令惩处，至对死伤学生亦经分别抚恤医治，所幸各教授先生领导有方，同学顾全大局，良深赞佩，政府爱护学生，尊重教育，无改初衷，对于负责官吏业已惩办，尚祈共体时艰，恢复学业，是所佞幸[7]

武汉当局接到行政院电报后，回电“传达命令之行辕及警备部主管人事，先曾严密叮嘱军警，在执行任务时，无论遇何阻碍，不得鸣枪，是此案之发生误在执行之军警，即行辕警备部亦非始料所及”。

结果

惨案成为中共武汉地下党向国民政府发动舆论攻势的有力武器，惨案发生当天，武汉市中共地下党组织即派徐远、刘实、陈克东等人到武大了解情况，传达市工委对惨案的处理意见。武大学运核心组织负责人王尔杰、赵萌兰、夏雨亭等根据市工委意见，决定从各进步团体抽出骨干，建立秘密的临时领导机构。此外，以学生自治会出面公开成立“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国立武汉大学六一屠杀惨案处理委员会还印制了《“六一”屠杀惨案真相》，并组织了武汉大学赴京控诉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将惨案真相传遍全国。美国旧金山电台也将惨案真相向全世界播发。

由于中共地下党的宣传鼓动，各界纷纷声援，6月2日，武大学生自治会、教授会和讲助会都分别发表宣言，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并在《全体学生为“六一”屠杀惨案宣言》中提出四项最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