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

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
海南大学毕研韬
摘要：日本舆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其外交政策，并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

所以，改造舆论环境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

笔者认为，要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就必须大力推进国际政治传播学的建构。

关键词：舆论；外交政策；全球治理；意象；国际政治传播
一、日本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
在回顾美国1935年至1979年间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的变化时，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1发现：
在2/3的情况下（包括对外经济政策问题），公众舆论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政策的变动方向与舆论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政府更愿意
按照公众舆论好恶的方向变动，而不是公众倾向沿着政府政策的方向变动。

笔者在分析近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时也有类似的发现：
例一：日本政府在东海油气资源上的对华政策受到了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公共舆论的深刻影响。

覃里雯在“中日海域专属经济区分歧亟需解决”2中写到：
此次矛盾于今年6月初浮出水面，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忽然对中日两国的东海分界线问题以及在其中的油气资源开发进行炒作，……。

6月9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读卖新闻》发表社论，强烈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顾虑太多，因而对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发东海海底资源的举动
反应迟钝”，“有损国家利益”。

甚至要求政府彻底修改海洋战略，“毅然决然地
向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在《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的当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和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上对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中国在东海开发“春晓油气田”很可能侵犯了日本的海洋权益，并要求中国方面尽快提供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开采石油天然气的相关数据。

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

那么，日本政府对媒体批评的回应是否是日本政府事先策划的呢？覃里雯随后写到：“日本方面对中国油气田的反应更像是迫于媒体压力做出的反应，因为春晓油田开采之前，中国在东海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矿藏开采。

”而笔者对来自其他渠道的消息的分析也证实，正是由
1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01
2《经济观察报》2004年7月12日
于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主流媒体的鼓动，“日本政府最终转变了原先不将这个问题作为向中国交涉的正式议题的态度3。

”
例二：在日本舆论的操纵下，日本政府决定把“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作为外交议题与中国政府交涉。

据凤凰卫视3月23日消息，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日前在参议院表示，将向中国提出改善历史教育的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町村的言论显示他与偏右的日本舆论见解一致。

早在亚洲杯足球赛事件发生后，日本偏右为主的传媒就反复强调，中国球迷反日情绪失控是中国这十几年来积极推行“反日教育”造成的。

在日本传媒中举足轻重、偏右的“读卖新闻”就曾于社论中以爱国教育产生反日民族主义为题，批判中国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

濱本良一、天兒慧在评论中都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这次世界杯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古田博司甚至把矛头直指“東亞傳統思想的構造”，认为日本和东亚之间的不諧和音是“源自從東亞方向傳來的「頑固低音」（Basso Ostinato）4”。

例三：日本政府把民意作为“修宪”的借口。

2004年9月21日，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陈言采访时强调，“现在日本的媒体认为修改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各种民意测验的数据都表明国民希望修改宪法。

”
在其他诸如“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闯北者”事件等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上，笔者也注意到日本的媒体态度、公众舆论对其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诱（引）导作用。

二、公共舆论何以能主导外交政策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认为，公众舆论是通过对政府决策者的影响而影响外交政策的。

政府内的人们都有其自身利益：保住或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自己的财富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理想。

这些和其它利益导致政治领导人寻求社会的支持——也就是说，公共舆论的支持——以便获得对政府的控制权，继续留任，然后实施自己的政策5。

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政治合法性的考量：合法性来自选举或/和舆论；为了确保目前施政的合法性和增加未来选举的胜算，政客、政党和政府只能“顺应”民意。

况且，政府决策是建立在对信息（准确地说，是情报）的采集和分析基础上的，而这些由组织或个人建立的信息网事实上不过是信息过滤网，它们常常有意地传递只对他们有利的信息，而不是可能与局势有关的所有信息。

一般认为，不同组织的成员，对某一形势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完全取决于局势如何影响（也许威胁）他们的组织6。

凡是从经济根源解释政策的种种观点都认为，个人、群体和阶级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观念、态度和好恶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各自的客观利益以及他们对这些利益的看法。

什么是民族利益，
3毕研韬.“中日‘新冷战’”.[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2期，第160页
4[日]内藤康.日本传媒视野中的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
5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9
6同上，229
这些行为主体自然也看法各异7。

另外，行为主体的心理环境也会影响其选择范围。

有关研究8发现，个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将取决于他或她对刺激因素的看法，而不必取决于刺激因素本身的客观性质。

换言之，个人对刺激因素的分析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头脑中既有的意象。

无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意象都是过滤器。

美英当局在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前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经典的例证。

