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之道王阳明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

《明史》上的王阳明开篇如此。

中国历史名人繁多，阳明亦不过其一尔。

据说蒋介石游学日本时始知此人，而况平明百姓乎？
然而，王阳明在其祖国中国的地位确乎是尴尬的，即使在历史上也非崇高：清人所纂《明史》中只大多记载其仕途生涯，甚少着墨于其所立之学说，以致此旷世大儒竟未能入选《儒林传》，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然而就哲学而言，王学无疑是华夏瑰宝之一。

如今王阳明作为一代儒家宗师的地位渐无争议；今人研究王学亦愈见多，也愈能发现其魅力。

本文尝试从王学乃至儒家的“内圣”为主线，略窥王学之一斑。

“内圣”的课题——王学背景
“内圣外王”是历代儒生追求的处身立命之根本。

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进一步细解，荀子亦著书阐述修身之道；然而先秦诸儒只是提出了成圣的目标，对于“如何成圣”，却探讨不多。

“如何成圣”，这一既理论又实际的问题搁了近两千年，等到深入探讨已是宋朝了。

宋儒目睹了五代十国之天下纷乱，道教发展与佛教传播，因而更能感同身受孔孟身处的百家争鸣的东周列国，于是也决心扭转“圣道不行”的危局。

朱程理学乃值此背景而生：二程和朱熹都深刻感到，面对道、释的形而上世界观，儒学力不从心，因而便以建立儒家的形而上体系为己任。

朱熹提出了“理气说”来建构“理为世界之根本”的哲学，进而对“如何成圣”之问题，给出了“成圣”要“格物”以穷“天理”的答案。

但宋儒并非独此一家，与理学相对，陆九渊创立了心学。

但陆派之成就未及朱程——心学一脉直到明朝才与理学旗鼓相当，称为“陆王心学”，而这“王”，就是明儒王阳明。

明朝时，朱程理学已被视为儒家的正统，理学俨然代替了儒学成了官方哲学。

王阳明早年曾信格物穷理说，据《传习录》记载，他曾与友人“格”竹子之理，友人格了三天已累倒，自己花了七天亦以失败告终，由此产生动摇；后又“出入佛老”，直到三十七岁时贬官西南贵州，才经“龙场悟道”建立了王派心学。

“内”而入圣——致良知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最重要命题，也由此可见王学与理学的根本不同。

理学认为，“理”系世界、万物之根本，含义甚广，上至伦理纲常，下至花草树木；圣人皆因“穷尽天下之理”而成圣，故入圣必先格物穷理。

对此，有过格竹的失败经历的王阳明批判道，即便成功格物，亦与成圣无干。

他看认为，理学给出的向外界探寻天理的方法不能通向成圣的目标，其关键在于，“天理”在“心”外，而“心”是人做任何事的出发，因此在知“根本天理”与做“圣贤之事”之间横有鸿沟，前者不能导出后者。

对此，阳明心学加以纠正道：“理在心内”。

与理学的“理”相像的是，王学的“心”包罗万有：善恶廉耻孝悌等等无所不包，而且也是超验、“与生俱来”的。

如此一来，理学里向外界“格物穷理”的过程，在王学便成了自我发现的内省的过程，即“致良知”之过程，详述如下：人皆有良知，良知即“心”，“心”包含理；因而，所有的“理”，如“伦理纲常”等，皆已藏心中，无须另外学习。

然而因为在社会中生活长久，良知渐为“私欲”所蒙蔽，因此需要清扫以恢复其本来面目，这就是“致良知”，及成圣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王学区分了“欲”和“私欲”，“欲”是人人共有的，圣人亦有，可面对社会的诱惑时，一部分“欲”被放大而遮蔽了良知，这才是“私欲”，是要予以反对的。

）王阳明引理入心，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心理之辩”的紧张，也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思想。

王阳明称良知人人生而有之，很容易使人想到孟子对“仁义礼智”四端的论述，后者也被王阳明引用作为理论依据。

就修身而言，“恢复良知”对智力的要求不似朱子“格物循理”般苛刻，而且，王学自省的“内径”比起朱学外向的“探索”更可操作，而这一切都使得“入圣”这一儒生苦苦追逐的目标不再神秘，使得“人人皆可成圣”成为可能。

