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南方文坛)

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

邵燕君

中国网络文学的强势发展已经到了不仅打破了主流文坛的一统格局，也逼得学术界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了。笔者甚至大胆地预言，如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很可能将是网络文学。

之所以做出如此大胆的预言，不仅因为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可逆转——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明必须面对印刷文明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因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独具特色——正如伴随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立起来的作协—文学期刊和专业作家的文学机制目前基本已为全世界独有一样，中国网络文学的兴旺蓬勃也是风景这边独好，而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国的畅销书机制和动漫产业远不如欧美日韩成熟发达，使得大众文化消费者一股脑地涌向网络文学，而文化政策管理的相对宽松，也使各种“出位”的内容可以在这里存身，尤其对本身就属于“网络一代”又在价值观上倾向“非主流”的“80后”“90后”群体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伴随社会结构的转型，曾在1950—1970年代以独特方式成功运转、在1980年代焕发巨大生机的主流文学生产机制，进入到新世纪以后，逐渐暴露出严重危机。文学不是在经济社会被正常地边缘化了，而是在一个丧失活力的延续性体制中不正常地圈子化了。无论是作家队伍还是读者队伍都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倾向，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陈代谢能力。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在十几年的发展中已经自生自发出一套写作—分享—评论一体化的生产机制，这套生产机制在资本和新媒体双重爆发力的作用下，正在高速铺设其基础架构，不但建立起一支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覆盖规模上都足与当年“专业-业余”作家队伍匹敌的百万写手大军1，还利用“粉丝经济”2重建了读者与文学的亲密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网络文学完全是在自己打造的营盘上发展起来的，不仅由于是网络这种新媒介形式的出现使得新文学生产机制的生成有了依托可能，也是由于网络作者和读者在文学资源、美学标准和师徒传承等方面都与主流文坛失去了关系，这个断裂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主流文学对网络文学的失控不仅是体制上的脱钩，也是文化领导权上的丧失。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

反思精英标准理解网络文学

1据中国作家协会专门负责与文学网站联系并追踪观察网络文学多年的马季先生的调查研究，“现在全国大约有1万家左右的文学网站和社区，从事各种形式网络写作的人有千万以上，排除了重复注册等因素，经常写作、有签约的作者大概有100万，其中一万到两万人能从中获得经济收益，三千到五千人从事专职写作。专职写作的这部分人收入稳定，月收入少则一两千，多则十万元以上，甚至有个别月收入20万元以上的网络作家。整体来看，专职作者的分布呈梭形，两头小，中间大，月收入三五千的最多”。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能注意到，传统写作者大部分居住在一线、二线城市，而网络写作者分布极其广泛，很多在小县城，甚至边远山区。”马季：《网络写作：意义超越任何一次文学革命——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专家马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25日。

2“粉丝经济”是约翰·费克斯在粉丝文化研究奠基性论文《粉都的文化经济》（收入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生产力和参与性是粉丝的基本特征之一。粉丝的生产力不只局限于新的文本生产，还参与到原始文本的建构之中。以后的粉丝文化研究者也倾向认为，“粉丝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生产—消费一体化，粉丝既是“过度的消费者”，又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者，于是产生了一个新词粉丝“产消者”（Prosumer，由Producer和Comsumer两个单词缩合而成）。

网络文学如此坐大，却一直未得学术界正眼相看。在不少学者看来，网络文学貌似新鲜，实则俗旧——尤其是“全盘类型化”以后，其通俗文学属性几成铁板一块，而且其中一些类型让人明显感觉到黑幕小说、蝴蝶鸳鸯派的气息。这些当年被“新文学”压下去的旧文类，再兴盛似乎也如沉渣泛起，不足为论。

学术界这种评价所依据的标准无疑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建立起来的精英文学标准（或称严肃文学标准），现代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立也与之共生。在学院派内部，这套精英评价体系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今天，面对网络文学的冲击，我们却需要对其前提进行反思。

正如王德威等人近年对从晚清到五四的文学研究显示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确立与当时“德先生”“赛先生”的引进直接相关，背后是对启蒙主义弘扬的科学精神的崇拜。“文以载道”的士大夫传统和“感时忧国”的现实驱动，使五四前辈们化繁为简，弃宽择窄，放弃了自己曾经尝试过的多种文类，选择写实主义为唯一正统3。后来现实主义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新中国”文学体制中被定于一尊。在这里，笔者不想讨论前辈们选择的功过是非，只想说，无论在“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一体化”的“1950—1970”年代，还是1980年代的“新时期”，现实主义手法都成功地实现了其文学功能和被要求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其成功的基础恰在于，当时的社会都坐落在一套明确完整的理想价值体系里（尽管各时期的蓝本不同）。因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功能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何为“客观真实”？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有一套社会整体“上下认同”的“镜与灯”。这“灯”里不仅有乌托邦图景，还要有一套可执行的替代性制度，因此才不但能教育民众认识世界，还能切实地鼓舞人民改造世界：富国强兵、建设“新中国”、与世界接轨——现实主义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巨大社会动员力和凝聚力，是文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确认其严肃文学的价值，并以此贬斥消遣性的通俗文学的资本。

现实主义文学在实现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同时，对于个体读者而言，也具有巨大的精神抚慰功能。它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在一个文学的整体世界里获得了定位、归属，尤其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特别受普通读者欢迎的“成长小说”，它向每一个底层青年许诺，只要勤奋上进，就能在现实社会中以合法（或至少是合情合理）的方式出人头地。这种功能直到1980年代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其中最成功的作品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86年）。4然而，现实主义的路在路遥这里既是顶点也是转折点。199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迁，支持现实主义的价值系统遭受重创，无论是启蒙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甚至中国民间价值观都遭到深层质疑。于是，现实主义向“新写实”转向，“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福贵和用一张贫嘴打造幸福生活的张大民成为“精神胜利”的平民楷模。到了2005年余华出版《兄弟》的时候，代表“时代精神”的是“成功的恶人”李光头，而代表道德良心的宋钢则是在物

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版。

4路遥不但塑造了孙少平这样出身乡土的“当代英雄”，还提供了一套“黄金信仰”：勤劳能致富，好人有好报。这套源于民间的信仰因小说恰创作于1980年代中期农村土地承包的“黄金时期”而有了制度基础，加上路遥以命相抵的真诚，成功打造了一个高度逼真的梦想世界。该书是“新时期”以来在民间流传最广最久的作品，甚至是唯一对网络作家有深切影响的作品，后文推介的《间客》作者猫腻就在该书后记中称“我最爱《平凡的世界》”，是其学习的两大样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