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传统与创作生命

文人传统与创作生命

刘绪源

“谈话风”一经与中国文人相结合,很快就产生了蓬勃的生命力,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1928年7月末,朱自清在为自己的散文集《背影》写序时,和当年周作人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写序时一样,引用了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评价白话散文的那段著名的话｡胡适是六年前说的,现经六年实践,朱自清发现,新文学各门类中,依然是小品散文发展最快,情景比当初更为喜人:

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22卷(1925)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去年《小说月报》“创刊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善美》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这位“东亚病夫”,就是曾经写过《孽海花》的曾朴,《真善美》杂志即由他与儿子曾虚白共同创办｡这样一位旧文学的风云人物也来关注小品散文的发展,并出语中肯,判断得当,可见这在当时已是一个多么热门的话题｡朱自清转而寻找出现这一盛况的原因:

……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

我们在前文已经作过分析,从东坡､山谷､陆放翁､李易安的文章里,从《报任安书》到《与元九书》,从晚明笔记小品到历代的诗话词话,都能够找到“谈话风”的痕迹,这虽然不是古代散文的正统,但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影响却不可小觑｡毕竟,文人都是有自由表达的愿望,也都有心灵感应和理解力的｡所以,一到新文学运动开场锣鼓敲过,当他们发现,不仅自己较为陌生的新诗､新小说､话剧(他们原先熟悉的诗是格律诗和古风,小说主要是章回体,戏剧则基本就是戏曲)等文学样式可以上场,那信手信口､任意而谈的白话散文竟也能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而且,再加上“五四”自由开放风气的促动,对于人生与世态果真有满腹的话想要说时,散文的发达也就势不可挡,如朱自清所说:“确是绚烂极了｡”

除了文学传统上的原因,当时文坛的“硬件”也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这是“物质”与“精神”的一次极巧妙的配合,也许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作解释吧｡就在周作人发表《美文》后的三个月零四天,《晨报》第七版正式改为“晨报副镌”,这在现代报业史和文学史上都是值得记上一笔的｡孙伏园任编辑,这一刊名据说还是鲁迅起的｡这是现代日报副刊的开端,它立即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园地,鲁迅的《阿Q正传》等都是在这上面发表的｡很快,各地报纸纷纷仿效,《京报》办起了“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办起了“学灯”,《民国日报》则办起了“觉悟”｡它们成了“五四”以后最重要的四大副刊｡上海的《申报》一直有“自由谈”,但内容多为旧文人唱和等,与新文学比较隔膜;到1932年,史量才聘请黎烈文主持“自由谈”,使之面目大变,鲁迅､茅盾等新文学家成为主角,有锋芒有个性的“谈话风”成为主唱,

吸引了大批读者｡这时,天津《大公报》副刊“文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按柯灵先生的说法,上世纪30年代,报纸副刊进入了它的“黄金季”｡副刊是中国报纸的特色,国外的报纸只有专刊,没有副刊;而副刊又是最适合登载“谈话风”散文的｡到这时,真可以说,有报必有副刊,有副刊必有“谈话风”｡朱自清在《背影》序中说了当时刊物的风起云涌,而报纸与刊物的配合,更促成了“谈话风”的盛行｡夏衍作为资深的新文学家和资深的报人,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一个副刊抵得上两个刊物｡”

当然,“谈话风”的盛行,更内在的原因,还是中国文人自身的特性所致｡文人好发议论,中外皆然｡但中国文人,尤其是第一代的新文学家,却自有与众不同处,这也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新传统”｡我们且以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为例(编于1928年),书中不仅收了他的《湖楼小撷》《清河坊》等散文名篇,也收入了不少诗词歌谣,而套曲《归鞭》还附了全套工尺谱,同时还收了书法､摄影等,并收有近似于小说的长篇散文《重过西园码头》｡而在他别的散文集中,还收入学术论文和考据性文字,乃至翻译和“词课示例”等｡看得出,作者编集时是不管外部种种规矩的,而以自己的身心愉快,以完整表达自己的真性情为最高标准｡在新文学初期,作家编集大多是这样的,这与刚刚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有关,狂喜自由的心态时时表现出来,显得天真烂漫,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美感｡但渐渐的,文学内部的分类明晰了,新的规范确立了;作家们的作品也越写越多,可以从容按类别分编不同的集子了｡即便如此,仍有人喜欢把集子编得很杂｡比如刘半农,编定于1934年的《半农杂文》,就收有译文､剧本､中英对照的歌谣､“拟拟曲”等,更无论序跋､短论､发刊词之类了｡知堂的《永日集》里,也收有译文｡其实周作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又何尝中规中矩?他不仅编入了按例不收的“民十五”以后的刘大白等人的文章,也收了吴稚晖两篇放不进新文学里去的短文,还收了废名的几则短篇小说(他认为这更像散文),甚至收了顾颉刚篇幅长到可以单独成书的《古史辨序》｡而郁达夫也许更离谱,他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其中周氏兄弟的散文竟占了十之六七,尤以他所偏爱的知堂散文居多,几乎占了全书近半｡——这样一种以趣味为主的､自由随意的心态和作为,到什么时候真正绝迹了呢?我以为是在1949年｡到这以后,知识分子的尾巴夹紧了,大家都自觉地､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了;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单位,并都以自己的某一个方面(即一技之长,而不再随心所欲地)为社会服务并领取报酬了——俞平伯成了“红学家”或古典文学研究者,沈从文成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周作人成了专职翻译家,废名､施蛰存､金克木等专做大学教授,张爱玲如果不走大概是电影厂的编剧……在这几十年时间里,整个文化界确有一种难言的乏味感,好像缺了灵动滋润的气息｡缺了什么呢?缺的就是“文人”!是那些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没有他们各具个性而又总能启人深思的声音,没有他们种种有益复有趣的看似随意的发挥,没有他们从悠长的文化之水中汲取营养并对今日社会人生的即时感应,整个文化生活竟真的变得机械干枯起来了｡所以,“四人帮”倒台后,复出的作家中,最有魅力,并且魅力最为长久的,不是丁玲､吴强那样的纯作家,也不是蔡仪､孔罗荪那样的纯理论家,而恰恰是俞平伯､沈从文､钱钟书､聂绀弩､施蛰存､柯灵､孙犁､黄苗子､汪曾祺､黄裳､黄永玉､流沙河､曾卓……那样的作家｡我想,在本性上,他们更应称之为文人吧｡

这里所说的“文人”,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即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一旦将他们限制起来,割裂开来,以他们的某一方面的能力来适应某一方面的工作,尽管他们也能做得好,但他们的魅力也便消失殆尽,只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专家了｡文人亦有高低之分,一个不能够成为专家的文人,其价值是极可怀疑的｡而真正的大文化人都是最好的专家,并且往往不是一门的专家｡定庵诗中的“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说的大抵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专家之上的文人”,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能以自身的文化积累与自由心情,打破人为的学科界限,将各种学问乃至一切人类文化成果,尽力打通,复现为有机整体,为完整的个人所用｡于是,他们的自由写作,便能贯通并激活漫长的中外古今文化的积淀,也能使整个社会体验到悠远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