《传习录》记载了一则趣闻：有弟子告诉王阳明“看到满街都是圣人”，王曰，“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静坐的方法和功夫
在明确了由“内”而圣之后，王阳明便更深入地提出了具体的修行方法，即澄默静坐的功夫。

这种静坐在形式上很像禅宗，但于内容却差异极大。

从上文可知，心学的静坐功课专注于去除遮蔽良知的私欲，使心中重新充满良知，达到心如明镜的境界。

因此，这种静坐是积极内省的养生，不似佛教逃避式的“脱离苦海”。

《传习录》记载，一位弟子想来山中静坐，王阳明说，“静坐非为忘却世间之物，静坐同时若能继续顾及世间，则更好。

”
在王阳明看来，处身之事本非复杂，只要顺着自己的良知就行了，世间纷杂因人们良知蒙蔽或不循良知（明知错而故犯）。

而既然良知是天生的，那么遵循它当然可以做到——这里又可以见到孟子辩论“不能”与“不为”之区别的影子。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最“诚”的，也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哪怕是一瞬的歹念，一丝的私欲都会被良知所捕捉到，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人永远不能成功欺骗自己”。

事实上，这也为心学静坐功夫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的依据——遵循良知并非不能做到，只是人们不为也。

知行合一
王阳明对待做功课的态度很能体现其另一个思想，即“知行合一”的观念。

“知”与“行”的先后顺序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朱熹认为必须先“知”天理，才能“行”圣贤之事，“知”先于“行”。

王阳明则认为，“知行”本是合一的，所以不去实践的知识，不能算作知道。

他十分重视“行”的功课，曾对门生说，“若不做功课，我今日之所讲与十年后之所讲在尔听来则全无分别，只有作了功课，才能真正知道我讲的内容。

”
有些弟子质疑其观点，称古人分述“知”“行”可见两者不同，王阳明说，因为世上有人盲目糊涂地做事，又有人光说而不做，而正是因为“知行本一体”，不可废偏，所以古人才分别对症下药。

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意念，行是知的功夫”，他还引用《大学》的“好好色、恶恶臭”来说明: “当你看到美好（行）时，就同时产生了美好的意念（知）。

”
不过严格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才主要针对的是“知先于行”的说法，而从上述他给的例子来看，却可以得出一个在当时颇为奇怪的结论，即“行先于知”。

事实上，王阳明重新定义了传统意义上的“知”和“行”，即“知”只是先验存在的“良知”中被“行”所发现的那部分，因而“行”了多少就等于“知”了多少。

然而，这又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人们是根据什么去“行”的呢？既然“行”是出于某种“意念”，那么这意念又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阳明心学把“行”的含义作了无限拓展，提出“一念一发处皆是行”的论述；而结合之前的“知是行的意念”，我们看到这一自圆其说的做法，不免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并且被清人王船山批评为“销行以归知”（取消了“真正”的行），这些恐怕是王阳明始料未及的。

不过“知行合一”在当时确实使人们意识到“行”的重要性，而尤其对于心学的“成圣”，更是不可或缺。

结语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是王学对儒家和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王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本身亦非寻常。

王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发扬传统儒学的过程，王阳明不接受朱本《大学》，而
自行刊刻古本《大学》，挑战当世权威，堪称中国的马丁•路德。

而其人性格也十分开朗，批评者曰之狂，他却以狂者自乐、自居。

不同于朱熹严肃刻板的形象，王阳明治学严谨却不妨碍其生活支洒脱，这性格也许与他早期出入佛老有关。

作为儒生，王阳明却有惊人的军事才能，是史上不多见的儒将之一。

其人格为后人所效仿（曾国藩、蒋中正），其学说更是深深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家。

对于身处浮躁现代的我辈，若能向阳明一样端坐静中，自省自乐，又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参考资料：
《传习录全译》
巴蜀出版社
《王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述》
杨国荣著生活•读书•知心三联书社
《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
牟宗三著联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