从更为复杂的系统层面上看，社会的资源给决策者提供了行动的机会，社会的支持则给他们提供了行动的意愿。

人力、资源、经济、军事潜力等，如果不能为政府所调动，都是毫无价值的。

政府不只是被动地对社会需要和要求做出反映，他们也试图左右并控制社会的需要和要求。

所以，从本质上看，公共舆论往往是一种“复合共鸣”，它反映的是政府决策者、不同利益集团和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精英人物们大致相同的认识和态度。

也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舆论操纵政府和政府操纵舆论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话说，舆论环境是媒体和政要联合制造的。

三、在信息时代，控制信息是全球治理的首要任务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强调：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

施拉姆也曾指出：“信息在社会控制和社会变革方面的重要性比军队和炸药还要大9。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信息控制方面制订了极其严格的措施。

据美国总审计署估计，从1989年10月1日至1990年3月31日，联邦机构对联邦雇员的10，500篇文章、发言稿等各种文章进行了审查，以便确定这些文章是否“适合”发表。

在这六个月的研究过程中，总审计署发现一共有143，531位政府雇员和98，093位合同雇员签了保密协定10。

那么，政府严格控制信息生产和流动的深层机制是什么？符号学的奠基人罗兰•巴尔特提出过一条原理：必须超越一个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在层次之内，我们只能看到组分的关系，而看不出意义；体系本身无法提供解释自己的语言，必须在垂直方向运动才能理解水平延伸层次的“庐山真面目”11。

索绪尔在讨论语言演变历史时提出了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范畴：历时性就是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的情况，而共时性就是在某一个时刻该系统的情况。

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

索绪尔用下棋做例子：系统在某瞬间的情况是由棋子的相互位置关系所决定的，这是共时性；每一步棋都改变这个共时性，使棋局发生历时性的变化12。

这意味着，只有考察动态的系统变化才能真正理解眼下“静态”的时局。

换句话说，特定的“符码”必须置于具体的“语篇”背景下才会产生一定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是通过控制信息的生产和流通来控制公众对时局或“语篇”的把握，进而决定了公众对特定新闻或事态的意义解读。

由于拥有无可匹敌的传播优势，美国政府对世界局势的解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的认知。

对此，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尔批评说：“美国最大的垄断，乃是它垄断了一切
7同上，178
8同上，240
9转引自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2000.274
10转引自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276
11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8
12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22
理由。

”
对于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试图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自我“反省”。

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在接受《外滩世界》记者刘小彪访问时分析说：“中国民众通过中国媒体获得的对日本的认知，与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获得的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着很大差异。

我希望中国媒体能更多地介绍日本在战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以及在此基础上选择的和平与民主的道路。

”2004年9月，日本驻华使馆特命全权公使原田亲仁也提到了中日之间这种信息交流的“不平等性”，他进一步指出：“基于一些片段信息的极端意见在互联网上尤其多，为了应付这种倾向，需要通过媒体培养基于客观事实的综合理解13。

”2004年12月，井出敬二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这样评价两国关系：“为了能使彼此持有好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进行更自由的交流和信息、意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

只在网络上各说各的理没有太大的作用，应该面对面进行交流，听取对方意见，理解对方心情。

还有就是应该相互深入理解对方的文化、社会、制度、历史，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交流，期待着民间的群众性交流向上发展。

”
四、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有升级为军事对抗的危险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行为的特点和影响产生类似的特点和影响。

当他国被视为充满敌意时，在观察者眼里，被视为敌人的国家就以敌意的方式行事（不论他们是否这么做），然后，观察者以敌视还敌视。

这就是国际政治学上的“冲突螺旋”（conflict spiral），它能使小事件升级为战争。

当冲突的双方都持有这种意象时，就出现了“镜子意象的局面”：双方都视对方为恶魔，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14。

目前，中日关系就陷入了这种危险的胶着状态。

亚洲杯事件发生后，日本学者上村幸治发现“出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相互在心中扮演著“受害者”的角色，競相招致對方反感的奇異景觀15”。

同时，我国学者冯昭奎也发现了这种恶性循环16：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中国人民的情绪在特殊事件中爆发出来，比如亚洲杯→日本右翼借此宣传中国人反日，引
起日本国民情绪反弹→得到国民支持的右翼政府又做出刺激中国人民民族感
情的事情→中国公众的情绪再次被刺激，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亚洲杯那样的
事情。

在这一循环中，日本民众看到的只是中国人的“反日”，却无法看到其
真正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对历史问题的操弄。

