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孔田:论京杭运河山东运道的开辟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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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998-09-25
作者简介:汪孔田(1941-)男,山东济宁人,济宁师专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第20卷第6期济宁师专学报
1999年12月
Vol.20No.6Journal of Jining Teachers’College Dec 11999
文章编号:1004-1877(1999)06-0078-04
论京杭运河山东运道的开辟与经营
汪孔田
(济宁师专 山东济宁272025)
摘 要
:山东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关键运道,元明清三代王朝全力经营山东运河。山东运河开辟与经营的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水源补给、水量分配、水位平衡、洪水调蓄以及避黄保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保证了大运河的全线畅通,显示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谱写了京杭运河开发史和人类水运史上璀璨辉煌的篇章。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漕运;会通河;引汶济运;水柜蓄泄;避黄保运中图分类号:U61 文献标识码:A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与长城齐名的伟大水利工程,北起北京,南迄杭州,途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全长1747公里,是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大动脉,成为元明清三代王朝的生命线,对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统一,发挥过重大作用。由于京杭运河路线长、地形复杂,在其开辟与经营中遇到了诸如地势高低悬殊、水位不平衡、黄河以北水源不足、汛期洪水调蓄和宣泄、黄运交汇、运道经常淤塞和决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都集中在山东河段。因此,山东运河经营的成败是京杭大运河贯通的关键。自13世纪起,元明清三代都全力经营山东运河,前后兴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成功地解决了水源补给、水量分配、水位平衡、洪水调蓄、保运避黄等重大难题,保证了京杭运河500年全线贯通,谱写了世界航运工程史和中国水利史上光辉的篇章。
一、元代开辟山东运道,贯通京杭
大运河
元代建都大都(北京),地理位置相当优越。但华北地区历经长期战乱,民生凋蔽,而江南地区经六朝和南宋开发,经济相当发达,成为粮食和手工品的主要产区。“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百司庶府
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①
政治中心与
经济中心的两极发展,促进了连结两大中心的大运河的开辟与发展。为了取得江南的财粮,保证物质供应,元朝统治者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全力开通了经由鲁西地区的京杭大运河。
北宋末年黄河南迁,使隋代形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中断。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帅伯颜率师伐宋,访求通向江淮的水道。都水少监郭
守敬也奉命在鲁西地区进行水文和地形勘察测量,认为山东具有沟通南北大运河的优越条件:济宁以南有古泗水运道沟通淮河;临清以北有御河(永济渠)通向天津。济宁至临清间400余里虽为陆路相隔,但鲁中丘陵地区有众多天然河流、湖泊和数量可观的泉源,为开挖山东运河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于是元统治者下决心利用山东汶泗等水道开挖运河,完成经由山东的截弯取直工程。
开挖山东运河是沟通京杭运河最关键的工程。从开挖到通航大致分两个阶段:一是开济宁至须城
(东平安民山)的济州河,二是开安民山至临清的会
通河。
至元十六年(1297年)元灭南宋,全国统一。大都所需大量粮食与物质急需靠水运取之于江淮,开济州河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二月“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者一人,给
宣差印往济州(济宁),定开河夫役”②,并命大名、卫州新附军前往助工。经过一年多的施工,至元二十年(1283年)八月开成济州河。济州河南接泗水,北汇大清河,全长约150里。它起于济宁,中经汶上县的南旺、袁家口至梁山,于须城安民山侧入大清河。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开始整修泗水运道,并从济宁以南至徐州和邳县沿漕河设置纤道、桥梁,派充漕运副使③。自此,“南粮北运”由江入淮,经泗水运道入济州河,并由大清河经利津县转海运以达天津至北京。
开山东运河的第二阶段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7年)。因经由济州河、大清河入海航道受利津海口泥沙淤塞不便通航。南来船只需经济州河改从东阿登陆,陆运200里至临清转御河水运至北京。为了解决东阿至临清陆运困难,元世祖采纳东平路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等人的建议,决定开新河道。“省遣漕副马之贞与源等按视地势,商度用工,于图上可开之状”④,征集民夫3万,并派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主持施工。正月开工,同年六月竣工。这条新开河道南起须城安民山西接济州河,中经东昌(今聊城)至临清入御河,全长250里,中间建闸14座,赐名“会通河”。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挖大都至通州的运道———通惠河工程,同年秋天开工,次年秋天完成,全长164里。自此,由大都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全线沟通。由于取道山东,较隋代大运河运道缩短了1000余里。虽然元代大运河山东河段水源未能彻底解决,航运效益不大,但为明代重修会通河(明代将济州河和会通河统称为会通河),使京杭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打下了基础。
由于会通河流经山东西南丘陵地区,纵坡较大,水源补给和闸坝设置便成为开挖运河成败的关键。从至元二十六年开始建闸,到至正元年(1341年)为止,用52年时间在北至临清南至沽头运道上共建船闸31座。元代在梯级开发运道中是经过全面规划和考虑的。在船闸形式和结构方面基本采用统一标准,船闸布局上也有所安排。在地形变化较大的地方和重要码头都由2至3座船闸(单闸)串联在一起,形成有机组合体。如临清、济宁均由3闸组成,七级、阿城、荆门、金沟、沽头5处由两闸组成。组合闸距一般为2—3里。利用闸与闸自然河段作为大闸厢以容纳较多的船泊,技术不应低估,但设闸布局欠完善。也因全河(会通河)没再完全闸化,不能有效控制水量,加之部分航道难于挖深,故不能保障航道水深。由于运河坡度较大,船闸布局欠妥,故河道能否畅通,关键在于引水济运。元人因循旧法,利用泗水南流入淮,汶水北流汇大清河的自然条件,于宁阳土罡城附近的汶河筑坝遏汶水,作斗门(减水坝),引汶入,向西南流向济宁;又于兖州城东泗水河上筑金口坝拦截泗水,建斗门引泗西去与合流,一并出济宁合流南北以解决运河水源之不足。但分水点位于地势较低的济宁,而济宁以北的南旺有运河“水脊”之称。“元人分水于济宁,亦未审乎地势之宜耳。济宁北高而南下,故水之南行也易,而北行也难……。南水每有余,北水常不足,故南旺每有浅阻”⑤,不能满足南粮北运的需要。史书称“故终元之世,海运未罢”,其原因就在于此。
二、明代重修会通河,全力经营山东运河
元末明初,由于长期战争,黄、淮、运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又黄河决溢,运道淤塞,山东运河受阻。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便开始全面治理会通河。明代采用了“积极导浚,保漕运输”的方针,重修运道,增建闸坝,引水至南旺分流南北,围湖蓄水以调节水量,并对元开运道作了局部改线,以免黄河决溢而淤塞通道,保证了漕运畅通。
黄河与运河之矛盾始终贯穿于运河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大决于河南原武黑羊山,经曹县、郓城两河口,漫安山湖,以致会通河完全淤塞。加之洪武、建文二帝建都南京,政治、经济中心合一,南粮北运未被重视,故会通河废置不用。直至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南粮北运又成当务之急,恢复京杭运河南北运输才成为明朝头等大事。
永乐初,明王朝采纳了济宁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民丁16万余人,全面疏浚会通河。永乐九年(1411年),又征调民工30万,自袁家口(今汶上县袁口)往北到寿张沙湾一段,废弃元代开挖的旧河道,东移运道20里另挖新河。在改线开挖新河的同时,又建南旺分水工程。在汶河下游建戴村坝,引水南旺,分流南北。为了节水通航,“相地置闸,以时蓄泄。”又于运河沿岸建斗门水柜。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所建闸坝全部竣工。从此,运河改走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