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

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

海南大学毕研韬

摘要：日本舆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其外交政策，并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所以，改造舆论环境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要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就必须大力推进国际政治传播学的建构。

关键词：舆论；外交政策；全球治理；意象；国际政治传播

一、日本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

在回顾美国1935年至1979年间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的变化时，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1发现：

在2/3的情况下（包括对外经济政策问题），公众舆论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政策的变动方向与舆论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此外，政府更愿意

按照公众舆论好恶的方向变动，而不是公众倾向沿着政府政策的方向变动。

笔者在分析近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时也有类似的发现：

例一：日本政府在东海油气资源上的对华政策受到了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公共舆论的深刻影响。覃里雯在“中日海域专属经济区分歧亟需解决”2中写到：

此次矛盾于今年6月初浮出水面，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忽然对中日两国的东海分界线问题以及在其中的油气资源开发进行炒作，……。

6月9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读卖新闻》发表社论，强烈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顾虑太多，因而对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发东海海底资源的举动

反应迟钝”，“有损国家利益”。甚至要求政府彻底修改海洋战略，“毅然决然地

向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在《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的当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和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上对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中国在东海开发“春晓油气田”很可能侵犯了日本的海洋权益，并要求中国方面尽快提供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开采石油天然气的相关数据。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

那么，日本政府对媒体批评的回应是否是日本政府事先策划的呢？覃里雯随后写到：“日本方面对中国油气田的反应更像是迫于媒体压力做出的反应，因为春晓油田开采之前，中国在东海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矿藏开采。”而笔者对来自其他渠道的消息的分析也证实，正是由

1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01

2《经济观察报》2004年7月12日

于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主流媒体的鼓动，“日本政府最终转变了原先不将这个问题作为向中国交涉的正式议题的态度3。”

例二：在日本舆论的操纵下，日本政府决定把“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作为外交议题与中国政府交涉。

据凤凰卫视3月23日消息，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日前在参议院表示，将向中国提出改善历史教育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町村的言论显示他与偏右的日本舆论见解一致。早在亚洲杯足球赛事件发生后，日本偏右为主的传媒就反复强调，中国球迷反日情绪失控是中国这十几年来积极推行“反日教育”造成的。在日本传媒中举足轻重、偏右的“读卖新闻”就曾于社论中以爱国教育产生反日民族主义为题，批判中国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濱本良一、天兒慧在评论中都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这次世界杯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古田博司甚至把矛头直指“東亞傳統思想的構造”，认为日本和东亚之间的不諧和音是“源自從東亞方向傳來的「頑固低音」（Basso Ostinato）4”。

例三：日本政府把民意作为“修宪”的借口。

2004年9月21日，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陈言采访时强调，“现在日本的媒体认为修改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各种民意测验的数据都表明国民希望修改宪法。”

在其他诸如“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闯北者”事件等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上，笔者也注意到日本的媒体态度、公众舆论对其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诱（引）导作用。

二、公共舆论何以能主导外交政策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认为，公众舆论是通过对政府决策者的影响而影响外交政策的。政府内的人们都有其自身利益：保住或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自己的财富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理想。这些和其它利益导致政治领导人寻求社会的支持——也就是说，公共舆论的支持——以便获得对政府的控制权，继续留任，然后实施自己的政策5。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政治合法性的考量：合法性来自选举或/和舆论；为了确保目前施政的合法性和增加未来选举的胜算，政客、政党和政府只能“顺应”民意。

况且，政府决策是建立在对信息（准确地说，是情报）的采集和分析基础上的，而这些由组织或个人建立的信息网事实上不过是信息过滤网，它们常常有意地传递只对他们有利的信息，而不是可能与局势有关的所有信息。一般认为，不同组织的成员，对某一形势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完全取决于局势如何影响（也许威胁）他们的组织6。凡是从经济根源解释政策的种种观点都认为，个人、群体和阶级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观念、态度和好恶是大不相同的。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各自的客观利益以及他们对这些利益的看法。什么是民族利益，

3毕研韬.“中日‘新冷战’”.[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2期，第160页

4[日]内藤康.日本传媒视野中的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

5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9

6同上，229

这些行为主体自然也看法各异7。另外，行为主体的心理环境也会影响其选择范围。有关研究8发现，个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将取决于他或她对刺激因素的看法，而不必取决于刺激因素本身的客观性质。换言之，个人对刺激因素的分析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头脑中既有的意象。无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意象都是过滤器。美英当局在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前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经典的例证。

从更为复杂的系统层面上看，社会的资源给决策者提供了行动的机会，社会的支持则给他们提供了行动的意愿。人力、资源、经济、军事潜力等，如果不能为政府所调动，都是毫无价值的。政府不只是被动地对社会需要和要求做出反映，他们也试图左右并控制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所以，从本质上看，公共舆论往往是一种“复合共鸣”，它反映的是政府决策者、不同利益集团和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精英人物们大致相同的认识和态度。也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舆论操纵政府和政府操纵舆论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话说，舆论环境是媒体和政要联合制造的。

三、在信息时代，控制信息是全球治理的首要任务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强调：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施拉姆也曾指出：“信息在社会控制和社会变革方面的重要性比军队和炸药还要大9。”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信息控制方面制订了极其严格的措施。据美国总审计署估计，从1989年10月1日至1990年3月31日，联邦机构对联邦雇员的10，500篇文章、发言稿等各种文章进行了审查，以便确定这些文章是否“适合”发表。在这六个月的研究过程中，总审计署发现一共有143，531位政府雇员和98，093位合同雇员签了保密协定10。

那么，政府严格控制信息生产和流动的深层机制是什么？符号学的奠基人罗兰•巴尔特提出过一条原理：必须超越一个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在层次之内，我们只能看到组分的关系，而看不出意义；体系本身无法提供解释自己的语言，必须在垂直方向运动才能理解水平延伸层次的“庐山真面目”11。索绪尔在讨论语言演变历史时提出了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范畴：历时性就是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的情况，而共时性就是在某一个时刻该系统的情况。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索绪尔用下棋做例子：系统在某瞬间的情况是由棋子的相互位置关系所决定的，这是共时性；每一步棋都改变这个共时性，使棋局发生历时性的变化12。这意味着，只有考察动态的系统变化才能真正理解眼下“静态”的时局。换句话说，特定的“符码”必须置于具体的“语篇”背景下才会产生一定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是通过控制信息的生产和流通来控制公众对时局或“语篇”的把握，进而决定了公众对特定新闻或事态的意义解读。

由于拥有无可匹敌的传播优势，美国政府对世界局势的解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的认知。对此，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尔批评说：“美国最大的垄断，乃是它垄断了一切

7同上，178

8同上，240

9转引自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2000.274

10转引自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276

11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8

12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