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城市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创意产业发展路

径研究

城市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商超创意经济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它通常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等。此外，还包括旅游、博物馆和美术馆、体育等。[1]

自从英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创意经济”的概念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出了创意立国或以创意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创意产业已经被提到了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战略层面。与此同时，西方理论界也率先掀起了一股研究创意经济的热潮。从研究“创意”(creativity)本身，逐渐延伸到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和生产活动，即“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创意资本”(creative capital)，又拓展到以创意为基本动力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即“创意经

济”(creative economy)，逐渐聚焦在具有创意的人力资本，即“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

创意产业是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方向,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1月9日全国科技大会上发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家战略。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综合实力由“硬实力”与“软实力”共同构成。“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它不同于经济、军事等可以用物质手段衡量的国家实力。约瑟夫?奈首次将国家的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他认为，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四大因素构成硬实力，这是有限的实力，真正具有无限力量的是软实力。其中，自主创新能力，也自然成为了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因素。[2] 创意城市是在创意产业基础上提出的，纵观全球，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创意产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之所以与创意城市联系如此紧密，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后，国家质检乃至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励，想要在竞争中胜出，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创新，“创造力是无法模仿的。创造力也是最高端的宝贵资

源”。因此，基于创造力的城市发展模式符合了当今国际大都市之间的激烈竞争；第二，国际大都市往往土地资源有限，商务成本高，高成本则要求高产出，同时，大都市集中了各种有创造力才华的人才，通过工业、金融、政策扶持，可以将产生附加值高社会财富。鉴于此，创意产业在我国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如何发展创意城市和3T理论模型

2002年，城市便利论的支持者，社会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和爱德华·格里则等人，在研究城市产业变化、人口组成变化以及城市氛围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意城市的3T要素：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3]在“3T”理论模型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想要发展创意经济，就必须要同时具备这三个T，它们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充分条件，3个“T”缺一不可、相互依赖。其中，技术是指工业或商业中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城市经济中产业的高科技含量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城市的本质是人的聚集，城市将最终通过受过高等教育及有创意能力的优秀人才才能得以发展;宽容指一个城市的包容性，城市的包容性是指一个城市不仅能为本地人和外地人提供物质上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让外地人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活环境中，获得深层次的心灵上的舒适感和满足感。创意城市的包容性指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及城市对新创意的容纳程度、接受程度和保护程度。因此，城市要发展创意产业就必须营造适宜创意人才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的高科技手段,催生并聚集更多的创意企业，并为创意阶层创造高度宽容和多样性的城市环境。因为如此, 佛罗里达主张地方政府与其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实行各种减税政策, 不如投入一些资金用于城市便利性的建设, 从而吸引创意阶层, 因为他们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佛罗里达开创性地提出“3T”理论，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同时，此路论的提出基于发达国家地区发展创意城市的成功经验提出，是建立在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都很高的基础上，而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城市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很多配套设施跟不上，制度还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英国学者约翰·霍金斯认为版权、专利、商标和设计等四个产业的总和构成了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发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是由创意产品的

特性所决定的。一是创意产品是创意者智力劳动与情感付出的创造性结晶，具有智力产品的本质属性,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二是大部分的创意产品具有易复制性，创意成果极容易遭到侵害；三是创意产品的消费具有一次性，因此，创意产业只有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交换价值、社会价值和创造价值。首先，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要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和尊重创新及其成果的氛围，为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规范、健康、有序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政策、条例的制定和完善及知识产权服务平台的建立，要在全社会培养创新和保护创新成果的意识，从而吸引、推进创意产业的积聚。其次，相关知识产权部门要对创意人员的创意行为进行良性的引导和激励，促使他们熟悉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内容，加强法律意识，使其在对创意成果主动进行知识产权登记；在侵权发生时，知识产权登记可作为行政救济和司法诉讼的有利证明，同时在知识产权的转让、许可使用活动中成为权威的信誉保证，从而降低风险和信息成本，提高创意产业的效率。最后,政府要旗帜鲜明地打击盗版，宣传反盗版,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切实保护创意企业和创意人员的利益,鼓励创意产品的产生。

从目前中国许多发达城市的情况看，推动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约束并不在硬件基础和经济领域,而在非经济领域，不同城市的创意环境其吸引、聚集创意人才的能力也不同。根据理查德·佛罗里达的“3T”理论，城市要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容的创意环境，这就要求在发展创意产业的城市要特别重视并积极创造一个宽容的城市环境，以提高整个城市的包容度和多样性。理查德·佛罗里达设计了高科技指标、发明指标、波西米亚指标、才能指标等指标，合成为多样性指标，并运用多变量回归分析，验证了城市的多样性吸引创意阶层的假设。多样性可以提高一个城市吸引创意人才的能力。城市多样性提升的标志包括城市人口组成的多元化和城市文化生活的多元化。包容和多样性有利于高科技的集中和成长，一个地方越是具有多样性的文化，对创意阶层就越具有吸引力。因此,在提升城市包容度和多样性方面，城市应该允许和鼓励创意人员的自由流动与汇集；对于各种创意应持极大的宽容、包容态度；倡导健康、成熟的城市公共生活，提高市民的文明友好度；强有力地保护个人权利。