人类历史证明，一旦出现这种镜子意象就会使冲突持续很长时间，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束它。

随着彼此厌恶情绪的持续发酵，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把双方引向战争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彭光谦少将已经发现了中日之间军事冲突的征兆。

他指出17：
日本在军事上咄咄逼人有如下表现：一、去年东京媒体公开讨论，中日之间发生战争有三种可能性，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能源问题，……，
表明日本已在秘密规划，着手应对中日军事冲突；二、在去年出台的《防卫计
13林楚方、冯亦斐.期待更美好的中日关系.《了望东方周刊》.2004年9月23日
14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44
15 [日]内藤康.日本传媒视野中的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
16赵利根. 把脉中日关系“政冷”困局. /world/2005-03/25/content_2742730.htm
17同上。

划大纲》里，日本第一次公开地将中国列为影响地区安全的因素；三、日美“２
＋２”（双方外长与国防部长）联合声明第一次将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台湾问题
纳入双方共同战略目标；四、日本防卫厅制订西南诸岛防御计划，着手调整兵
力部署，把钓鱼岛纳入防御范围；五、美日之间正在从日本冲绳岛经台湾到菲
律宾方向建立一条海底监视系统，收集中国水面和水底的舰艇活动情况，美日
台已在军事上采取实质性的合作步骤；六、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由日本海上
保安厅来接手管理与维护工作，并扬言下一步在岛上建直升机机场，用于军事
目的，未来还可能将美国拉进来，共同在岛上搞监听站等，使钓鱼岛问题更加
复杂化和军事化；七、在台湾每年举行的汉光演习中，日本与美国准备共同
插手今年的演习，进行作战模拟；八、日本扬言要军事干预东海能源问题；
九、美国在亚太的海、陆、空三军指挥中心正准备向日本东京附近转移，东
京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枢纽和指挥控制中心；十、
日本还准备在日本最南端靠近台湾的下地岛建设反潜基地。

这些动作都是在
为干涉中国台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军事上的较量做准备。

这些表现以前有，但
现在是公开化了，值得我们关注。

俄罗斯军事理论学者把军事冲突划分成6个阶段18：冲突的潜伏阶段、紧张程度尖锐化阶段、冲突行动开始阶段、危机阶段、军事行动阶段、恢复和平阶段。

以此对照彭光谦少将描绘的中日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两国已经进入了军事冲突的第2阶段。

五、改造舆论环境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绝对不可能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这并不是说国家的意图必定是邪恶的或者善意的。

因为国家的意图是无法严格地猜测，而且会不断更改。

”我国的中日问题专家王学东解释说，国家的意图从来都是不确定的，这可以解释为何国际政治中缺少信任而难以合作。

既然国家的意图无法判断，那么，最佳的途径就只能依赖国家的声誉。

王学东的观点提醒我们，要增加中日之间的互信、加强双边合作，就必须大力提升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声誉。

而声誉却是符号运作的结果，是舆论的直接产品之一。

今天，传媒是资讯的主要提供者，是公共舆论的主要发起者和引导者，因为传媒不仅公开“销售事实”，它还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销售观点”。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世人对“现实”的构建是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

笔者认为，改造舆论环境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原因之一是日本舆论能在相当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原因之二是“集团思维”现象和“危险的转移”现象19的存在使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更加复杂，同时带来了更多潜在的危险。

心理学研究发现，小集团能够对其成员产生压力以达到意见一致。

“决策集团之间的成员关系越友好，独立的批评思想被集团思想取代的危险性就越大，这很可能导致对其他集团采取无理性的、不人道的行为。

”学者贾尼斯把这种个人和小集团意见一致的现象称为“集团思维”。

研究还发现，个人对现实和假设局面的反应，比他们在集团中对此的反应较为保守；处在集体背景下，面对同样的局面，个人会采取更加冒险的立场。

这一现象被称作“危险的转移”现象。

这两种现象
18白马. 分析：美制造中国海军威胁论是军事冲突的前奏.《舰船知识》，2005年第4期
19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32
的存在部分解释了前文所说的“冲突的螺旋”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也告诫世人：如果任凭不利舆论恣意发展，扭转局势的成本将会以几何倍数增加（甚至成为不可能）。

包括外交使节在内的决策者早已认识到了加强信息交流的质量和数量是改善舆论环境的唯一选择。

2004年7月20日，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记者魏大方访问时表示：“日中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不同点。

