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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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

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一)

background: 有些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男性作家是不能为女性而写作的。例如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声称：“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1]法国的露丝．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则为上述主张指出了原因：“我永远代替不了一个男人，男人也永远代替不了我。无论他们可以变换什么样的身份，一方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另一方，——他们不具有互换性。”[2]然而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形似乎与这种观点大相径庭：中国的古典诗歌，尤其是唐宋以来的词，有很多作品都是出于男作家之手，却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清人田同之把这种情形归结为“男子而作闺音”。[3]当然，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些作品必然充满着对女性的偏见、歪曲，是男性压迫在文学中的曲折表现。可是上述论断其实是武断的，男女两性之间果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男性作家绝对不能很好地“写妇女”？我们不应该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去演绎这些命题，而应该以文学史实为对象来检验它们。我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女性人物所代拟的那些诗词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从唐人传奇开始，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常常伴随有由作家代拟的诗词作品出现。无论从这些诗词自身的艺术水准还是它们与所属人物性格特征的吻合程度来看，《红楼梦》中的诗词都堪称典范之作。尤其是对后面一点，红学家们是津津乐道的。例如第三十七回写诸人咏海棠事，脂砚斋评曰：“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净。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又评黛玉诗曰：“看他终结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气。”[4]又如近人平子指出：“《红楼梦》之佳处，在处处描摹，恰肖其人。作者又最工诗词，然其中如柳絮、白海棠、菊花诸作，皆恰如小儿女之口吻，将笔墨放平，不肯作过高之语，正是其最佳处。其中丫环作诗，如描写香菱咏月，刻划入神，毫无痕迹，不似《野叟曝言》群妍联吟，便令读者皮肤起粟。”[5]上述评语都着眼于曹雪芹为书中人物代拟诗词时，非常成功地使这些诗词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从而不见代拟之痕迹。正因如此，在读者心目中，那些诗词真是出于书中人物之口，例如清人陈其泰在《红楼梦回评》第七十回中说：“黛玉柳絮词，真为自家写照。”[6]而现代的红学家则干脆以这些诗词作为分析人物性格的直接证据。

[7]我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但是本文要想讨论的则是一个新的问题：《红楼梦》中的诗词，十有八九是曹雪芹代女性人物所拟的，是无可置疑的“男子而作闺音”。如果说贾宝玉的诗词中渗入了曹雪芹本人“秦淮风月忆繁华”的人生经历故而如出其肺腑，[8]那么，男性作家曹雪芹又何以能够为女性人物代拟诗词，且做到宛肖其声口呢？

二

如果只考虑完整的诗、词、曲而不计断句的话，《红楼梦》中写过作品的女性人物共有贾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李纨、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薛宝琴、邢岫烟、李纹、香菱等十余人。应该指出，这些人物的作品并不都具有女性特征，例如贾元春身为贵妃，其诗作也有明显的台阁之气，试看其《题大观园》：“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功夫始筑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第十八回）[9]脂砚斋评曰：“诗却平平，盖彼不长于此也，故只如此。”[10]其实更重要的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元春的身份只能让她写出这种雍容华贵、平板呆滞的诗来，这当然与男性台阁之臣的诗如出一辙。再如李纨和贾探春，一个是恪守

三从四德的寡妇，另一个则是有补天之志的闺秀，当她们奉元春之命题咏大观园景物时，所成之诗也就必然是平常的颂圣之辞，试看李纨的《万象争辉》和探春的《文采风流》二诗，一曰“精妙一时言不尽，果然万物有光辉”，一曰“名园一自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辞意俱俗，毫无个性。无怪乎在脂本《红楼梦》中，这两首诗的所属是与程乙本互相颠倒的。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可以任意置换，充分说明它们是缺乏艺术个性的，更何论什么女性意识？至于香菱的诗，本是初学者的习作，即使是博得众人赞赏的第三首，也不过达到辞意通顺的程度而已，当然难以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此外如邢岫烟、李纹、迎春、惜春等人，书中着笔较少，她们的诗才也不甚高，所以都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林黛玉、薛宝琴、薛宝钗、史湘云四人。她们都是具有灵心慧性的女性，其诗作在艺术上都有较高的造诣。按照她们在本文中的重要程度，我把她们分成三组，现在先看后面两人。

薛宝钗是一个性格中充满了矛盾的人。一方面，她具有过人的才性和学识，也不乏女性特有的敏感。另一方面，她一心一意地遵循封建礼教，主动地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她声称：“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第六十四回）所以她虽然精于诗艺，却常常劝止别的女性作诗。当她自己写诗时，被她视为金科玉律的传统观念就不知不觉地渗入其诗的字里行间，从而阻止她流露出女性意识。例如：

忆菊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

此诗在艺术上相当老成，探春赞之曰：“到底要算蘅芜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染出来了。”（第三十八回）其实全诗句句紧扣“忆”字，语淡情深，堪称佳作。这种平淡、含蓄的诗风与宝钗不喜华艳、其室内“案上止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衾褥也十分朴素”（第四十回）的性格是完全相符的。然而此诗中的字句、意象都是历代咏菊诗中所常见的，它在情感倾向上也符合“哀而不伤”的诗教规范，与以男性为中心的诗歌传统一脉相承。如果说这样的诗中有女性意识的话，那只能是完全遵从男性所设定的价值规范的女性意识，是“三从四德”在文学中的含蓄表现。

史湘云是一个性格豪爽、心地坦率的姑娘，她又出生在一个日益衰落的贵族家庭，按理说是有可能对封建礼教产生怀疑，从而唤醒内心被压抑的女性意识的。然而湘云一向与宝钗交好，把后者视为自己的典范，以至于鹦鹉学舌地以“仕途经济”的一套“混账话”去规劝宝玉（第三十二回），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她冲破封建闺范的可能性。此外，湘云的豪爽性格使她对男女爱情并不十分在意，诚如宝玉在警幻仙子处听到的《乐中悲》所云：“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第五回）这种“假小子”式的性格显然会减弱她意识中的性别特征，因为对于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来说，她们的性别特征主要是通过爱情、婚姻才得以凸现的。于是，湘云的诗词虽然不象宝钗的那般正统，但也缺乏林黛玉诗的“女郎诗”性质。试看第三十七回中三人的同题之作：

咏白海棠

薛宝钗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咏白海棠

林黛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