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映真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试论陈映真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内容提要陈映真是台湾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曾经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陈映真的早期创作中渗透着鲁迅的生命气息，他把从鲁迅到左翼文艺的新文学道路延伸到台湾文学领域，成为当代台湾左翼文艺的杰出代表。

本文着重探讨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

一新文学传统对台湾文学及陈映真的影响
从‘五四’开始形成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其发轫之初就对台湾文学发生影响。

1949年前，这种影响有两次是比较集中而且深有意义的：第一次是上世纪20年代初以台湾留日学生创办《台湾青年》(1920年创办、1922年改名《台湾》杂志)、《台湾民报》(1923年创办)等杂志鼓吹白话文为标志的文学革命运动，随后出现了张我军、赖和等第一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到了三四十年代，台湾新文学日益发展，通过日语为中介，与中国大陆新文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翻译与介绍，彼此间的影响都是存在的。

第二次是在台湾光复到1949年之间，大批五四新文学中坚跨海赴台，如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等，他们是鲁迅的挚友，是“五四”精神火种的传播者，他们到台湾以后积极投入重建台湾文化的工作，虽然后来因为局势骤变与权力压制，他们的工作未能有所收获，但是作为“五四”一代精英，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所发挥的个人魅力，都是不可能不影响到一大批台湾文学的后来者。

在台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对台湾5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当隐蔽，但决不是不”存在。

譬如说，外省第一代的文学家中，有许多人的知识背景本身就含有新文学基因，如白先勇，聂华苓，余光中，郑愁予、瘂弦、司马中原、朱西宁等作家和诗人，他们的创作里怎么能没有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呢?当他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发表创作并发生影响的时候，“五四”的某些精神传统也悄悄地传播开去，滋润着台湾的文学世界。

在认知五四新文学的多元精神传统对台湾文学产生过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在进一步讨论五四精神对于像陈映真这样一个土生上长、又是在战后反共的意识形态氛围下独立成长起来的台湾知识分子。

发生了怎样的一种精神影响。

陈映真在谈自己的创作资源时强调，第一，他父亲是个牧师，他从小成长在有基督教文化熏陶的环境下，第二，他在年轻时读过鲁迅等新文学作品，这对他以后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当阅读新文学作品感到不满足的时候，他开始阅读了有关共产主义政治的禁书。

第一点我们暂且不论，本文着重讨论第二点，关于陈映真与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究竟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然后再带及第三点。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整掌握陈映论文发表网（）给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真当年究竟读过哪些新文学作品，但无可怀疑的是陈映真在少年时代就对鲁迅的作品有过接触，并且深受影响。

其最早的接触时间，应该是他读中学的50年代初。

那个时候，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新文学作品刚刚采取严禁措施，在这之前，鲁迅和新文学的作品在台湾还是比较流行的，所以，当时民间还有未烧毁的禁书在流传。

假定陈映真所说的都是事实，那么我们可以理解，陈映真在创作上受到鲁迅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除此以外，陈映真虽然多次提到他读过很多新文学作品，具体书目却语焉不详，被反复提到的新文学作家，只有鲁迅、巴金、茅盾，别的作家几乎没有专门提到过(老舍偶尔被提
到)。

从他抱怨阅读新文学作品“有时而穷”的现象来看，陈映真真正受到影响的不会超过鲁迅、茅盾和巴金三家。

这三家正好构成五四新文学传统从鲁迅到左翼进而再超越的先锋文学的精神传统。

三陈映真的创作与从鲁迅到
左翼的新文学传统
陈映真的早期小说凝聚着强烈的、来自鲁迅的生命气息，这些作品在短短一年前后喷薄而出、又是集中发表在同一个文学刊物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讶和关注，但是，创作上的成功并没有使这个大学生陶醉，他心中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除了真理，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美丽的。

