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教案

主讲莫道才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重点与难点：

1、东汉末期名教的危机，对“天人新义”的寻求。

2、批判思潮兴起，对现实政治文化道德的消解；

3、经学衰微，黄老学说复兴，元气自然论对目的论的消解

（王充《论衡》、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

4、古文经学、诸子学兴起对儒学原典的回归及对官方经学意识的消解。

5、政治动荡，生活不安，社会道德溃败，则士人或隐逸、或以一己之身承担道德价值，抗节者、狂士、名士等涌现，对个人价值、生命的自然意义、美学意义等认识觉醒，对自然关注与崇尚。

6、名理学与谈论、品评人物。崇名核实、精练名理、臣道可责与君道无为。

玄学出现，新统治术，新人生观。自然与名教。

何晏《无为篇》、《论语集解》等，王弼（寿仅二十四岁）《老子注》等，贵无。司马氏代魏后，主张玄学的多为魏党，以在野者出现，竹林七贤以放诞自然反抗名教。裴頠[《崇有论》以为无既为无，就不能生有，始生即自生，名教自有乐地。调和名教与自然，此后向秀、郭向注《庄子》，发挥万物然自生，独化，安命。“理有至分，物有定性”、“小大之殊，各有定分”。玄学进入第二个时期。

玄学的清谈前期为政治，后期为玄谈。东晋之后，士人玄礼双修，以老、庄、易为三玄，又出入佛教，玄学作为思辨更加精致。郭象《庄子注》最后一句话：“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奕乎！”

玄学提供了重视理论的风气，文学理论在此期有飞跃的发展。《晋书陆云传》记陆氏兄弟入洛，过王弼冢，本无玄学，自此谈老庄殊进。”陆机《文赋》受其影响。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思辨方法，使文学艺术摆脱了道德的束缚（嵇康《声无哀乐论》）。

玄学重视人生的意义、个性（风度）、自然，在艺术题材如山水诗、山水画、书法、轶事小说等方面的开拓。沈约《宋书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开馆鸡笼山。立玄学、史学、文学、艺术四学。”

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

重点与难点：

东汉明帝时佛教传至中国，有白马寺。

魏文帝时朱士行出家为僧。

西晋法显西行。

佛教始入中国以法术行世，后译经，以老庄格义释佛义，与中国文化人交流，衍为中国式佛教。汤用彤先生说汉代佛教为“方仙道式”佛教，六朝佛教为“玄学式”佛教。

汉末至魏晋，佛教分禅学与般若两大系统。

前者会中国阴阳五行道家养生之说，后者讲法身，参以中国老子的信仰。后者在晋代以后势力大。

道教由太平清领书到黄巾、五斗米、天师道、上清派、寇之谦新天师道。

佛、道二教对文学中的游仙题材、小说影响很大，佛教对声律说有启发作用。

文人与佛教的关系。

第三节文学的分期

魏晋文学与南北朝文学。

魏晋文学：分为建安时期、正始时期、太康时期、永嘉时期、义熙时期。

南北朝文学：分为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

南朝文学：分为宋、齐、梁、陈文学。

阅读参考书目

魏晋玄学和文学/ 孔繁著 2383/ 12

魏晋玄学论稿/ 汤用彤著 2393/4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 罗宗强著

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 / 李建中著 I206.2/21

魏晋玄学史 / 许抗生等著 B235.05/3

魏晋玄学史 / 余敦康著 B235.05/4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 罗宗强著 I209.35/ 2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 / 郁沅，张明高编选 10(8)16/19,2

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 曹道衡 I206.2/10

魏晋文学

第一节建安文学

重点与难点：

一、文学的自觉时代

1927年9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中指出：“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纂汉而即帝位，他是喜欢文章的。……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此后讲魏晋文学，皆以此为分期标准。但仔细分疏，鲁迅先生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是魏晋，非实指建安时期。其理由也是因为曹丕提出“诗赋欲丽”。

此前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专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曰：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又：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总结此时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有三种：

（一）为赋之作风改变；（二）为五七言诗之昌盛与正式成立；（三）为文学批评态度之鲜明。

二、赋的转变

东汉中后期，归隐、刺世的赋已出现，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汉末的赋由大赋转为小

赋，由铺张扬厉、事形为主、为文造情转为咏物寄兴，情义为主、由情生文、个性突出。赋具

祢衡《鹦鹉赋》、王粲《登楼赋》。

曹丕《论文》曰：“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

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曹植《洛神赋》亦为佳构。

三、诗的昌盛

五言诗体成熟，七言体制也在建构之中。

建安诗人心灵慨悲凉且委婉凄伤，五言最佳。当时的五言诗与乐府同，皆可入调歌唱，其音节音韵之魅力当来自音乐。今从其诗歌所用声调可见其侈陈哀乐之态。曹操《苦寒行》、《薤露》、《蒿里行》皆为汉时挽歌丧曲；曹丕《燕歌行》、曹植《怨歌行》等，皆慷慨任气，志深笔长，至以乐极生悲，感慨生死。

沈约《南齐书文学传论》曰其“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则文辞的自身韵律关亦在其诗中呈现出来。情辞双美，故具风骨（《文心雕龙²风骨》：“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以建安的时代悲歌，具风骨之态，故后为以建安风骨称之。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建安风骨

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

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四、文学批评的兴起

此为文学自觉的标志。

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杨德祖《答临淄侯笺》等。

曹丕《论文》：“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虽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五、文人集团的形成

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际，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东汉末年，北方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等，他们聚集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慷慨任气，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据史书载，铜雀台最盛时台高十丈，台上又建五层楼，离地共27丈。按汉制一尺合现在市尺七寸算，也高达63米。在楼顶又置铜雀高一丈五，舒翼若飞，神态逼真。在台下引漳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

六、三曹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