我国创意型城市的发展需要关注三个方面，即有各种创意产业发展的机会，有各种吸引人才的便利设施，有容忍多样性的城市氛围等，这可以对思考上海建设创意型城市带来启迪。

(1)关注吸引创意人才的利便设施

创意型城市的人才环境涉及到城市利便设施的概念。理查德?佛罗里达分析了一个地区吸引创意人才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佛罗里达的假说是，在物质生活已比较丰富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对工资等经济条件的关注降低，但对城市的音乐、艺术等人文环境，对气候、湿度以及绿化等自然环境等城市利便条件的需求会越来越高。确实，美国的许多创意城市，都有比较完善的健身和休闲设施，而且普遍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让创意一族在“紧张”与“放松”、“压力”与“兴奋”的交替中，激发最大的创造热情。哈佛大学的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里则强调了四种城市利便性:①充实的商品市场及服务；②由优美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等形成的良好城市外观；③低犯罪率，良好的学校等公共服务的完备；④便捷的交通及通讯基础设施。格里则指出，即使房租和地价偏高，许多高学历者也希望在旧金山等利便性高的城市居住。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房租与地价的上涨部分反映了人们对城市利便性的需求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价格。城市的各种各样的利便条件会吸引创造阶级，而企业为了能得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也会跟随着创造阶级来到这些城市。所以，地方政府与其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实行各种减税政策，不如投入一些资金用于城市利便性的建设，从而吸引创造阶级，因为他们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当前，与其他国际都市相比，上海城市生活的利便条件还亟需提高。据法新社报道，2005年英国《经济学家》旗下智库“经济学家信息部”(EIU)从全球127个城市中评出全球“最适合生活的城市”。调查指标包括安全性、医疗服务、文化与环境、教育以及基本设施等五大领域的将近40个指标，按各个城市在这些指标领域面对的问题和风险来评分。其中加拿大的温哥华位居榜首，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与天津同列第70位。因此，上海要建设成为创意型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还要继续增强，城市生活质量以及利便设施还有待提高。

(2)加强有利创意产业的三区联动

创意型城市的技术环境，主要是通过企业园区提供各种创意产业发展的机会，兼顾原始创新和引进创新。在创意经济的时代里，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往往是科研力量和创新的集聚地，成为全球或地区创新之源，创造新产品、新技术，引领科技新潮流。创新能力成为一座城市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统计资

料表明，英国首都伦敦，聚集了英国1/4的教育科研机构，吸引了英国40%的风险投资，60%的人从事与教育和科技相关的行业。

目前，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占GDP的比重而言，上海在R&D上的投入上仍然十分不够，反映创新能力的专利竞争力还不强，高新技术产业区主要企业仍以引进为主，自主创新能力还较弱。按照对高技术园区生命周期的一般认识，上海高新区总体上已经完成了发展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全面启动的阶段。在这一突破性的历史时期，上海高新区功能的提高已经无法单单依靠引进外来技术进行标准化产品生产，需要建立起一个园区各参与主体(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政府)有效互动的创新网络环境，以建设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和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为抓手，强化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要通过大学园区、企业园区、公共社区的三区联动，实现由注入式发展(依靠大量投资，实现外延扩张)向自协调发展(依靠结构合理、实现内涵发展)的转变，从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创意型城市的技术环境。

(3)发展有更大包容性的城市社区

城市的宽容环境，主要是建设能容忍多样性的体制条件的包容社区，例如国际市民住宅区。目前，作为“民族大熔炉”的纽约，有近800万人口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民族，其中犹太人有200万左右，非洲裔黑人有200万人左右，华人也有60多万。关于国际大都市中外籍人口的比例，国际上存在着5%、8%、15%和20%等四种不同的说法。以最低的5%计算，1000万人口的城市必须拥有50万常住外籍人口。上海在人口的国际性和多样性上面还有相当长的道路需要走。

同时，建立宽松、有序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很重要。理查德?佛罗里达曾经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在最富于创意活力的地区，也是科技研发人员和文化艺术人才都能各得其所的地方。在许多创意城市里，似乎集中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严谨而认真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等，充满了科学思维的认真精神；而另一种是地地道道的“波西米亚人”，包括艺术家、文化人、传媒工作者、各种自由职业者等，充满了异想天开的创造和想象。其中还包括了各种各样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信息。因为恰恰是这多种人才和文化背景的整合，带来了人文与科学、严谨与浪漫、理念与操作的碰撞，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头脑风暴，这就需要创意城市具有

更为和谐宽容的氛围。此外，不但要建立制度上的信任，而且要有广义上的信任，也就是政府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一视同仁，政府对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平等信任，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广泛信任。

综上所述，要使城市成为一个宽容失败的城市，让各种创意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城市社会的资源，不但要向海内外的人才开放，而且要向周边地区的人才开放。不但要承认高学历的常规人才，而且也要对缺乏高学历和高资历的人才给予非常规的宽容和鼓励。

[1]郭辉勤《创意经济学》 2007.

[2]约瑟夫?奈 Joseph Nye 《谁与争锋》 1990.

[3] 理查德·佛罗里达 Florida R.《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 2002.