那么真理又是什么?本来，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中的青年，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但在陈映真而言，阅读鲁迅就意味着他的面前已经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仿佛是一个盗火者，半是窥探半是幻觉地想象着天火在另一个王国里熊熊燃烧的壮丽景象。

由此摸索下去，他进入的领域已经不属于左翼文艺了(陈映真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知识来源，可能转弯抹角地受到胡秋原的影响，这是关于左翼运动史料的另一版本阐释，并不十分有利于他对大陆左翼文艺运动的官方说法的接受)，陈映真很少提到中国左翼文学对他的影响，而是一步跨越了文艺，接受了一批主要是来自前苏联的政治读物，而与鲁迅的时代知识分子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读物有相当大的差异”。

陈映真在《后街》中所回忆的阅读书单，基本上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随着斯大林在苏联肃反中的错误被清算，以及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屡现不绝的政治运动的恶果，这批以《联共(布)党史》为核心的读物被蒙上了一层权力者的虚伪外衣，早已失去了公信力。

但是这一切与陈映真毫无关系，他孤独地顺着鲁迅向他预示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道路走下去，先驱们决绝地反帝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已经给他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想象，他把这种想象补充到对他来说还是十分虚幻的彼岸的乌托邦王国，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希望。

青年陈映真一步步走上了弥漫着浪漫蒂克的知识分子的左翼道路。

他窃取了略有一点可疑的天上火种，燃烧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脚下这一片土地上的荆棘和自己的血肉。

在现代文学史上，从鲁迅到左翼并不是一条自然而然发展过来的顺畅道路，而是两个先锋运动在对立中达成的政治策略。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是一场先锋运动，它以狂飚突起的形式出现在社会思想领域，以激烈地批判社会与批判传统为先导，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与思想。

这种类似的先锋运论文发表网（）给您提供优质的服务动，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又重复了一遍。

但这一次领导运动的是中共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如瞿秋白等人，他们也是以狂风暴雨的大批判为先导，横扫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开创的新文学成果。

并且把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结合起来，传播了新的西方思想——打上了苏俄印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

左翼文艺运动是整个30年代左翼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连鲁迅也成为他
们的批判对象。

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是由两种力量合作形成的，一种是从党派而来的靠批判“资产阶级”的“五四”为起点的政治左翼力量，另一种是多少继承发扬了“五四”先锋意识的鲁迅左翼力量，这两种左翼力量，在国民党专制体制压迫下的30年代文艺史上很难被清楚地区别开来，即使当事人也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作为一个后来者，又是身处在另外一个地理空间中的青年陈映真，他从读鲁迅而进入左翼政治思想，完全不可能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两种左翼传统，在他看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过渡，由鲁迅自然过渡到左翼，藉此走到了台湾的时代前列。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海峡两岸的演变过程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要确认陈映真的文学史地位，标志性的高度就诞生在这个拐角上：在台湾文学的特殊环境下，五四新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转轨，由后来者陈映真推向了一个高度：纵向发展上，陈映真是赖和、杨逵以来的台湾文学最优秀的左翼继承者，横向发展上，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独特个性的艺术创作，把海峡对岸的鲁迅的生命气息透露出来，他与鲁迅的同构关系中，完成了他对鲁迅小说的呼应，也是向主流在大陆的五四新文学理想的呼应。

陈映真在论述自己的创作时，提到了一个概念：“市镇小知识分子”。

陈映真说，他就是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出于一种中间的地位。

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从社会的上层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当社会的景气阻滞，出路很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着社会的下层沦落。

于是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采飞舞，而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彷徨。

”这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大陆也有相应的类型，指的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浪型知识分子”。

中国现代作家基本上是由两类知识分子构成，一类就是流浪型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岗位型知识分子。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本来在农村属于比较殷实的人家，由于社会急剧地进入现代化转型，把农村小生产者的经济基础连根拔起，于是有一大批农村破落户子弟失去家园，漂流到现代化的都市里讨生活。