所以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通过交流来促进相互理解。

”之后，他对《了望东方周刊》记者林楚方说：“（民间应）进一步加强交流。

不能光通过因特网来理解对方，而是应该通过真正的面对面的交流进行沟通，这是很必要的。

”这些谈话至少说明日本政府有改变中国对日舆论的愿望和努力。

六、关于进一步提升国际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目前，关于如何看待舆论环境与中日关系的互动性还存在诸多争议。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
一、对日本的舆论环境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

日本的涉华舆论是日本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的反映，所以说，不置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组成的大系统背景下，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涉华舆论的运行规律的。

二、研究日本涉华舆论和政策必须同时考虑中日之间的相关互动，以及第三国舆论对当事国的作用。

从外部环境看，日本的涉华舆论和政策是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各种国际力量博弈的结果。

三、笔者强调改造舆论环境对于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有美国学者认为，国家能力包括任何一种足以用来影响其他行为主体行为的物质力量、才能或品质，比如说影响另一国的认识能力，包括对自己的认识，认为自己能够做什么以及愿意做什么20。

战略专家们特别强调通过影响目标国家对形势的认识、判断和舆论来获得更大的政策利益。

中国的精英阶层必须牢记，中日之间所谓的“战略冲突”是通过主体的意象发挥作用的。

四、笔者并不认为“沟通”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唯一手段。

事实上，笔者在《浅谈国际政治传播学的建构》一文中已经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传媒、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情报）已构成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武器系统21。

政治学家霍尔斯蒂(K.L.Holsti)曾列举了6种国际斗争的不同战术：使用武力、以非暴力方式施加惩罚、以惩罚相威胁（大棒政策）、给予奖赏（胡萝卜政策）、悬赏和劝说，它们可以视为是施加国际影响的一级级阶梯22。

西方国家十分注重研究如何运用媒体阐述和推动外交政策、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并逐步建立了media diplomacy（媒体外交）学说。

一般而言，在国家实力一定的前提下，只有综合使用各种手段才能实现国家影响力的最大化。

五、要正确评价日本媒体和舆论对其涉华政策的影响力。

在何种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日本的媒体态度可以被视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风向标？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由右翼团体编写、扶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合格”后，中、韩、朝等国媒体不约而同进行了抨击。

对此，
20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 世界政治（王玉珍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119
21毕研韬、周永秀. 浅谈国际政治传播学的建构，《青年记者》（理论专刊），2005年6月
22同上，112
日本《读卖新闻》4月6日发表社论，反污亚洲国家的抗议“显然是干涉内政”。

4月7日，《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也发表社论或文章，猛烈抨击中、韩、朝等国的新闻媒体“干涉日本内政”。

日本媒体的反应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继续持强硬立场？我方媒体和舆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双方媒体的继续对立最终会对双边关系产生何等影响？笔者相信，这些亟需解决的课题必将有力推动我国国际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六、影响日本的舆论环境绝非易事，但也不是不可能，关键是确立科学的战略战术。

国际舆论斗争绝不是简单的舆论对抗。

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接近并影响官方智囊、新闻人员和其他意见领袖的策略我们都可以借鉴。

但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尽快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传播学，并以此来指导我国的国际政治传播实践。

这应该是中国的传播学人责无旁贷而又刻不容缓的工作之一。

笔者愿就此请教于各位前辈同仁。

参考书目
白马. 分析：美制造中国海军威胁论是军事冲突的前奏.《舰船知识》2005年第4期
检讨双边安保战略美日改外交手段抑华军力. 2005年01月15日/phoenixtv/72622743014604800/20050115/487350.shtml
美日蓄谋炒作中国威胁东亚再陷不稳定阶段. 2005年02月28日
/phoenixtv/72630439595999232/20050228/510252.shtml
我律师欲发动民众签名抗议日接管钓鱼岛灯塔. 2005年02月22日
/phoenixtv/72623842526232576/20050222/506422.shtml
毕研韬.中日关系：沟通无效？/special/forum/pages1/forum_jp050405c.html
毕研韬.中日“新冷战”.[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2月号
陈言.日本民间和媒体厌华情绪缘何空前高涨.《经济》2005年3月号
陈明珠.“美国大众媒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载蔡帼芬主编《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年10月
李希光、赵心树.媒体的力量.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刘华. 中日关系：问题不在“沟通”.《环球杂志》2005年第7期
赵利根. 把脉中日关系“政冷”困局./world/2005-03/25/content_2742730.htm
赵启正.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世界知识》2004年第5期
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