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孝通《生育制度》的批判：基于意义事实和功能的三重视角

关于费孝通《生育制度》的批判

——基于意义、事实与功能的三重视角

高笑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简介：本文首先讨论了费孝通《生育制度》1的价值，提出《生育制度》以社会本位即社会稳定和延续作为出发点，把生育的意义本质定位于满足社会需求的手段，即为了生育的人，并基于此追求生育理论的普适性，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观察了一系列生育事实，进行了功能论的精彩分析。

但由于对人性和社会之本质的思考存在不足，把生育当作了违背人性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工具性手段，导致《生育制度》对生育事实的观察与解释中，一方面存在对有关生育事实的忽略，一方面也存在对事实观察扭曲的情况，其背后隐藏的是对各种生育事实的功能论解释中的逻辑的矛盾和冲突。

与《生育制度》以社会本位作为出发点相反，本文以人性本位即人的无限性需求本质为出发点，把生育定位于满足人的无限性需求的意义本质上进行思考，即为了人的生育，并力图展示由此出发的生育制度研究，不仅能够坚持《生育制度》在理论普适性方面的努力，而且能够更为全面和逻辑的考察各类生育事实，同时还突出的体现在对于当前实际生育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也具有现实力量。

主题词：人性社会性生育婚姻家庭继承中国计划生育

一、导语：社会本位的困境

费孝通是觉悟到了《生育制度》中存在社会本位的困境的。费孝通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生育制度》，早在初版时就被潘光旦先生做了精辟的评价：于好处，“条理的畅达轩豁，剖析的鞭辟入里，万变而不离功能论的立场，章法井然，一气贯串……”；于不好处，恐怕“可能是表面上很完整、内部也很玲珑精致的一大个归根是演绎逻辑的结构，而和现象的比较通体的解释或洞彻的认识大不相干。”2费孝通先生在当时就了解潘先生对他的《生育制度》的评价：“固然不失一家之言，但忽视了生物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所以偏而不全，未能允执其中”3。可是能让费先生认真对待这件事的，大概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这种确实能给人的灵魂以深刻冲击的事件，那时候开始，费先生不仅“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巨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个人生物本性的顽强表现”，“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实体”。4这是在《生育制度》中没能解决的问题。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正文中统一简写为《生育制度》或生育制度。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P285-286。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P339。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P342。

不过，费孝通并没有能够对《生育制度》中社会本位的困境进行批判和清算。因为，人在已成坦途的路上，要想改变一下是何其难啊。所以费先生也坦言“这点理论上的感受，虽则一直潜伏在我的思想里，在我‘文革’后的公开讲话中也有所表述，但是还是不能说已充分落实在后半生的学术工作中。‘见社会不见人’还是我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的主要缺点。”5总之，费孝通先生尽管对《生育制度》的瑕瑜已有所识，但并没有对《生育制度》进行具体反思，比如在“见人”“不见人”的两种思想下，他的《生育制度》到底有哪些观点需要重新检视等。

不仅费孝通自己没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中国目前关于生育制度的研究整体上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纯粹人口学的研究，强调数量和统计的方法与应用，对社会本位和人性本位的问题本来就不感兴趣。而社会学或人口社会学方面，也许是出于对费孝通地位的尊敬，引用费孝通先生及其《生育制度》的多，但对《生育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少，对《生育制度》的社会本位进行深刻研究和批判的几乎没有。这种对《生育制度》社会本位困境的忽视，也许还反映了另外一个现实：人们几乎依然在不知不觉的坚持着社会本位的立场。以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6为例，该书从事实观察的角度讲，极大的凸显了对个体的人的关注。李银河非常赞成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的追求，并在《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2003年版本序言中引以为“研究的真谛和乐趣所在”。从故事或者说生育事实观察的角度讲，如果说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讲述了一个社会强制不爱生育的人们去生育的故事，那么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则讲述了一个社会强制爱好生育的人们不去和减少生育的故事。从李银河讲述的生育故事而言，那本应该对费孝痛《生育制度》中“见社会不见人”的问题构成一个很好的批判，也可由此对《生育制度》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本位的问题形成一个清算。可是实际的情况是，《生育与村落文化》从形式上没有像《生育制度》一样关注人和社会的本性问题，也没有就生育的意义进行专门的探讨，所以我们无以了解李银河就社会本位问题的态度和就生育意义问题的明确的态度。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对《生育与村落文化》关于生育事实的种种评说，得出一个结论，她在根本上依然是社会本位的。正是由于社会本位的基本立场，所以李银河对中国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总体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也许李银河本人对被看作社会本位未必赞成，因为从其学术经历、学术兴趣、学术观点乃至人生观点来看，她似乎是中国学术以人为本的典型。但这也恰是本文想提到的一个重点：要坚持某一种意义和价值追求是何其的难，在中国当下要坚持人性本位的意义和价值追求又何其的难，甚至连李银河这样的以人为本的显学先锋，最终亦难免要最终落入社会本位的窠臼。7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P342

6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7。

7作者注：人本位，不是放弃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需求的关注，恰恰是必须通过有效的高超的解决社会整体需求的能力来实现。所以以人为本，在解决了观念问题后，还需要在实践中能够坚持，否则很轻易的就脱离了本位的立场。相反，我们也不怀疑社会本位的立场能够为人本做出贡献的可能性，因为即使否认人本位的第一价值，社会结构也不得不为了整体的需要而处理好个人的需求力量。但上述，并不能抹杀，在社会本位和人本位的问题上依然有一条清楚的界限需要也许是永久的讨论和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