流浪，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反抗的起点——他们没有固定工作。

居无定所，流浪在现代都市里一边感受着西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一边过着自身难保的不安定的生活。

身处社会底层，他们能看到社会的不公正和下层人们苦难，处于贫困状态，又使他们特别愿意反抗，愿意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一类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占了大多数，比如，晚年在上海的鲁迅，还有像郭沫若、巴金、丁玲、萧红、萧军、胡风、聂绀弩、艾青、早期的沈从文，等等，另外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属于岗位型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有固定的职业，大学里的教授，书局里的编辑，公司里的职员，等等，有一份薪水，日子过得比较安稳，当然不能成为巨富，但也衣食无忧，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安于平淡的生活方式，就拿起笔来写作。

这样的作家也不在少数。

像周作人、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老舍、曹禺、徐志摩、冯至等等，包括后来的沈从文。

这两类作家，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在文学上发挥的作用、对社会的态度都不一样，流浪型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左翼作家。

因为他们在社会底层流浪，容易持激进的和批判的态度。

鲁迅早年是一位岗位型知识分子。

他既是教育部的官员，北大的讲师，又是著名作家，三笔收入，生活过得很稳定。

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他抛弃这一切，与许广平流浪到南方，在厦门、广东、上海四处奔波，最后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

在上海，他不断地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短文，用稿费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样，鲁迅从一个稳定的、有岗位的社会贤达变成了流浪的、不安定的知识分子，逐漸成为左翼知识分子。

如果他长期在大学里教书，在教育部里工作。

像蔡元培、周作人，胡适，他也可能是另外一个鲁迅。

从五四新文学过渡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大趋势，与中国社会在一个短时间内急剧产生大量的流浪型知识分子群体直接有关，这是乡村经济变动以后带来的社会现代化的后果，也与陈映真所描写的市镇小知识分子沦落有关，陈映真也是这样，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追求真理，发表小说，过安稳日子。

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公司职员等等。

如果那个时候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安安分分地生活，后来的道路可能会是另外一种走法。

但是命运给了他另外的安排。

当他刚刚走上社会，思想开始成熟的时候，他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出狱以后他基本上成为一个流浪型知识分子，他没有固定工作，只是通过写文章，办杂志，做出版，搞社会运动来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

陈映真后期创作风格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明快、雄辩的风格取代了早期创作中的暧昧的伤感，艺术风格的转变的背后。

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最后完成，所以，陈映真的创作道路及其风格的转变，与中国新文学史上许多左翼作家有惊人的一致性。

一个真正的左翼作家，其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现在学术界讨论陈映真的创作，都用“理想主义”这一模糊的概念来解说他的思想。

理想主义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包含了基督教精神、人道主义、乌托邦、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等庞杂元素，这样来分析陈映真当然是可以的，因为一个杰出作家的世界观里总是包含了多元成分，但由此也淹没了作为其世界观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马克思主义。

陈映真一生最主要的信仰还是马克思主义。

他的世界观的成熟和确立，创作风格的转变与更新，都是与接受了马克思论文发表网（）给您提供优质的服务主义学说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陈映真是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既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对他进行完整的理论教育，也没有条件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认真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中获得经验教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然受到条件限制，其中也包含了他自己也不甚清楚的一个彼岸世界，那就是他想象中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

他的早期小说里出现的闪烁其辞的隐喻和幻灭感，似乎是与他对大陆彼岸的想象有关”。

但是随着陈映真的思想越来越成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真正建立以后，他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首先表现为，陈映真建构了独尊的话语立场。

这一风格的变化，早在他人狱以前的创作里已经初露端倪，但是还不成熟。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面对形形色色的台湾思想界的各种潮流、理论和流派，爆发出强大的辩论能量，早期小说里的那种难以言说的自省的叙述风格完全消失了，他在小说里通过人物形象之间冲突交锋，形成了雄辩式的叙事特点。

陈映真早期创作里没有辩论风格，那种伤感忧悒，那种自我怀疑，那种苍白与无力，那种鲁迅式的抉心自食的痛苦，是不可能形成雄辩风格的。

鲁迅到了后期基本上放弃小说而转向杂文写作，也可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风格的内在要求有关。

陈映真把这种雄辩放进了小说创作，比如像《唐倩的喜剧》。

这篇小说描写了上世纪60年代西方两种思潮在台湾的泛滥，一种存在主
义。

一种逻辑主义。

这两种思潮都在西方思想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存在主义思潮，那种彻底的虚无立场，对二战以后的青年人产生过很大的吸引力。

假如不是与马克思主义接轨，陈映真早期的理想主义很可能会促使他走上这样一条特立独行、怀疑一切、我行我素的知识分子道路。

但是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立场就不再是虚无的。

他既然坚信自己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对于别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包括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流派)，就不能不采取毅然决然的否定与批判。

《唐倩的喜剧》的艺术手法，让人联想到茅盾的小说风格。

茅盾也是一个喜欢在小说里描写思想冲突的作家，但他不是直接地描写思想雄辩，而是借助于男女私情的暧昧故事来暗示思想的冲突。

在茅盾的小说画面里，经常性地会出现这样一些场面：一个聪明的女性周旋于多个男性之间，而每个男性以其身份、个性或者言论，各代表了不同的思想或者思潮。

如《蚀》三部曲里的《幻灭》，静女士在大革命的潮起潮落中何以幻灭?要从她的私生活的经历来说明：她的几个男友，有一个信老庄而堕落，还有一个崇拜未来主义，最后投身于战争。

静女士的幻灭表面上在于私情，实则暗示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与浅薄。

茅盾是写这种故事的高手，陈映真的《唐倩的喜剧》的叙述手法非常接近此道，唐倩先后与信仰存在主义的、讲逻辑哲学的、甚至是美国工程技术人员谈恋爱，最后把他们都抛弃了，她投到了美国军火商的怀抱。

什么理论信仰都虚无了。

陈映真对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都采取轻蔑的态度，将之比作是一群被去势的恐惧所折磨的男人，这种比喻是通过唐倩与几个男人的性爱过程获得的：“不久唐倩也发现了：知识分子的性生活里的那种令人恐怖和焦躁不安的非人化的性质，无不是由于深在于他们心灵中的某一种无能和去势的惧怖感所产生的。

”在这篇小说里，作家还没有亮出他心中正确的理论信仰，所以最后只能将健康、活泼、生命力充沛如肥沃土地的唐倩送进了美国军火商的怀抱——在这里，唐倩并不是一个作家所鄙视的形象，恰恰相反，作家对于这样一个丰富饱满、甚至令男人恐惧的女性，是怀有同情的，最多是一种善意讽刺。

如果我们把这个女性形象看作是作家心中的台湾也未必不确切，她毕竟经受了太多的西方思潮的侵犯，使她在抗拒中慢慢地被推向帝国主义的怀抱。

这种以爱情来隐喻政治思想的总体风格，也并非是茅盾或者陈映真独创，而是早期的中国左翼作家是从俄罗斯文学(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小说)里借鉴过来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左翼文学的表述方法，唯有左翼文学才有那么多思想派别需要清算和批判，而作家又不具备直接描述思想辩论的能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所擅长的那样)，这才会用这种比较讨巧的叙述方法。

这是一个典型的讨论思想的艺术创作方法。

在陈映真的创作实践中，这个不成熟阶段很快就过去了。

尤其是经过了监狱生活以后，后期陈映真小说里开始直面社会经济结构，企图以一种成熟的社会经济理论来剖析台湾社会经济，指出“城镇知识分子”在这样经济结构中的出路和命运。

这也是从左翼文学发展而来的叙述方法。

在陈映真的小说里，经常是通过人物辩论来表达社会经济的诸种问题。

这种直言不讳的写作观念”，在陈映真的创作中是非常明显的。

从负面的效果来说，这使他的很多小说叙述变得冗长。

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比如阶级分析，经济分析，认为一切人的活动来自都是来自于经济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从人物的生活质量人手来讨论其行为动机和私人感情，等等。

从这个立场出发进入文学创作，自然有其深刻的一面，但是，麻烦也是有的，文学是表现
人的感情世界，感情是隐秘的，从经济基础转到感情世界，这中间要经过复杂的成因。

文学本来是直接表现人的复杂感情，表现人的具体的命运，如果要把这些表现的内容与其经济原因挂起钩来，要从一个人的经济条件出发，从他的家庭构成出发，阐述其父母来历，其成长经历，等等，一直写到爱爱恨恨，生老病死，势必有一个冗长的叙述。

早在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所赞扬的巴尔扎克、左拉都是这种艺术手法的开创者，后来在世界左翼文学中(如美国的辛克莱、德莱赛等)也是有所发展。

上世纪30年代中国最著名的左翼作家茅盾便使用这种方法创作了《子夜》。

《子夜》也是一部冗长的小说，冗长而且琐碎，以至于茅盾本人都没有耐心按照计划把它完成。

但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贴了经济学的标签，如民族资本家、买办资本家、中小资本家、封建地主、失去了家园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了各种派系的政治势力、以及各种依附于资本家的知识人、帮闲、帮凶等等，甚至还有工人、工会以及背后不同派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等等，如果我们看陈映真出狱不久创作的——标志着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熟阶段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我们不难看到类似的表现方法。

在这四篇系列中短篇小说中，作家描绘了一幢设备现代化、云集了国际跨国集团办公地的大楼里发生的各种故事，我们把四篇小说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作家描绘了一个丰富但并不复杂的社会场景：有跨国集团之间的竞争、也有中国式的职场斗争、各部门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冲突、工会活动、以及企业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等等，可以说也是一部缩小了的《子夜》。

在华盛顿大楼系列里，陈映真的左翼文学的叙述立场相当鲜明，并且出现了正面的力量。

如果我们将《夜行货车》与《唐倩的喜剧》作比较的话。

虽然同样是女主人公周旋于几个男性之间，但《夜行货车》不再是机械地描写思想派别并且给以一概否定，小说中出现了詹奕宏这一本省籍的青年知识分子正面形象，作家暗示詹的父亲曾受白色恐怖的牵连而破产，詹本人作为破落子弟而努力发奋，终于当上了跨国公司的职员，但其深深被积压在心底的伤害与变态的魔鬼式爆发，通过与一个外省籍女子之间的恩怨、正面突出了同为天下沦落人的遭遇及其反抗。

与其早期创作中《将军族》里的绝望与沉沦相反，《夜行货车》写出了两个跨国公司的白领终于在抗议美国老板对中国的侮辱中双双走在一起，他们离开跨国公司打算回到台湾南部的乡村，尝试着走自己的路。

这也是外省籍女子刘小玲与唐倩所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把从唐倩的出走到刘小玲的沉人台湾民间寻求新生，可以看作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陈映真的成熟。

詹奕宏不再是陈映真早期创作中的软弱绝望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形象模糊的传说中的革命先驱和来自彼岸的殉道者，而是一个有着自身来历的台湾籍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形象，这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上的独创。

陈映真作为一个台湾本士作家，他的作品深受台湾知识分子的欢迎，真正的原因可能还不在于他的信仰与立场。

而在于他通过文学创作描绘出作为台湾人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寻求出路的心路历程。

这以后，陈映真继续走在左翼文学道路上，这条道路与他的广泛的社会实践、政治活动都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自我塑造。

陈映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与立场继续在他的创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而言，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已经无法再为陈映真提供什么新鲜的经验，中国大陆在“文革’后诞生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提高，国力的迅速增强，与台湾在70年代经济起飞、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